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切的痛苦都會過去，只有美好能留下
有人用文字寫笑話，有人用漫畫寫笑話，而我，就只能用生命寫笑話了。
在我小時候，台灣還是個很樸直的社會。當然，我這樣說只是在說「官話」；用白話文來說，其實台灣就是一個處處充滿著語言暴力的社會。
在這裡，人們把視障者叫「青瞑」、聽障者叫「臭耳」、口吃的叫「大舌」、唇顎裂的叫「缺嘴」、長頭癬的叫「臭頭」，過重者叫「大箍呆」……那麼像我這種龜兔賽跑裡的小龜，又該叫什麼呢？剛開始聽到的是「空仔」；後來中視的兒童節目《貝貝劇場》裡，有個角色叫「小瓜呆」，很多人就這樣叫我了。
去年拙作《你不知道的台灣．國軍故事》一出版，在NEWS98電台主持＜一點照新聞＞的楊照老師，就邀我上節目談那本新書。稱呼他楊照老師，很多人也許不以為然，因為他跟我一樣都是「五年二班」（民國五十二年出生）的，為何要尊稱他老師呢？
其實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叫「小瓜呆」的理由，跟同年齡的人比起來，我還真是個遲緩兒。早慧的楊照老師，一路從建中、台大到哈佛，一九九○年代已是知名作家了。小瓜呆的我卻始終東跌西撞的，退伍後工作了六年，才插班進了中文系。
一九九四年時，拙作《塵年惘事》在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競賽裡，擔任評審的楊照老師與平路老師大力爭取，使我倖能獲獎。若在科舉時代，我就該算是這兩位作家所提拔的門生了。
最近楊照老師與同樣是「五年二班」的香港作家馬家輝、大陸作家胡洪俠，合著了一本《對照集@一九六三》。看到這三位「五年二班」，卻在不同「學校」裡成長的好學生，共同書寫公共話題中的私人記憶，各種有笑有淚的青春期回憶，令我拍案叫絕；也讓我更加相信，記憶就是一條永無終點的軌道，只要我們不遺忘白色恐怖時期的這些人與這些事，民主與法治的台灣列車，也就永遠不會脫軌翻覆。
我是個舊石器時代的文字工作者，除了電子信箱以外，沒有MSN、沒有QQ、沒有微博、沒有推特、沒有噗浪；就連唯一的臉書帳號，也是去年出書後，公司年輕的行銷同事「逼」著我設立的，但我很少用，坦白說我也不太會用。
很多在現實生活裡我本來就熟識，或是一些見了面還要「笑問客從何處來」的朋友，他們在線上有的要送我花，有的要送我寵物，也有的化身猛獸要咬我屁股一口，甚至還有自稱「已經濕了」的詩人要等我來的。
面對這麼多線上熱情的邀約與「餽贈」，反正我是網路裡山頂洞人，花就讓它枯死、狗就讓牠餓死，該相應不理或該久疏箋候的，我都順其自然。不過有個專科同學的留言，卻讓我不得不回應，因為她說：「從來不知道你的筆下竟是如此幽默」。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個無趣到了極點的宅男始祖，身上衣物永遠是白黑兩色，一看書就與世隔絕，五十歲了也不曾出過國，根本就是個幽默絕緣體。但看過我《你不知道的台灣》部落格的讀者也會發現，第一單元「國軍故事」超凝重肅殺；但到了第二單元「校園奇案」起，似乎就峰迴路轉、輕鬆易讀多了。
其實向來堅持「我還是原來的我」，從未刻意去改變文風；只是因為筆下描述的環境變了，拿筆的心境也就變了。荒謬的獨裁制度，就是孕育喜劇的溫床。在兩蔣整天叫囂著要反攻大陸，還是萬年國會與世襲總統的戒嚴時代，台灣在國際間最堅定的盟友，就是同樣在實施極端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
楊照老師有篇文章〈好笑的官式腦袋〉裡就提到，當時的南非除了黑人與白人以外，還有黑白混血與移民來的猶太裔或亞裔居民，這些雜色人種為了自己與子女的前途，只要一有機會，就是想方設法的要改變法律裡規定的種族屬性，因此南非政府也必須訂定更瑣碎、更荒謬的種族分類執行辦法，防止閒「雜」人等鑽法律漏洞。
當時南非有一位白人少數反對黨國會議員，他所屬的政黨在國會也只有他這一個席次，每年在議會裡，他都會問一個簡單的問題，要求政府官員報告「全國人口狀況」。於是，報告中就固定出現這樣的內容：
「五百一十八位黑人重新分類成白人，兩個白人變成中國人，三個馬來人變成白人，一個白人變成印度人，五十個印度人變成黑人，五十七個黑人變成印度人，十七個印度人變成馬來人，四個黑人變成中國人……」
黑人可以漂白成為白人，白人又可以變成中國人，這麼荒謬的人種變化奇蹟，在現實世界裡很難出現，但在莊嚴的南非國會裡，卻要年年行禮如儀；就像兩蔣每年春節、青年節與國慶日，都要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昭告那好幾億自己統治不到的人民。所以楊照老師才說：
「那個時代，南非知名的喜劇演員Uys最常幹的事，就是在舞台上正經八百唸這些政府官方文件。完全不需添加任何其他內容，光是唸白人、黑人、中國人、印度人變來變去，就夠讓台下觀眾笑得人仰馬翻，Uys還會模仿政府官員的神態，故意大惑不解的問：『你們笑什麼呢？』台下觀眾笑得更厲害，幾乎連眼淚都快激出來了。」
法國荒謬劇大師尤金．尤涅斯柯（Eugene Ionesco）說：「只有在荒謬的時代，才有不絕的荒謬故事。」所以我要回覆我同學，我的文筆一點也不幽默，但我們少年時的生存環境，卻被偉大領袖搞得如此荒謬，我只要平實的紀錄下來，就已經夠可笑的了，又何需多餘的幽默呢？因此我也衷心感謝那教我學會幽默的偉大領袖。
當然，這本「校園奇案」相較於上一本「國軍故事」，多了點幽默以外，也多了些溫馨。基督徒的我始終相信，無論眼前的環境自己是否喜歡，必然都是神所安排的，最少也是神所允許的；即使不是我認為最好的，也是神所認為最適合我的。
一個大學女同學在同學會時，抱怨我很不公平，因為我讀大學時是轉學生，讀專科時也是轉學生；但她說我的書裡，從來不提大學生活，卻對專科同學，尤其是固定的那幾個女同學，就像在寫《紅樓夢》那麼仔細。
其實我也沒辦法，進大學時我都快三十歲了，面對小我十歲的同學，他們都是在「只要是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時代裡，自由自在地享受校園生活與揮灑青春，當可以寫的題材多到要爆炸時，我還真不知要寫什麼呢？所以我還是比較習慣寫戒嚴時代的台灣社會。
哥德曾說過：「了解女性，才能了解歷史的真相。」因此這本書的誕生，除了要感謝那教我學會幽默的偉大領袖，也要感謝那兩位教我認識「女生邏輯」的同學燕兒與家琪。
一九七九年我專二時，導師安排我這轉學生，坐在兩個女生旁邊。專三那年，導師覺得班上秩序太壞了，就來個全班座位「大風吹」，好笑的是我雖然被導師從講台右前方，搬到了教室中央，可是我的座位換了，那兩個女生也換了，只是換成一個坐我前面，另一個坐我左邊。
到了專四那年，我們換了另一個導師，班上也更徹底的換了一次座位，但她們兩個卻依然坐在我旁邊。除了拙荊以外，她們是我一生中與我說話最多，也改變我想法最多的人，尤其是她們姊妹倆教我的「女生邏輯」。
專四下學期，男生從成功嶺受訓回來後，班上因為一些流言，女生之間的氣氛變得很「僵」。被流言波及的人與大家認為是散播流言的人，雙方不斷的爭吵、哭鬧，讓班上幾乎沒有一天是安靜的。
有天下午，老師衝進教室，把男生全趕回家了，關起門來「調解」，不過事實證明，好像還真的「越調越難解」。那天教室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男生當然也很好奇，於是各自都找能說得上話的女生來問個究竟。
我問燕兒究竟誰對誰錯時，她卻只回答我：「對錯我不管，我只安慰我認為需要安慰的人。」那句話對我的啟發很大。日後在工作中，每當我常遇到一些自己無法判斷或不想判斷的是非，總會想起她所教我的「女生邏輯」：對錯我不管，我只安慰我認為需要安慰的人。
另外年輕時，我有一句不自覺的口頭禪，就是常在說完一段話後反問別人：「你說有沒有道理？」有一次家琪很不耐煩的聽我說了大半天，只回了我一句：「我告訴你，女生是不聽道理的。小管，說些讓我有點想像空間的話吧！」
大學讀中文系之前，我一直是以數理見長，也不知不覺讓自己總是喜歡跟人「講道理」。但她說得顯然更有「道理」，這世界上何止是女生不愛聽「講道理」，任何擁有權力的人，無論是主管，還是消費者，都不會習慣聽人「講道理」的。為了讓自己多學一點怎樣用感性的、富想像力的方法去影響別人，退伍工作六年後，我才改讀了中文系，然後從事文字工作迄今。
這些年來，我的工作實在算不上順利。出書前公司不聽我的、作者不聽我的，出書後媒體不理我、通路不理我、消費者更不理我。但每次遭遇挫折時，總不免想起她當年所說的：「小管，說些讓別人有點想像空間的話吧！」
可愛的「女生邏輯」，真的是沒道理，卻有無限的想像空間。戒嚴時代的校園不也是如此嗎？雖然「髮」禁森嚴，還是一大堆學生在中正頭與西瓜皮上搞點小花樣；雖然軍警戒備，海專與八大名校的男生還是相約「決戰中華路」，最後還集體「坐」軌抗議；雖然警方大力取締奇裝異服，女生卻毫不畏懼，持續用迷你裙與熱褲的「搶佔西門町」，也留下很多熱血的回憶。
所以，戒嚴才是我們台灣這一代中年人共同的大學，只要能在這裡修完學分，日後遇到再怎麼惡劣的環境，我們也都不害怕了。因為我們相信：
「一切的痛苦都會過去，只有美好能留下。」
管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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