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即是多：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

 

　　一旦意識到我們不需要成長，就可以更理性地自由思考如何因應我們面對的危機。科學家明確表示，要逆轉生態崩潰和維持全球暖化低於攝氏一．五度，或甚至攝氏二度，唯一可行的辦法是高所得國家得積極減緩「瘋狂的開採」、「生產」和「浪費速度」。減少資源使用可以解除生態系統承受的壓力，並給生命網一個機會補洞，減少能源使用則使我們更容易快速轉型到再生能源，在幾年內，而不是幾十年，得在危險的轉折點開始推倒骨牌之前。

 

　　這個辦法叫做「棄成長」，有計畫的減少能源和資源的過度使用，以安全、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把經濟帶回到與生命世界平衡的狀態。令人興奮的部分是，我們知道我們做得到，同時還可以消滅貧窮、增進人類福祉、確保人人過著欣欣向榮的生活。這正是棄成長的核心原則。

 

　　這個原則如何實踐？第一步是擺脫「所有經濟部門一概必須時時刻刻成長」這個非理性觀念。與其每個部門如無頭蒼蠅一般追求成長，我們可以決定我們希望增長哪些部門（譬如乾淨能源、公共醫療保健、必要服務、再生農業等等，不一而足），以及哪些部門需要徹底放棄成長（譬如化石燃料、私人飛機、武器和休旅車等）。我們也可以縮小經濟體當中純粹設計來極大化利潤，而不是滿足人類需求的部分，譬如計畫性報廢（即刻意把產品製造成用一段短時間後就故障），或意在操縱我們情緒，使我們感覺自己有所欠缺的廣告策略。

 

　　當我們解放人民免於非必要勞動的辛勞，我們可以縮短每周工時來維持充分就業，可以更公平地分配所得和財富，並投資於全民醫療保健、教育和負擔得起的住宅等公共財。我們將在第五章看到，這些措施已一再證明對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有強烈正向影響。它們是社會欣欣向榮的關鍵。這方面的證據真正鼓舞人心。

 

　　容我強調，棄成長的意思不是縮小GDP。當然，減緩非必要的開採和生產可能代表GDP成長放緩或停止成長，甚至下滑，即使如此也可以。在正常情況下，這也許會引起經濟衰退，但經濟衰退是一個依賴成長的經濟體停止成長時發生的狀況。它是混亂和災難性的。我在這本書提倡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談的是轉變到完全不同類型的經濟制度，一個打從一開始就不需要成長的經濟體。要達到那個目標，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一切，從債務制度到金融系統，將人民、企業、政府，甚至讓創新從成長的桎梏（growth imperative）解放出來，使我們能夠聚焦在更高的目標。

 

　　當我們採取務實步驟並朝這個方向前進，令人興奮的新的可能性就會進入我們視野。我們可以創造一個經濟體，圍繞著人類蓬勃發展，而非無止境的資本積累組織起來；換言之，一個後資本主義經濟體。一個更公平、更公正、更關懷的經濟制度。

 

　　過去幾十年這些概念已滲入各大洲，如耳語般悄悄傳遞希望。我們從許多有識之士承襲這些概念，包括生態經濟學的先驅創始者赫曼．達利（Herman Daly）和唐妮拉．麥杜思（Donella Meadows）；哲學家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和安德烈．高茲（AndréGorz）；社會學者阿圖羅．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和瑪莉亞．米斯（Maria Mies）；經濟學家塞吉． 拉圖什（Serge Latouche） 和喬爾格斯． 卡利斯（Giorgos Kallis） ； 以及原住民作家及社運人士艾爾頓．克雷納克（Ailton Krenak）和貝塔．凱瑟瑞斯（Berta Cáceres）。突然間，這些概念闖入主流，啟發一場不尋常的科學論述轉移。如今我們面對一個選擇：我們會為了維持我們的世界觀而漠視科學嗎？或改變我們的世界觀？

 

　　這一回賭注比達爾文的時代大多了。這一回我們沒有餘裕假裝科學不存在。這一回，它攸關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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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尋找前方道路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瞭解一開始究竟如何陷入「成長」的掌控之中。這需要探究資本主義的悠久歷史，去瞭解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的內在邏輯，以及它如何成為強加於世界各國的制度，我們將在第一章開始闡述。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其他意想不到的事物也處於危險之內。對資本主義成長極其重要的開採流程，歸根究柢依賴一種特殊的本體論（ontology），或存在論。這正是我們的問題根本所在。

 

　　今天我們這些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已被教育成相信人類社會和其餘生命世界之間存在根本差異：「人類不同且優越於『自然』，人類是有靈魂和思想和原動力的主體，自然則是呆滯、機械性的客體。」這種看世界的方法叫做二元論（dualism）。我們從一長列思想家承襲這些觀念，從柏拉圖到笛卡爾，他們引導我們相信人類可以名正言順地剝削自然和控制自然。我們並非一向相信這些道理。事實上，那些在十六世紀設法替資本主義鋪路的人，首先必須摧毀其他、更整體的看待世界的觀點，說服或強迫人們變成二元論者。二元論哲學被利用來貶低生命的價值，以達到成長的目的。在深層意義上，它必須為我們的生態危機負責。

 

　　但這不是唯一可供我們選擇的存在方式。我的人類學同僚早已指出，在大部分人類歷史上，人基於截然不同的本體論運作，一種我們籠統稱之為泛靈論（animism）的存在論。一般而言，先人從不認為人類和其餘生命世界有根本上的區別。恰恰相反，他們承認人與河流、森林、動物和植物，甚至地球本身，有深度互依關係，他們認為天地萬物跟人一樣有知覺，被同樣的靈魂賦予活力。在一些例子，他們甚至把其餘生命世界看作親人。

 

　　今天我們仍能看到這個哲理蓬勃發展的痕跡，從亞馬遜盆地到玻利維亞高地到馬來西亞的森林，那裡的人們思考非人類的存在體，從美洲豹到河流，以及和它們互動的方式，不是把它們看作「自然」，而是視為親戚。當你以這種方式看世界，它將徹底改變你的行為模式。如果你視萬物和人道德上相等，你就不可能只取不給。為了增加人類財富而把自然當作「資源」加以剝削，在道德上可受譴責，如同奴隸制度或甚至食人習俗。相反的，你必須基於禮尚往來的精神，進入互惠關係，你必須付出至少和你獲得的一樣多。這個邏輯內含固有的生態價值，與資本主義的核心邏輯直接對立，後者是取，更重要的，取的比給的多。我們將會討論，這是成長的基本機制。

 

　　啟蒙運動思想家曾經污衊泛靈論概念，斥之為落後和不科學。他們認為泛靈論妨礙資本主義擴張，並迫不及待設法撲滅它。但現在科學開始跟進泛靈論。生物學家發現人類並非獨立的個體，反而主要由微生物組成，我們依賴微生物維持基本功能如消化。心理醫師認知到，花時間與植物共處，對人的心理健康很重要，某些植物真的可以治癒患有複雜心理創傷症的人。生態學者學到樹絕非呆滯不動，它們彼此溝通，甚至透過土壤中肉眼看不見的菌絲網絡分享食物和藥。量子物理學家教導我們，看似各自獨立的粒子，實則與其他粒子密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甚至跨越遙遠距離。地球系統科學家發現證據，地球本身運作得像一個有生命的超級有機體。

 

　　這一切改變我們如何思考自己在生命網的位置，並為新的存在理論鋪路。在地球陷入生態浩劫之際，我們開始學習一個不同的、從我們與其餘生命世界的關係看待自己的方法。我們開始憶起遺忘已久的祕密，那些祕密縈繞我們心頭，像來自祖先的低語。

 

　　這完全顛覆二十世紀環保主義的陳腔濫調。環保人士有時傾向於從「限制」的角度談環保，粗茶淡飯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準則，但總適得其反。限制的概念使我們一開始就跨錯步。它預設自然是某個「外界」的東西，和我們分離，像一個嚴厲的當權者管束著我們。這種思維出自二元本體論，當初就是這個理論害我們惹上麻煩。我在這本書提倡的是完全不同的觀念。它與限制無關，而是與互相連結有關，亦即，恢復與其他存在體極端親密的關係。它不要求清教徒戒律，反而鼓吹消遣娛樂、吃喝玩樂。它不要小氣，而要大方─擴大人類社群的範圍，擴大我們語言的範圍，擴大我們意識的範圍。

 

　　不只經濟學需要改變。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法，以及我們在世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