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版自序
一本處女作，帶來愛、信仰與流亡
窗外是綠意盎然的維吉尼亞的鄉村。連綿起伏的丘陵和山谷，肥沃的土壤和豐產的農莊，甘冽的山泉和寧靜的湖泊，其間還點綴著教堂高聳的尖頂。鹿群、野兔和松鼠在大地奔跑，紅雀、蒼鷹和大雁在藍天飛翔。出門漫步十多分鐘，就是南北戰爭時的一個重要戰場——奔牛河（Bull Run）。激戰之日炮口曾經滾燙的鋼鐵大炮在曠野中沈默，而無名戰士的青石墓碑經過雨打風吹之後斑駁陸離。
十五年前，我剛剛出版《火與冰》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這裡會是我的第二故鄉。一種天啟的力量，驅使我在《火與冰》中寫下自己命運的密碼，而我本人在那時尚且懵懂不知。
十五年後，我在案頭修訂《火與冰》，找出當年厚厚的手寫的文稿，以及出版社的編輯畫滿具有殺伐之氣的刪節符號的清樣，將被刪去的部分一一復原。好像考古工作者挖掘一座遠古遺址，好像美學家高爾泰在敦煌石窟中尋找一幅失蹤的壁畫。
十五年的光陰如灌木叢中奔跑的野兔一晃而過，即便是那些當年比我還年輕的讀者，也已步入中年。我所批判的對象，依然堅硬如石頭；曾經與我同行的很多人，一個接一個走上與我截然相反的回頭路。
我呢，雖然青春的心境不再，對自由的熱愛卻沒有熄滅。
一九九八年，《火與冰》能在北京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神跡，儘管在三審的過程中被編輯刪得傷痕累累。
我還記得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當時，經濟日報出版社害怕承擔風險，將要作出退稿的決定。出版商賀雄飛讓我給出版社的梁總編打電話，說梁總編是位女士，若使用「苦肉計」，講述一個青年學生在嘗試寫作的過程中，「頭懸樑、錐刺股」式的艱辛，也許可以喚起其同情心，「放這本書一馬」。
口吃的我，從來沒有演過戲，急中生智，找來小師弟許知遠，請他冒我的名打這通電話。小許是北京人，辯才無礙，一番聲淚俱下的陳說，終於讓對方的心腸軟下來，答應再刪去一些「敏感段落」，就可以讓這本書出版。
多年以後，許知遠已是兩岸三地風頭正勁的公共知識份子，不知他是否還記得在北大旁邊的小旅館裡幫我打那個「致命的電話」的故事？他是我的很多劍拔弩張的文章的第一讀者，也曾目睹我荒唐而失敗的初戀。當年，我們彼此分享青春的秘密與激情；如今，我們在不同的戰場上為自由而戰。
《火與冰》出版之後，果然引起中宣部的注意，梁總編因而遭到降職處分。我卻一直沒有找到機會與她見面，向她致歉。也許，人與人之間，與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火與冰》出版後的熱烈反響，是我始料未及的。不是這本書本身有多麼驚世駭俗，而是從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屠殺之後，這個國家萬馬齊瘖了差不多十年，人們太迫切聽春天的聲音，即便是從遙遠的冰層下傳來的魚兒無聲的呼喚。
於是，只是想成為〈皇帝的新裝〉中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那個孩子的我，忽然成了人們眼中的「英雄」。正如作家傅國湧在《脊樑——中國三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評傳》一書中評論的那樣：「少年余杰的橫空出世，在整個二十世紀恐怕只有五四時期的胡適先生、臺灣六十年代的李敖庶幾可以比擬。……在那麼多德高望重、聲名顯赫的名流學者都不敢說真話、不敢承認常識的時候，少年余杰直言皇帝無衣當然打動了千萬讀者的心靈。」
那段日子，雪片一樣的讀者來信飛向我的宿舍。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手寫的書信，仍然是身處不同地域的、孤獨中的人們唯一的交流方式。我很樂意閱讀這些來信，不是接受眾人的褒揚，而是發現這個世界上，居然有那麼多熱愛書籍、熱愛文學、熱愛真理的同伴，這本身讓我感到無比溫暖。
在成千上萬的來信中，有一封短短的來信深深打動了我。之後的故事，我都寫在長篇自傳體愛情小說《香草山》當中。故事的主題，不是老祖宗說的「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遺憾的是，很多比我更加年輕的讀者不相信《香草山》的情節，說這是過於美好的「成人的童話」。這只能說明他們已經老得失去了相信的能力。《香草山》確實是我和妻子之間真實發生的故事：我們的生命都因《火與冰》這本書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羅馬派駐耶路撒冷的總督彼拉多詢問囚徒耶穌：真理是什麼？
權勢熏天的彼拉多，真誠地承認自己不知道真理是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那麼多不知道什麼是真理的人，卻沒有彼拉多的那種坦白，滔滔不絕地把謬誤當作真理來言說；還有那麼多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奴在心者」，明明已經被關在動物莊園裡，卻以自由人自居。
在寫《火與冰》時，關於真理與自由，我也沒有最終的答案，我只是想袒露一段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心路歷程。沒有想到，有那麼多人，早已與我同行。不過，在無邊的黑暗中，若稍一喧囂，就聽不到彼此的呼吸了。
幸運的是，《火與冰》不僅帶給我以愛情和愛人，更帶給我以信仰。愛情如同脆弱的瓷器，人則如同渾身長滿刺的刺蝟。那麼，愛何以成為可能？
新婚、畢業、失業、封殺、拘押……「國家的敵人」的別樣生活紛至遝來，讓本想過安穩日子的我們天旋地轉。曾以為，像唐．吉訶德那樣推倒風車，前面的路便一馬平川，誰知道，更大的挑戰是那個無處不在的「無物之陣」。我們並沒有自我相像的那麼高貴和堅韌，魯迅小說〈傷逝〉的情節，差一點就要在我們身上重演。
就在山重水複之際，那道光照亮我們的小屋。
沒有哪個人的人生，會像童話故事裡的王子和公主那樣一直幸福快樂。更何況，我選擇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一條荊棘之路。
在那些被中國的蓋世太保非法軟禁在家的日子裡，我與妻子每天都要誦讀一段聖經《約伯記》。大一時，讀過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寫的《在約伯的天平上》，不太懂。沒有讀過《約伯記》，自然讀不懂《在約伯的天平上》。如今，《約伯記》中的每一句話，都像是上帝親口對我們說的：「我躺臥的時候便說，我何時起來，黑夜就過去呢？我盡是翻來覆去，直到天亮。」此刻，我才理解後半生流亡異域的舍斯托夫，為何一生都在努力召喚「耶路撒冷」重新歸來，他一如先知約伯一般，「在恐懼與顫慄的深淵裡，向上帝呼告」。
十五年來，可謂屢戰屢敗。一步一步地，中國不可遏止地滑向法西斯的煉獄。而我，不是《火與冰》剛出版時出版商包裝的「中國的李敖」，而是差一點成了「中國的陳文成」。死亡與我擦肩而過，我甚至看見了隱藏在黑暗最深處的死神那更黑暗的眼睛，也聞到了死神身上那讓人噁心的陰溝般的腥臭味道。我如約伯一樣，如舍斯托夫一樣，向上帝發出呼求。因為，我知道，若非上帝的許可，我的一根頭髮都不會掉下；若上帝要取走我的生命，我又豈能敝帚自珍？
上帝沒有取走我的生命。上帝帶領我出中國。
在《火與冰》中，有一篇並不特別顯眼的文章——〈流亡者〉。我寫到了英國的拜倫、法國的雨果、德國的海涅、俄國的赫爾岑，以及更多的流亡者。不過，我並沒有設想過，我自己也會成為流亡者中的一員。
離開之前，有少許的時間挑選一批藏書，先行運到美國的友人家中。一年後，我寫了一本名為《流亡者的書架》的新書。書寫好以後，很久都找不到好名字。友人吳介民以《流亡者的書架》為題作序，他寫道：「我揣想，以作者信仰之誠篤，文藝心靈之敏銳，他可能在書房中安置著基督受難的十字架，在深夜閱讀思索，遙想其祖國大地的清寂心境中，聆聽著巴哈的馬太受難曲。」於是，我便以此作為書名。
不過，對我而言，「流亡」是一個太過悲情的詞彙，我更願意使用主動的「出走」，而非被動的「流亡」。我離開被共產黨「自我殖民」的、全部淪陷的祖國，並不意味著失敗或放棄。離開邪惡，與之保持相當的距離，有時反倒可以看出其全貌，找到其死穴。
在修訂《火與冰》的過程中，讓我感到自豪的是，《火與冰》中固然存在若干錯誤和疏漏，卻沒有一句是謊言。不是這本書決定了我的命運，而是我選擇這本書作為自由之橋的奠基石。
在火與冰的擠壓與煎熬之中，我終將如傷花般怒放。
惟願每一位親愛的讀者，都能「因真理，得自由」。
二○一三年八月
維吉尼亞
推薦序
殊途同歸的命運／王丹
一九九八年，余杰以一本《火與冰》的書而聲名鵲起。自此以後，他以每年至少一本的速度出書，以犀利的言論頻繁轟炸沉悶的中國知識界，以初生牛犢之勢令人刮目相看，顯示了在九十年代前期出現的自由知識份子斷層之後，八九一代青年學人開始展示實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篇幅報導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余杰，因為發表評論性的文章而找不到工作的事，並介紹了余杰的觀點。進一步使得他成為揚名國際的中國異議知識份子。
這一切，都是從《火與冰》開始的。這本社會評論與文化評論兼具的文集在當時，對一九八九年鎮壓學運之後沉悶的中國思想空氣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至今還有人會津津樂道當年看到《火與冰》之後的興奮與衝動。
當時的余杰秉持北大的民主自由學風，發揚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直言不諱地批評極權制度和中國文人的懦弱。他不會不知道自己的言論的危險，但始終未改初衷。於是當局終於忍耐不住了。他後來已經找不到工作，堂堂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卻被最專業對口的單位—— 現代文學館—— 拒絕接受。於是反抗也開始了。余杰在海外發表公開信，宣布與現行體制決裂，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從此感到畏懼的將不是我，而是那些藏在角落中的人。」
從懲罰到反抗，余杰已經從自由知識份子變成了異議知識份子。
經過幾年的與當局捉迷藏似的打「擦邊球」和「走鋼絲」等努力，余杰希望仍能與體制和平相處的願望落空了，他終於浮出海面，走上了無法妥協的不歸路。於是在之後的歲月中，余杰參與組建獨立中文筆會，開始用文字直接觸及社會現實和體制弊病，並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殘暴迫害，直至不堪忍受生命威脅而出走中國，開始了流亡生活。
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是無可迴避的命運。中國有那麽一些知識份子，喜歡津津樂道於妥協的藝術，千方百計地想靠自己的聰明與政府周旋，以求既能暢所欲言，又能平安無事，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余杰的事例表明，現行的極權專制體制從本質上講是與自由思想不相容的，指望它的寬容或開朗無異於與虎謀皮。
在某種特定的階段和環境中，它也會表現得似乎溫和，但這只是暫時的表象，如果拿這種暫時的表象作為與政府妥協的藉口，只能說是自己懦弱的擋箭牌。
余杰是我的北大學弟，當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為自由吶喊的時候，他還沒踏進北大的大門。他曾經說過，如果那時候他已經在北大，一定會參加那場學運，也很有可能踏上入獄，流亡的道路。然而，雖然他沒有參加那場學運，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入學求學，寫作與思考，但是最終，竟然也還是走上了流亡的道路，與我這位學長殊途同歸。我跟余杰的命運，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命運，我們的命運折射出了中國當代社會與政治發展的一些內在邏輯。我期待流亡一段時間之後的余杰，能夠在解析這樣的邏輯方面，繼續發揮他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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