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大書」編纂出版與流傳

 

　　宋代是中國典籍出版史上茁壯的關鍵時代；不僅促發當代學術思想的蓬勃發展，更對後世的社會文化帶來深遠的影響。這一環境的形成，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印刷技術的成熟，固然不可分，但趙宋王朝在政策面的戮力推動，更是關鍵。

 

　　這一切得從宋朝的立國環境去探究。趙匡胤所肇造的宋朝是五代政權更迭的延續。趙匡胤建立政權後，為改變武人擅權政局變動的再現，著手推動一連串變更體制的政策，祈求穩定政局，其中「重文輕武」與「強幹弱枝」兩項國策影響最為深遠。在重文輕武部分，宋廷一方面以具體行動，拔擢、禮遇文士，例如立下宰相當用讀書人、不殺士大夫的祖宗遺訓。另一方面則大量選拔通過科舉考試的士人成為朝廷命官，同時由皇帝主持的殿試，讓進士成為天子門生，提升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這項政策，改變了魏晉以來世家大族壟斷社會資源與結構，創造平民崛起、社會流動的新景象。

 

　　在朝廷政策的激勵下，眾多平民家族為改變個人命運或家庭地位，無不透過教育，積極培養優秀子弟獲取知識，學習舉業；教育的普及使讀書識字的人口激增。同時入仕的士人，在朝廷廣納言論的政策下，關心國事，不僅發表意見，甚至胸懷經世致用的壯志，積極參與、推動國家社會各項興革事務，激發出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強烈企圖心。在開放的政治環境，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相關聯結，宋代士人創發出文化的多元風貌，如文學古文運動、經學的復古風氣，乃至經由儒學復興運動，進而導致理學的大興，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

 

　　在中舉入仕巨大吸引力下，眾多士人，接受教育，學習舉業。部分優異士人得以通過科舉，獲取功名。但在強力競爭下，絕大多數名落孫山的士人，則以知識為媒介，在社會各階層謀生。這些人因機緣、能力、際遇不同，造成職業與生活環境的差異，其生活品味與旨趣也有區別。因此社會上出現文化多元，雅俗兼陳的生活樣態，展現了生氣盎然的文化生命力。

 

　　宋代士人所形塑的文化力量，清楚地表現在詩會、雅集等豐富多樣的文化活動，以及種類繁多、性質各異出版品的大量刊行與流傳，讓我們看到充沛的民間力量。這一現象固然得利於經濟發展、教育普及跟印刷術的發達。但是促動或推動民間蓬勃的文化活動，卻與宋廷為改變的立國型態所推動的文治政策，乃至主動編輯整理大型出版品關係更為密切。政治主導文化發展的角色在宋代非常明顯。

 

　　宋廷為確立以文立國的新政局，落實文治政策，除了普及教育、科舉取士之外，更重視文化正統的傳承，因此開國之後，即積極徵集典籍文獻，更進一步結合當時發展成熟的印刷技術，刊行各類典籍，強烈展現文化立國、文化傳承的企圖心。因此在有宋一朝，由朝廷推動。積極刊刻包括儒、釋、道、醫學、藝術、兵學、工藝、譜錄、政書等眾多典籍文獻。

 

　　其中最能彰顯朝廷角色且影響深遠的，莫過於在立國之初，尚處兵馬倥傯之際，即由朝廷組織降國文士，編輯垂名後世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及《冊府元龜》等四部著名類書，即世所皆知的四大書。

 

　　這四部大類書的編纂出版是宋朝以國家權力、組織推動文化事業的重要範例，最足以彰顯宋代文化活動蓬勃發展的背後，政治力發揮的角色與功能，不僅構成宋代的立國特色，對後世中國典籍文獻的保存、出版與流傳，更具有重要影響；明清二代編纂各類大典，正是這種傳統的延續。充分說明宋代四大書在中國典籍出版史上的關鍵地位。

 

　　宋代四大書，在學術研究上具有特殊地位與價值。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吸引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成果非常豐碩。不過現有的研究，多是學者各自從一個側面或以一部書為討論對象，未臻全面。張圍東博士則以其長期在圖書資訊及歷史專業的專長，從古籍文獻整理的角度，深探這四大類書的學術價值。特別是他長期在國家圖書館服務，有緣接觸各類重要版本並加以比較。

 

　　因此展現在各位面前這部《宋代「四大書」編纂出版與流傳》正充分展現張兼融歷史、圖書、文獻整理各專業領域，結合時代與制度等多個層面，揭示宋代重視文化，推動、發展的背景，過程及實績，是一部集大成而堅實的學術力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宋廷以政治力對這四部各具專題的類書，編纂、出版與流傳的完整過程。

 

　　圖書文獻學並非寬重的專業，但在探討宋朝專題，研讀宋人文集史料的過程中，每逢版本、校勘等文獻整理議題，時常向張博士請益，對他認真治學的態度由衷感佩。如今有緣先拜讀博士的研究專著，獲益良多，是以敢向學界推薦。是為序。

黃寬重 識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我們都知道，古代有句成語是「開卷有益」。這是宋朝皇帝宋太宗趙光義說的。宋太宗每天要閱讀三卷《御覽》，如果有一天事情繁忙而沒有閱讀，但他一有空閒，就會補上。有人說：「天寒日短，一天閱讀三卷，太辛苦了」。宋太宗卻回答說：「開卷有益嘛！讀書不是什麼辛苦的事情」。這句成語就是這樣產生的，其主要意義就是讀書有益處。在這裡他所閱讀的《御覽》，就是一種類書。

 

　　類書源遠流長，歷史悠久，種類繁多，它又是我國特有的作品，是一種分類彙編各種事物以供查檢的工具書，蒐羅範圍相當廣，舉凡詩文、辭藻、人物、典故、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飛禽、走獸、草木、蟲魚等等應有盡有，可譬為一般人所熟悉的百科全書。其內容特色是「博採諸家、兼收眾籍」，編輯方式是將古書原文片斷摘錄，不加任何解釋；故今人可藉著「類書」一窺中國古代文化的資產。

 

　　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太宗皇帝召集前朝各國文臣儒士，對原十國所得的數萬冊圖書進行編輯整理，連續編成了幾大部書；按成書的順序有小說類編《太平廣記》，百科類書《太平御覽》，文章分類彙編總集《文苑英華》。後來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九月，又編成一部政事歷史的專門類書《冊府元龜》。後人統稱為宋代「四大書」。
 

　　宋「四大書」總的價值是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當時的館閣所擁有的圖書資料遠遠超過前代任何一個朝代，故這「四大書」所採書的種類也遠遠超過以前任何一部類書或總集。「四大書」之中，《文苑英華》與《冊府元龜》未注明引用書目，難以統計所引書目之數量；《太平廣記》一書，每一條下都注明出處，卷首注明引用書目，引書達526種。《太平御覽》，亦注明所載資料出處，引書多達2，500餘種，僅地理類圖書就有近300種。而《太平廣記》所引書籍大半都已散失。

 

　　在古代典籍中，宋「四大書」的編修與刊刻，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們所網羅的材料遍及歷代重要著作，對古籍的保存及整理有很大的貢獻，對文化資源的傳承也深具意義。但「四大書」也有其缺失，它只是將舊有資料收集排比而已，缺乏重新撰寫、組織；而且它的資料不會因時代進展不斷的更新，純粹只有整理的工作而已。因此，「四大書」的特殊在於形式、內容與眾不同，在現今的各類型參考工具書中它帶有濃厚的歷史色彩。「四大書」走過漫長的歷史，在不同的時代巧妙的應變生存下來。

 

　　本書內容分為六章十一節，第一章緒論，主要闡述宋代類書發展理念，並做一完整的敘述。第二章介紹宋代政府藏書編纂概要，以期了解政府藏書與館閣制度，以及政府藏書編纂特色。第三章探討宋「四大書」的編纂與出版，並詳述其發展的成因。第四章敘述宋「四大書」的後世流傳版本。第五章詳述及探討宋「四大書」的學術價值及對現今學術研究的影響。第六章結論，將宋「四大書」的整體發展做一總結，並敘述如何讓「四大書」藉著知識傳達給使用者比較完整的資訊，進而對「四大書」的認識。

 

　　本書的內容，可以提供宋「四大書」研究者參考，惟因本書撰稿時間倉促，且筆者學識有限，見聞狹隘，恐多有疏誤之處，尚祈同道，不吝賜正，無紉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