推薦序
流亡者的書架 / 吳介民
專制統治善於製造「流亡作家」。余杰在海外的知名度，一部份「歸功於」中國專制者及其鎮壓機器。流亡一點也不浪漫，而是生死交關、時時提心吊膽，考驗著一個人的真誠與膽識。余杰在《我無罪：劉曉波傳》中，重現天安門鎮壓前後，以劉曉波為敘事主軸的歷史現場。六月三日深夜至翌日凌晨，解放軍血腥「清場」之後，劉曉波短暫避居使館區的「外交公寓」，這幾天，他有機會進入使館尋求庇護；但是，六月六日這天，他做了相反的選擇，決定一個人騎自行車回家。
兩個小時後，劉曉波被捕。在大馬路上，他被一輛麵包車撞倒，幾個大漢揪住他，塞住他嘴巴，蒙上他的眼睛，然後架他上車。劉曉波被劫持的那一剎那，心頭湧上無法控制的恐懼，有十五分鐘都在發抖：「要把我拉到哪裡去？會不會拉到一個沒人的地方，把我就地處決？」
劉曉波沒有被處決，但是被北京當局定性為六四反抗運動的「黑手」，送進秦城監獄，也結束他短短幾天的逃亡生活。
余杰與劉曉波結緣十多年，成為摯友與工作夥伴。這段同志情誼，預告了余杰的流亡。早在二十多歲研究生階段，余杰就以《冰與火》一書成名，他的抗議精神早已種下日後顛簸生活的種子（也是他信仰基督宗教的種子吧）。2012年夏天，在迪化街的「小藝埕」，聽他回憶與國保特務周旋的過程，被酷刑虐待至休克，掙扎於一段「與死亡擦肩而過的黑暗歲月」。於是，有了出亡的決定。
余杰生動描繪口吃的劉曉波，怎麼看都不像對群眾有煽動力。「口吃」經常與羞澀、深思、謀略等特質呼應。巧合的是，余杰也口吃。的確，聽余杰講話，感受他靦腆、不擅社交的性格，讓急躁的人也靜了下來。那天他在小藝埕，談話經常停頓，陷入深思模樣，然後理一理眼神，似乎鼓足了氣，從停頓處延續他的故事。「口吃」呈現了一種特殊形態的流亡，約束了他脫口而出、咄咄逼人的衝動；這種不得不「緩慢」的心理質地，聯繫了余杰與劉曉波的關係。
說話的余杰顛躓於口吃，寫作的余杰卻行文流暢，是講故事的能手。
余杰，與許多身處當代中國政經脈絡的反抗者一樣，是個「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在中國一般被歸類為「右派」，因為他們對抗「左派」政權。實際上，那個名為「共產黨」的統治集團，早已走向「官僚國家資本主義」，這種結合國族主義與國家資本的政體，並非兩百多年來，以「人的解放」為本的社會主義運動下的「左」。
在中國，左與右的位移糾結，使左右之區辨成為泥塘。
因此，在「非典左翼」統治下，劉曉波與余杰們，不得不向「右」擺盪。然則，此「右」不是極端右翼之右（那是國族∕種族主義者），而是追尋「個體自由」之右，用以對照「集體主義」之左。中國在集體主義的「黨文化」橫掃之下，整個社會的個體自由被徹底犧牲。文革末期，一九七五年的《憲法》十三條寫著：「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受黨國機器驅策的鳴、放、辯論與大字報，乃是所謂的「四大自由」，明明是國家由上而下發動的政治運動，卻說是人民創造的革命新形式。
以人民為名的專制政治。這套國家強加人民頭上的、詭異的「集體主義自由論」，使社會趨向混淆、逃避、謊言、否定、暴烈、解體。在那個時代，多少優異而炙熱的心靈，成為「毛主席的狗腿子」，成為暴力加害者。
一九七八年之後，「極左」被糾正了，但是由壟斷資本主宰的市場專制，仍在享用集體主義之黨文化。從劉曉波們到余杰們這兩個世代的「右派」，依舊艱辛地抗拒著「左」的政治文化。他們在霧霾遮掩、面目模糊的社會景觀中，尋找個體性、創造個體性，甚至是以宗教信仰的熱切，在拯救個體性。
召喚個體之回返——這一條線索，可以解釋劉曉波之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反抗精神，也可深入余杰的流亡書寫。（可以說，余杰自從2003年受洗為基督徒之後，就蛻變為自己祖國土地上的流亡書寫者了。）
余杰勤奮讀書寫作，加上快筆，發表了超過千萬字的文章。我沒有精力窮盡如此巨量的創作，但一翻開《劉曉波傳》就被吸引，徹夜捧讀，引領我進入一個歷史行動者的世界。而這本《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是余杰的「讀書筆記」，從其評論的書單，可見他的多聞、博學、誠與重。這五十本書，都是近年出版，除了發行於1978年的《龔楚將軍回憶錄》。
這份書單，出自精心刻意的挑選，是余杰所言「通向自由的五十本書」。作者無意針對每本書進行摘要復述，而是「借題發揮」。貫穿全書，旨在表達一個中心理念：如何從「毛主義的遺害」中，解放中國人的個體自由。
本書共五卷，各有主題，若容我下標題，如下：
卷一：從「紅色枷鎖」中掙脫而出
卷二：對獨裁權術（或詐術）的近身體察
卷三：對「民國人」的浪漫追憶
卷四：來自境外的當代中國考察（其中部分是田野研究及參與觀察，而台灣人的著作佔了三部）
卷五：再評價毛澤東，或徹底否定毛澤東
（這樣的歸類有助於讀者掌握本書軸線，也會因簡要而產生若干誤導，畢竟所有分類架構只是方便之計。）
藉著這本書，作者把自己揭露出來，如同羅蘭．巴特在《明室》中所謂：「為刺點舉例可說是獻出我自己來。」這五十本書，陳列於余杰的案牘，實乃「流亡者書架」之展示，我揣想，以作者信仰之誠篤，文藝心靈之敏銳，他可能在書房中安置著基督受難的十字架，在深夜閱讀思索，遙想其祖國大地的清寂心境中，聆聽著巴哈的馬太受難曲。
那麼，或許（我的私心期待）他會同意我的閱讀：本書中對於中共之「法西斯」惡行的重複指摘稍顯急切，畢竟，那樣的惡行，不言而喻地展示於他所引介的大部分書中。有心的讀者，自能從閱讀中，心領神會。
然則，這無損本書的價值。通過這本讀書札記，進入個體對集體這條主軸，讀者可以迅速切入當代中國之統治與反抗的大敘事。至於此主軸外的趣味，則有待讀者自行品嚐發掘了。
余杰這本書在台灣出版，由復出江湖的水牛出版社發行，尤具盎然的興味。「水牛」是五、六十年代文青閱讀的記憶，也是台灣在本土文藝復興之後的大地象徵，就像我們這一代珍藏著的，父母親們曾經遭遇、書寫過的生活史。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合編《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
自序
讀書：通往自由之路，或通往奴役之路
臺灣作家傅月庵在臉書上說了一段關於書的妙語：書有幾種。有的看了爽，爽過就忘了，像好萊塢電影，感官刺激十足；有的看了想，想很久忘不了，像初戀情人；最有趣的一種，因為啟發性，邊讀邊爽，事後還老想。這種書無以譬之且難得，無論文學或非文學。
傅月庵是個真正愛書的人，他寫書、讀書、買書、藏書，又開書店賣書，與書在一起的時間也許比跟妻兒在一起的時間還多。他對書當然有獨特的鑒賞力，他指出，寫那種「讓人又爽又能想」的書的人，多半通透，把現象背後的本質，渾沌之間的轉折，看得清且還抓得住，講得出。這種人過得快不快樂？很難說，但肯定不好矇，不容易上詐騙集團的當。人生只能活一次，讀這種人寫的書，你總會訝異他們的活法：「啊，原來也能這樣看待這樣過！」然後，便覺得蒼白的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些不同色彩的可能。
我也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一年差不多閱讀近千冊書籍。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從進入大學開始，二十多年來「讀書破萬卷「應當沒有問題；而成為基督徒之後，亦常常覺得「下筆如有神（助）」。於是，我想寫一本書，主題是介紹傅月庵所說的那些讓人心靈自由的書，以及有膽有識的寫書人。多年的讀書生涯，讓我慢慢產生了分辨好書與壞書的直覺。好書可以建構起一條通往自由之路，壞書則挖掘了一個通往奴役的陷阱。於是，讀好書的人與讀壞書的人，由此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德國思想家班雅明說，根據一個人的藏書，可以講出許多關於該人的事情——他的口味、興趣與習性。我們所保留和所丟棄、我們所閱讀和決定不取閱讀的書籍，都約略透露出我們是誰，是自由人、還是奴隸，是嚮往光明、還是安於黑暗。沙中淘金，雪中送炭，我選擇了五十本好書與讀者分享，這些書構成了我精神成長道路上的階梯。它們涉及文學、歷史、傳記、回憶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哲學、新聞報導等諸多領域。幸運的是，我認識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作者，與十多人還有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當然，我不會因為私人友誼而影響對書本身的判斷。書是好書，人是好人，我才會下筆。
對我來說，寫書評是一件溫暖而快樂的工作，就好像孩子吃到一顆甜蜜蜜的糖，忍不住要分給身邊的同伴品嘗。我一邊寫作或長或短的書評，一邊想到寫出好書的好朋友，他們的名字如行雲流水般展開：劉曉波、王丹、張伯笠、蘇曉康、冉雲飛、王天成、張博樹、吳思……；而那些未曾謀面的作家的名字，亦如璀璨的群星，光照幽暗的大地：周有光、陳冠中、哈金、張戎、韓寒、岳南、李政亮、齊邦媛……憑藉著這些智者和勇者的觀察與思考，我們可以認清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我們是誰、我們在這個世代負有何種使命與願景。
愛讀書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讀什麼書。有不愛讀書的獨裁者，也有愛讀書的獨裁者——後者往往比前者更壞，壞書讓他們更殘暴、更陰險。那些以奴役別人為樂的獨裁者，自己何嘗又不被某種邪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所奴役呢？
毛澤東就是此種典型人物。毛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在北京當北漂時，在北大做過臨時工，卻未認真聽過幾堂課。不過，毛熱愛讀書，即便黃袍加身，住進中南海，亦手不釋卷。他把各種書籍堆滿那張寬大的木板床，即便在床上對情婦大發淫威，也不怕書堆倒塌下來。
毛的傳記作家指出，毛在青少年時代，即已遍讀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情節主要描述正直的英雄如何打擊貪官污吏、懲奸除惡。毛最鍾愛的《水滸傳》，是中國版的俠盜羅賓漢，書中描寫官逼民反的綠林好漢歃血為盟，誓言濟弱扶傾，維護正義。然而，毛掌權之後，卻成了「秦始皇加史達林」，讓歷代暴君黯然失色。可見，愛讀書並不能阻止一個人成為獨裁者，與毛澤東並列為二十世紀人類兩大「混世魔王「的希特勒也很愛讀書。學者提摩西‧賴貝克在《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中指出，儘管希特勒為人所知是因為焚書而非藏書，但他卻擁有一萬六千冊圖書。對希特勒來說，藏書代表了「比埃裡亞聖泉」，若按照他本人的講法，他每天晚上至少讀一本書，有時還更多。他有一次說：「在給予的同時也必須收取，而我從書中收取我所需要的東西。」然而，讀書並沒有讓毛澤東和希特勒具有絲毫的愛與憐憫之心。
中國的古書當然可以讀，但不能唯讀中國的古書。百歲老人周有光指出：「毛澤東假如學多一點新知識，可以做許多好事情。他不僅沒有到外國讀書，看看他的書房裡，都是平放的書，沒有豎放的書，他沒有新書，都是看老的書。」周有光從毛的藏書是「平放」還是「豎放」的細節上，看出毛「現代帝王」的本質——毛領導的革命，是中國傳統農民起義的翻版，而非馬克思所言之「工人階級革命」。所謂「平放」的書，就是中國古代的線裝書，這些書的精神內涵就是厚黑學與權謀術。關於這一點，北大教授、法學家和政治學家龔祥瑞晚年亦指出：「毛澤東深知中國傳統而沒有出國受過教育，只知中國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國。」
將北大精神從北平帶到台大的傅斯年，是「五四」學子，學富五車，目光如炬，對毛澤東的本質的認識最為深刻。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被國民參議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訪問期間，他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傅和毛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發現毛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之流。於是，傅斯年毅然離開中國，躲開了毛即將導演的焚書坑儒的慘劇。
那麼，作為「今上」的習近平呢？二零一三年三月，習近平在訪問俄前夕接受金磚四國媒體訪問，聲稱「讀書已經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習近平上位後，官媒挖掘他知青時代的「偉大事蹟」，其中有一項是「帶書下鄉」。當年，習近平到陝北梁河村，他的箱子比別人的都小。有一個當地農民挑選這個最小的箱子幫著搬運，以為省力，誰知這個箱子最沉，「裡面裝的不是金元寶，而是書籍」。「愛看書」、「好學」，是梁家河村人對青年習近平的評價。在他們的記憶中，習近平經常在煤油燈下看「磚頭一樣厚的書」，有馬列，好像也有數理化。「那時候不通電，他就在煤油燈下看書，有時候吃飯也拿著書。」村民石春陽如此回憶說。
挑燈夜讀的場景似乎很感人。但是，習近平愛讀的究竟是哪些書呢？如今，脫胎換骨的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專門作了一場勸誡領導幹部「好讀書善讀書」的長篇報告，既然他是中共歷史上唯一擁有博士學位的黨魁，教導大家讀書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習近平開出的書單卻是「讀馬列、讀毛著」。如此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怎麼可能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呢？
據說，習近平最愛讀的、也向身邊的人推薦的是兩本書：第一本是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張維為是中共御用學者，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後到瑞士留學。此人的本事就是為專制中國的崛起進行學術論證，對中共的惡行給予學術漂白。《中國震撼》一書聲稱，全世界所有非西方國家學習西方都不成功，中國的成功是走自己的路，不仿照西方，不要西方的市場化、私有化、政治民主化。不過，作者本人卻不願回到陰霾蔽日、毒奶粉遍地的中國，而是在日內瓦過著完全西式的「腐朽墮落的資產階級」的生活。
習近平喜愛的第二本書，是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少將的中共黨史《輝煌苦難》。金一南並非歷史學家，這本黨史以抄襲為主，東拼西湊，觀念陳舊。中共黨史中已眾所周知的黑暗面，如富田事件、延安整風肅反、毛澤東借刀殺人消滅西路軍等完全避而不談。著名黨史學者楊奎松嚴厲批評說，這本書沒有學術價值，粗製濫造，錯誤百出，有些段落原封不動抄自他的作品。這本書卻入選中宣部向全黨全軍推薦的學習書目，也被官方欽定為對青年進行愛党教育的必讀書，全國已賣了五十萬冊。
惟垃圾人愛垃圾書。難怪有評論家感歎說：「如果習近平頭腦中裝的就是這些垃圾，其人的思想格局進而中國未來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這個世界上，有人雖然愛讀書，但選錯了書，就只能越讀越蠢、豬頭豬腦。遺憾的是，主宰中國最高權力的習近平就是其中之一。
我愛讀的書跟毛、習二人不一樣。也許因為口吃，我從小就樂於一個人靜靜地閱讀。我的讀書生涯始于父母慷慨地為我購買連環畫，訂閱《兒童時代》和《少年文藝》。那是八十年代初，父母只是小縣城裡一家工廠的普通職工，家境並不富足，在其他方面他們相當節儉，惟獨在為我買書上從不說「不」。這讓我對父母永遠心存感激。上中學時，我加入了名為「墨池」的文學社，舞文弄墨起來，那是學生文學社團的黃金時代。然後，我遇到了一位剛剛在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中接受洗禮的年輕老師，他把《走向未來叢書》、《河殤》和《人妖之間》等當年大學裡風靡一時的書借給看。由此，我毫不困難地搭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車。
當我如願以償地踏進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卻大失所望。北大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然隨風而逝。昔日最優秀的教授，要麼流亡，要麼沉默，沒有人願意談論八九年的那場屠殺。失望之餘，我意外地在北大圖書館發現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台港文獻中心」。那是一間不起眼的閱覽室，裡面通常沒有幾個人。本來，這間閱覽室只允許研究生以上的讀者進入，本科生需要教授寫推薦信。後來，慢慢與管理員熟了，我就堂而皇之地在裡面找書看，而且專找「反動書籍」。我第一次知道殷海光的名字，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讀到劉曉波的思想史著作《思想之謎與人類之夢》，也是在那裡。在北大的七年，那裡是我停留時間最久的地方。我不是在老師的課堂上，而是在那間「密室」裡被鍛造成「反動青年」的。有多少個雪後的深夜，圖書館閉館了，我在凜冽的北風中吃力地騎著自行車，沿著燕南園的院牆回宿舍。那些每個字裡都搖曳著自由的魂魄的書，讓我的每個細胞都像喝過酒似的翩翩起舞。
那時，臺灣和香港還是遙遠而抽象的概念。數年以後，我踏上了臺灣和香港的土地，發現那裡有更多的自由之書。我在香港和臺灣讀書、買書，冒險帶回中國，多次被海關沒收。再以後，因為我太熱愛自由了，與敵視自由的党國發生越來越嚴重的衝突。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支筆。在生命安全亦不得保障之際，我選擇了離開。在美國東岸佛吉尼亞的鄉間，我重新鋪好一張書桌，讀自由的書籍，寫自由的文字，感覺宛如隔世。武裝到牙齒的共產黨政權，不是害怕手無寸鐵的我，而是害怕我寫的書，以及我在書中介紹的那些更了不起的書。
與暴政的對抗並未結束，過去的十年只是一個短短的序幕。引導我在自由之路上奮勇前行的劉曉波身陷牢獄，他失去了讀自己喜愛的書的自由；而我，倍加珍惜這份逃離中國之後才能享有的自由，並誓言呵護自由、禮贊自由、傳播自由。不過，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曾經在思想解凍的歷程中助我一臂之力的臺灣和香港，如今逐漸被籠罩在中共極權主義的陰影下。中共企圖通過所謂的「國民教育」，對香港的年輕人進行「洗腦」教育，將消化不良的「一國兩制」改造成如臂使指的「一國一制」；中共亦假借在中國發財的台商之手，瘋狂並購臺灣大小媒體，雖然暫時不能軍事佔領臺灣，卻要先把臺灣變成其意識形態的殖民地。
在此背景之下，我想，我有責任把自己掙脫鎖鏈、走向自由的秘密寫出來，也有責任向更多的朋友推薦解毒「狼奶」的靈丹妙藥。因此，有了這本《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這本書裡的文章，大部分是我從幾年前開始為自由亞洲電臺寫的名為「禁書解讀」的專欄文章，也有部分發表於香港《開放》雜誌以及「民主中國」網站、「縱覽中國」網站、「觀察」網站等媒體。我寫到的這些書，曾陪伴我度過漫漫長夜，我也希望它們給更多朋友帶去祝福、啟發和安慰，正如英國學者撒母耳‧詹森所說，「書是固定的發光體，只要掩蓋它的浮雲散去，它依舊在原地明亮如初」。我相信，這些與我們同行的書，甚至比我們要到達的目的地更加重要。願藉著這些彩虹般的好書，我們能夠成為聲氣相投的朋友。
蝦皮商城
TAAZE 讀冊生活
Readmoo
iRead灰熊愛讀書
博客來
三民網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