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繾綣 林衡茂
很感謝隱地先生大力幫忙,出版這本小說集。
五十五年前,隱地先生出版他的第一本書《傘上傘下》,蒙他在第二版封底摺頁預告我的《落花時節》也將出書,但我籌不出費用,而作罷。
經過半世紀多,如今幫我完成年輕時夢想的,還是隱地先生,經過漫漫歲月,在臺灣兩千三百多萬人之中,再次幫忙的仍是他,使我相信緣分。
隱地熱誠,厚待人,受惠於他的人一定很多,我還讀到早年一位大陸作家在文章裡說:有一次隱地付給他的稿費竟比自己一年的薪水還多,大手筆讓對方深感意外和感激。
或許有人不相信,我和隱地先生一直還未見過面,年齡相近的我倆,年輕時都熱愛閱讀、寫作,結文字緣,婚後,慕名與妻子北上臺北找他,希望見面,但他不在家,柯媽媽端出飯菜讓我和妻充飢,至今還記得那滷蛋滷得入色、入味。
此後,一南一北,我們靠通信連繫,我在書店買他的書、爾雅的書,有時他也寄贈給我。
我們是交情五十五年的同好,但卻一直還未見過面的知心﹁好朋友﹂,如此情形真奇特。人生有幸遇他,前後兩次同樣的事恰好都蒙他幫忙,我說他是我的貴人,幫我圓夢,得償宿願,實現五十五年前隱地出書時幫忙預告我也將出書的諾言。
很多年後,我發現:當初青澀歲月熱愛文學時期,我們同時崇拜一位名氣甚大的作家徐訏──全方位的寫作高手。他擅長長短篇小說、散文、詩、文藝評論、戲劇等等,且每一類作品都廣受讀者喜愛,洛陽紙貴,風靡海內外,譬如《盲戀》、《鬼戀》、《風蕭蕭》、《痴心井》、《後巷》……在當時銷路最廣泛的《今日世界》連載的《江湖行》……書目繁多,不勝枚舉。
徐訏的著作很好辨認,他書的封面清一色以素樸之姿出現,紅色大字書名,筆名一律用簽名式,就這麼簡單,獨樹一幟,成為徐訏的「個人特色」。
那時候我們都很熱衷寫信給仰慕的作家,一旦收到回信,雀躍捧讀再三,加以珍藏。徐訏的字瘦瘦長長,像報章雜誌刊登出他的相片,他的人看來也是瘦瘦高高;彭歌和公孫嬿的簽名,不同型的龍飛鳳舞;琦君和潘人木的字大大的;梁實秋和郭良蕙的簽名有點同類型;香港的黃崖筆畫向右傾斜、清楚;香港還有一位作家黃思騁的字畫很清秀……
那真是文風鼎盛的年代,各大小報紙都很重視副刊,還特別刊出「文學週刊」、「星期小說」等版面,我寫過「星期小說」,一萬字,一天一整版登完,讓讀者假日看個過癮,稿酬一萬元。各報副刊為寫作投稿的人提供廣大園地,造就很多作家,不少人後來成為文壇重鎮;此外,文學雜誌也名目繁多,讓讀者愛不釋手,更是投稿者的好園地。出版社出書供不應求,那是個人手一冊的大家都愛買書的年代,民眾讀書風氣普遍興盛。真是令人懷念啊!更感謝那時代培養了我們的閱讀習慣。
那也是作家最多最興旺的年代,單單女作家就能撐起臺灣文壇半邊天,像張秀亞、艾雯、張漱菡、琦君、林海音、蘇雪林、郭良蕙、郭晉秀、劉枋、邱七七……多到數不清;而男作家,當年活躍的除前面提到的,還有三軍作家代表高陽、郭嗣汾、公孫嬿;和後起之秀的軍中作家司馬中原、段彩華、朱西甯三位;梁實秋、林適存(南郭)、魏希文、楊念慈……真是數也數不清。
那年代,報社只要拉稿約到一篇受歡迎的長篇小說連載,就能吸引讀者為了每天看下去,即能增加報份,這在今天不可想像。
那時物價便宜,像《新新文藝》,薄薄一冊,售價一元,我們零用錢買得起;銷路很廣的《今日世界》,也便宜;較貴的叢書,譬如有世界短篇小說之王尊稱的《莫泊桑全集》,就得設法存錢郵購。
關於拙作〈落花時節〉,我記得,這篇寫於海軍服役期間的小說,當時,服役的後勤淤泥船「山東號」停泊高雄旗津(當時稱旗後),傍晚收工飯後,大部分同袍上旗後街上、高雄市區去玩。軍中晚餐吃得早,餐後陽光還明亮,我在甲板上平常吃飯的餐桌上攤開稿紙,甲板上的照明昏黃,寫到夜幕低垂,我才收筆。完篇後寄給當時臺灣頗為知名的文學刊物《作品》雜誌,參加徵文,竟意外獲得第一名。
當時二弟俊茂就讀「虎尾高農」,他寫信到軍中說:在學校圖書館看到雜誌上我這篇第一名的小說,上課鐘響,他將看到的地方摺頁,準備下課後再回去看,連續幾次,最後在雜誌上的那篇小說竟被別人撕走了,才知道我這篇小說還滿吸引讀者。
退伍後,當時規定需分兩次回去原單位服一個月的後備軍人役,排列報到,我正在填表格時,後面來自新竹的呂森榮看到我的名字,問道:《作品》雜誌那篇〈落花時節〉是你寫的嗎?我點頭。後來,我記者工作調動,選擇新竹,時相過從,成為好朋友。
臨將入伍服役海軍前,我的中篇小說──〈第廿次列車〉,在報紙副刊連載,還沒登載完,我奉召服役,報社還每天將報紙寄到軍中給我。
自年少進入文學殿堂,享受閱讀樂趣,同時用心研究小說寫作技巧,這本書裡不同的題材,試著以相異的方式呈現。
以女人生產比喻,到此年齡才出書,算是高齡產婦,出乎文友、親友意外,可能又是一奇特紀錄,到此年齡產出的是遲緩兒,談不上大器晚成,但冀望能獲得讀者喜歡,多少能拉回幾位閱讀文學書籍的讀者。
再謝謝隱地先生,如果有來生,希望我們下輩子還能相遇。
回到文青年代 隱 地
──回憶林衡茂和他的第一本書
和衡茂相交近一甲子,想不到最近竟然會成為他的出版人,而他,從小立志做作家,也經過了文藝青年時代……民國五十二年當我出版第一本書《傘上傘下》時,他就說,即將出版中短篇小說集《落花時節》,後來,《傘上傘下》印第二版,在書上還特為《落花時節》打出了「即將出版」的廣告。
新書廣告打了五十五年之後,此書終於將成為爾雅四十三周年時的社慶書,但書名改成──《昨日繾綣》。
我們經常通信時,彼此還是少年,印象裡,他透過當年的《自由青年》雜誌,得到了我的通訊地址。
每一個時代都有特產,現在的年輕朋友幾乎人手一支手機,而民國四十三、四年,那時的青少年流行交筆友,報章雜誌上到處都有「徵友欄」。衡茂和我,從兒童時期就愛投稿,他熟悉我的名字,我也熟悉他的名字,兩人都熱愛文藝,雖未見面,卻在信裡仍有許多話題可說。
最近他寄了一本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新新文藝》給我,打開目錄,居然看到自己用本名發表的一個短篇小說《三姊》,這篇小說已在我腦海中完全消失,但重讀一遍,確實是自己早年的習作,真高興衡茂還保有那麼古老的雜誌──《新新文藝》的創辦人為作家古之紅,原名秦家洪,當時是虎尾女中的國文老師,他於一九五五(民國四十四)年元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前後四年半期間,共出刊五十四期,是臺灣早期眾多雜誌中定價最便宜的,每期僅售一元──當時採低定價一元的雜誌,還有一本由美國新聞處主辦的《今日世界》,和由農復會主辦的《豐年》雜誌,那兩本均負有宣傳使命,自然可不計成本。而《新新文藝》不同,壓低定價最根本的原因,無非五○年代的臺灣還是克難年代,物資匱乏,人們要填飽肚子就不容易,想要推廣精神食糧當然有其高難度,在銷售量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古之紅只好採低價策略,他還自我解嘲地說:「我們是一群傻子,在我們傻頭傻腦裡,存在著一種很神奇的東西,是這種東西給我們力量和勇氣,那就是愛。」
憑著這股愛和傻勁,古之紅要在最貧瘠的泥土上種下一朵文藝小花──四年半期間,《新新文藝》培養了許多寫作高手,我還記得那時雜誌上正連載長篇小說《山城之戀》和《夢幻曲》,作者李牧華,正是我的崇拜者,寫信到雜誌社,意外地,接到了對方回信,後來我們不但長時期通信,還在臺北見了面,成為我文藝青年時代第一位認識的作家。
在《新新文藝》上同一時期寫稿的還有紀弦、楊念慈、魏子雲、郭良蕙、師範、余之良、郭衣洞、臧冠華、朵思、陸白烈、桑品載、符兆祥和魏畹枝……其中不少位後來成為文壇重量級人物。
民國五十年前後,我的生活重心就是讀書、投稿、寫作……除了騎著一部老爺腳踏車四出訪友,更多的時間伏案斗室不停地寫信給文友,李牧華和林衡茂,還有桑品載和符兆祥,不久桑和符都進了政工幹校新聞系,一年後我也進了那所學校,成為他們的學弟。
此外,我的筆友還有林懷民和季季,以及東海大學畢業的侯門,他當年出版了一本頗為轟動的意識流小說《冬天的故事》,也成了我的崇拜者,不久他去了美國,中間還魚雁往返,但後來,先是失去了音訊,如今完全消失了蹤影。
或許因為我們青少年的時代沒有手機,所以總是不停地寫信,不停地尋找新的筆友。一九六五年,文星書店蕭孟能要我為他蒐集並推薦七位優秀的青年作家,我開始大量地和邵僩、趙雲、曉風、康芸薇、江玲和舒凡頻繁地寫信,這期間,也偶爾接到林衡茂的信,知道他考進了《徵信新聞》(即後來的《中國時報》),成為斗南地方記者,或許是記者生涯忙碌吧,問他《落花時節》何時出版,他總說再過一段時日,他希望能多寫幾篇好小說,然後出版一本水準比較整齊的短篇小說集。
這樣拖著拖著,始終未見他的小說出版,而我因結婚、生子、退伍,又轉進社會,接編《書評書目》,創辦爾雅出版社,中間雖不時仍接獲衡茂來信,卻不再問他出書之事,因為我發現愛文學的朋友,其實兵分二路,一種孜孜矻矻,日夜寫不停,書也出不停,另有一類如舒凡、古橋、覃雲生、林衡茂……光說不練,年輕時對文學的狂熱,或因某種原因或突然對名利心看淡,出書,至多嘴上說說,就是不肯真的付諸行動,所以最近即將八十大壽的衡茂,突然對我說他想出版一本小說集和一本散文集時,真的頗讓我意外,不過我告訴他:「文學鼎盛的年代,要你出書,你卻一直拖著,可如今連臺北重慶南路整條書店街都幾乎快關光了,此時你想出書賣給誰?」
做了一甲子的筆友,老友想出本書,能不幫忙嗎?何況重讀他當年這些舊作,發現他寫的題材,透過他的小說,讓我看到自己的「大青春氣息」(符兆祥當年對我的評語),是的,衡茂小說裡的情節和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雖然他代表鄉下,我代表都市,但我們的時代背景還是相通的,衡茂許多作品,刻劃的無非是貧窮年代小人物的悲憫,甚至發奮努力,為的只是希望等第一次領到薪水,能買部腳踏車送給自己,然後買隻烤雞,騎著自行車到青草湖,一個人坐在湖畔,大塊大塊的吃個夠……這背後透露的,是什麼樣的心酸,讓一個人的心志變得如此微渺?透過小說情節,他表達出來的道德觀也彷彿是一種氣味,那氣味一聞就知,那是屬於我們特有的「時代氛圍」。
有一天在電話裡,我突兀地問衡茂,「老兄啊,我們通了一甲子的信,我問你,到底我們兩個見過面沒有?」
衡茂說:「有一年,離你出版第一本書不久,我和太太專程北上,特地到漳州街找你,適你外出,只有伯母在家,還留我們吃飯……」
「所以,你我其實根本一直未見過面。」
「應該如此。」衡茂說。
這樣說來更為離奇,從未見面,卻是老友。衡茂的確是我生命中一位奇特的朋友。我決定以爾雅之名,為他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以此書紀念我倆逝去的青春。
在為衡茂的書編輯、校對期間,有一種說不上來的興奮,原來我又回到了當年自己出版第一本書《傘上傘下》時的快樂,啊,那個追逐夢想的少年,又出現在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