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瀨 奈津子教授序
為了締結唐和日本的關係,日本於舒明二年(630)派遣犬上御田鍬為遣唐使入唐,直至菅原道真於寬平六年(894)被任命為遣唐大使,基於唐國混亂等理由,建議停派遣唐使為止,其間約二百六十年,日本派遣遣唐使赴唐。舒明年間的遣唐使在舒明四年(632)歸國,當時唐的送使高表仁來到日本。唐的使節來到日本非常罕見,一般認為,唐和日本的關係,建立在日本對唐朝朝貢之上。於此同時,留學於隋的僧旻也一起返日。
遣唐使派遣次數約二十次(因研究者觀點不同,次數有異),七世紀的遣唐使,因為是與朝鮮半島上的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爭奪霸權的時期,主要目的為解決外交問題,派遣的使節約一百至一百二十人分乘二船,沿朝鮮半島的西海岸,也就是所謂北路前往中國。另一方面,八世紀以後的遣唐使,常被譽為文化使節,由一百至一百二十人分乘四船,從博多經五島列島,橫越東中國海,直接抵達長江沿岸地區,取南路派遣中國。
如此,日本遣唐使因時期而目的稍有不同,七世紀的遣唐使不僅是為了外交問題而被派遣至中國,也為了要帶回唐先進的法律、制度、文化、技術做為範本,使日本能夠形成律令國家。
嚴茹蕙小姐的作品《唐日文化交流探索─人物、禮俗、法制作為視角》,主要是基於八、九世紀唐日文化交流的背景,闡明人物、禮俗、法制的層面。在上篇,嚴小姐取人物為主體,首先對渡唐的日本人:粟田真人及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普照等為鑑真赴日盡力的僧侶們、最澄及空海、橘逸勢這些於平安時代初期延曆年間的遣唐使一同赴唐的僧侶們,以及圓仁、圓珍、圓載這些與最後的遣唐使一起渡唐的僧侶們,是如何渡唐、在唐學習什麼,逐一進行檢討。
接著,嚴小姐注意到以往不太為人所知的日本史料《慈覺大師入唐往反傳記》,前往叡山文庫進行史料調查,對寫本進行檢討,並對從該史料中出現的渡日唐人樂郃,進行了令人興味盎然的考察。
在下篇,嚴小姐檢討了唐的禮令對日本的影響。首先運用新史料天聖令和日本令的喪葬令,對唐宋和日本的喪葬禮儀,取挽歌和遊部進行比較檢討,取得了令人興味盎然的研究成果。此即澄清了日本喪葬禮儀在以唐為模範的過程中,並未完全模倣唐朝,而是有其獨自性。
再者,嚴小姐以九世紀日本清和天皇為祖母服喪禮儀對《日本三代實錄》的內容進行檢討,對律令制展開期吸收唐禮的經過進行考查。關於此時期日本如何受容唐禮的研究罕見而貴重。
另外,選擇了禮與令的交點──服忌令,溯源其與唐的關係。
如以上,嚴小姐本來是中國史的專家,本書的研究方法,特色是透過唐日文化交流的過程,探尋日本史中的特徵,但是採用這樣的研究方法,卻也可說反過來映射出了唐的特徵。
嚴茹蕙小姐於台灣大學畢業後,在研究機構中擔任行政工作,在高明士教授身邊協助舉行國際研討會等事務,我就是在當時與嚴小姐初識。其後嚴小姐進入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就讀,繼續進行研究。至她通過博士課程的資格考後,得到台灣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單位補助,於2013年4月至2014年10月期間,以研究留學生身分,在御茶水女子大學大學院的博士後期課程進行研究。研究課題是「八、九世紀入唐日本人所見唐朝法制禮俗研究──兼論對日本的影響」。嚴小姐在日本,繼續研究中國史的同時,也同時收集日本史史料,密集學習日本史。她獨自一人前往叡山文庫調查史料,並且至出雲參加木簡學會研究集會等活動,對於她在學問上的行動力,本人至為感佩。此外其研究成果在國際研討會及日本的研究會上發表,我認為對於研究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經驗。嚴小姐回到台灣後,以留學時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再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完成本書。
嚴小姐留學日本時,採用中國寧波天一閣博物館發現的新出史料──北宋天聖令抄本,以及嚴小姐自己注意到的罕見史料《慈覺大師入唐往返傳記》等史料進行研究,能夠置身於可以使用這些史料的環境,堪稱幸運。要深入進行唐日關係史及比較歷史的研究,唐日雙方的史料都能閱讀是必要的。我認為嚴小姐確實是適合進行唐日關係史及比較歷史的研究者。本書今後當可以成為這個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而長久流傳。
古瀬 奈津子
2019.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