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宋代時經濟繁榮,人們的生活愈來愈多采多姿,在宋代城市中,市民都有機會和條件充分沐浴在歲時節日的歡樂之中,且城市旅遊和娛樂的功能也日益顯著,宋代人鬥雞、鬥禽蟲當作娛樂,顯現出人們開始會享受生活,且經濟上也較為寬裕,無論士大夫或庶民皆有能力讓生活更加豐富,他們學會享受生活,由當時娛樂場所與酒樓林立便可知,宋人的生活已經頗為自由,過著享樂的日子,經濟繁榮的此時,養動物的風氣也隨之普及,宋人喜歡這些動物的陪伴,狗、貓、魚和鳥是他們愛好飼養的動物,也常見於文人作品中,善寫日常瑣碎事物的詩人們,喜歡將這些動物寫入詩作中,對他們來說,這些動物的存在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透過這些詩作,我們可以觀察到當時動物在詩人生命中的意義。從這一方面而言,詩人所飼養的動物通常可體現出他們生活、他們的思考或是他們與動物的互動,又或者他們觀看動物的角度,例如:景祐五年,梅堯臣曾寫〈哀鷓鴣賦〉,梅堯臣年少時,鄉試不第,於仕途上一直擔任地方小官,直至嘉祐元年,年已五十五的梅堯臣才擔任國子監直講。而由〈哀鷓鴣賦〉一文中可知當時梅堯臣飼養隨處可見的鷓鴣,序中言:
余得二鷓鴣,飼之甚勤,既久,開籠肆其意。其一翩然而去,其存者特愛焉。鷓鴣於禽最有名,頃未識也,思持歸中州,與朋友共玩之。凡養二年,呼鳴日善,罷官至蕪湖,一夕為鼠傷死,遂作賦以哀云。
由「罷官至蕪湖」可知此年應是寶元元年(1038)年解建德縣令任,返京師途中經蕪湖所作。梅堯臣原有兩隻鷓鴣,某天開籠飛走了一隻,剩下一隻他特別疼愛的,養了兩年最終被鼠所傷而死,梅堯臣對這兩隻鷓鴣有著深厚的情感,因而作賦悼念:
物有小而名著,亦有大而無聞,吾於禽類,得鷓鴣兮不群。其音格磔,其羽斕斑,其生遐僻,其趣幽閑,飲啄乎水裔,棲翔乎竹間。往諮羅者,求之於野,生致二雛,形聲都雅。愛之蓄之,籠之服之,為日已久,言馴熟兮,縱晞朝旭,一逸而不復兮。謂之背德,非我族兮,戀而不去,尤可穀兮。晨啼暮宿,何嗟獨兮,固當攜之中國,為士大夫之目兮。不意孽鼠,事潛伏兮,破笯齧嗉,何其酷兮。嗚呼!翻飛遠逝,不為失兮,安然飽食,不為福兮,焉知不為名之累兮,焉知不為鬼所瞰而禍所速兮。哀哉!誠不如禿鶬鴞鵩兮,凡毛大軀,妖鳴飫腹,何文彩之佳,何名譽之淑,前所謂大而無聞,其自保而自足者歟!
以「大而無聞」不如「小而名著」的事物的道理開篇,認為鷓鴣小而名著,於禽類中不群,「其音格磔,其羽斕斑」點出鷓鴣不凡之處,梅堯臣「愛之蓄之」,不料其中一隻就離他而去,梅堯臣認為那隻鷓鴣是背德、不知感恩,另一隻戀故而不去,使梅堯臣更加珍惜。最後說「前所謂大而無聞,其自保而自足者歟!」推翻自己一開始的認知,說明自己從生命歷程中所得到的體悟,也推翻自己一開始斥責鷓鴣飛去的背德,因為獲得自由與被樊籠羈絆的得失之間實在難以下定論,因此感悟若被利所誘就難以自保自足,由哀鷓鴣喻其心志,梅堯臣於賦中表現其得到領悟處之泰然的自我寫照,此賦除了表面寫自己對鷓鴣的疼愛、對鷓鴣離去的怒氣、對鷓鴣死去的哀傷,更深一層的含義則是梅堯臣從哀傷到解脫的心情轉折。
梅堯臣將自己與鷓鴣間的情感寫入詩作中,體現了宋詩善寫日常的特點,當時詩中有許多關於生活周遭事物的描繪,這些描繪皆是透過他們敏銳的觀察與對日常生活的用心,經由宋人獨到的觀察,日常生活的細瑣事物在詩作中往往異於前代,這些細瑣事物包含了生活中一切器物、畫作,於動物書寫中也可見到,除了梅堯臣對鷓鴣的書寫之外,歐陽修也透過對牛的書寫表其內心,〈牛〉:「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橫載童兒帶犢行。」「橫載童兒帶犢行」是歐陽修描述田園悠閒時光使心情開闊,詩中可見宋人與動物間的互動,牛載著童兒,說明動物已深深介入人類生活,當時動物開始大量出現於文學作品及圖畫中,表示文人對動物生活的觀察與刻劃更加深入,也體現了動物對人的重要性,黃美鈴曾說:「這種對日常瑣細事物的描繪,與在日常生活平凡的場景中挖掘出不尋常的詩意,已經成為宋詩的特色之一。」如同歐陽修藉由觀察牛與人如何相處再寫入作品中,他觀察到的是牛會載童兒以及帶犢行,再將這只是生活周遭一個不起眼的場景融入作品中,即為宋詩的一項特色。
宋代人與動物相處融洽,彼此生活緊密,而動物與人開始共同生活可追溯到萬年前,牠們在很久以前就已被人類馴服(tamed),據資料顯示「狗,由狼馴化而來的,且是最早被人類馴服和馴養的家畜。……考古資料表明,人們約在一萬年前後就開始馴化了狗。」被人類馴服時間稍晚於狗的豬,也早在約九千年前就已經被當成家畜飼養:「豬,是由野豬馴化畜養而來,且是僅次於狗而較早被人類馴養成家畜的。……距
今年代9000餘年。」人類開始飼養動物已有長達萬年之久,當時主要是由於畜牧方面的需求,「家畜飼養業與畜牧業同是新石器時代的新興產業」。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動物在人類的生活中地位、身分已逐漸改變。非以畜牧與食用為目的的動物飼養,在經濟繁榮的宋代開始大量出現,以陪伴或賞玩為目的的動物豢養在宋代甚至成為一股熱潮,據《中國風俗通史》所言,宋代非常盛行養魚、鳥、貓、狗,這些動物在人類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比起其他種類的動物,更常見到文人對於這四種動物的描寫,文人描寫這些動物如何與他們生活、相處。因此本書以這四種動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鳥以鸚鵡為例,除了因為鸚鵡為異域珍禽外,也因為據前人研究,鸚鵡在宋人飼養的鳥類中佔了多數。正因為宋人喜歡養動物、擅長描寫動物,使得宋代詩風有了新的開創,以宋代動物陪伴書寫為主題,乃是由於宋代時,許多動物已經融入人們生活中,且與人類有許多互動,因而產生相互陪伴之情,而這些作品往往反映自己現實的心理,例如:黃庭堅元符元年有詩作〈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鸜鵒〉:
風晴日暖搖雙竹,竹間對語雙鸜鵒。鸜鵒之肉不可食,人生不才果為福。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天機。未知筆下鸜鵒語,何似夢中蝴蝶飛。
是年,黃庭堅遭貶戎州,藉鸜鵒表露「不才方能終其天年」的感慨,黃庭堅遭貶官之原因,是因為其撰《神宗實錄》,「鸜鵒之肉不可食,人生不才果為福」黃庭堅覺得倒不如一無是處,便不會被委以重任而遭人妒忌,就像鸜鵒的肉無法食用,沒有殺身之禍,才有辦法享受現下的風晴日暖,唯有如此才能免於被重用,不會被讒言所擾,這種藉物抒情的表現手法、利用動物特性自比,在當時文人的詩作中隨處可見,就自己觀察到的現象,與自身經驗作連結。
宋代人飼養這些動物,與牠們的相處方式幾乎可說是現代我們所稱的「寵物(pet)」。但由於宋代時並無寵物之稱呼,而寵物一詞,亦提高了飼主或畜主的地位,有將動物視為財產、己物的依附關係等負面涵意,故以寵物稱之並不是太貼切。因此文章中以陪伴動物(companion animal)稱之。而companion animal一詞在近代已漸漸取代pet,在許多專業的論文或是獸醫學界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但在現在常見的中文翻譯會以伴侶動物稱之,1995 年於《中華民國獸醫學會雜誌》發表的論文中提到:
由於經濟發展快速,生活水平上升,人們的生活習性有了改變,即由重視物質生活轉為強調精神生活的重要,因此寵物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來越重要。隨著此種畜主與寵物間關係的改變,於是將寵物(pet)的稱呼改為伴侶動物(companion animal)。這表示家裏所豢養的寵物已由舊社會中原本是自身所擁有的財產的觀念,改變為有如親人或是密友般的伴侶,因此在歐美等獸醫學較為發達的國家也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原僅重視經濟動物的臨床醫學漸漸對伴侶動物的小動物醫學也十分重視,並在近20年來蓬勃發展。
可見將寵物改稱作伴侶動物已是現今人們共有的觀念,伴侶動物有時也譯作陪伴動物或同伴動物,雖然宋代不會有「寵物」或是「伴侶動物」的概念,但是我們經由對宋人與動物相處的情形,可以發現他們愛護生命與動物保護的觀念已然成形,宗教倫理學博士潔西卡‧皮爾斯(Jessica Pierce)在其書中說到:「『寵物』是一種委婉的說法,我們可能很開心地假設寵物是指被愛的動物;但牠們也是被人類剝削以獲得經濟利益、刺激或情感自我實現的動物。」宋人不再僅僅是將動物作為畜牧或工作用途,故筆者認為可以伴侶動物的概念套用在宋人與動物的相處上,潔西卡‧皮爾斯(Jessica Pierce)也說:「在比較公開的場合和書面資料上,使用另一個像是『寵物伴侶』的詞彙可能會更好。」究竟如何稱呼這些動物比較好其實還未有定論,只是伴侶動物或陪伴動物為現今臺灣較常使用的名詞。
可以確定的是,「寵物」一詞爭議頗大,故本書不使用「寵物」作為討論。companion 有同伴、伴侶及陪伴之意,使用「伴侶動物」這一個名詞,更可突顯人與動物間相互陪伴的關係。且由宋代許多記載看來,這些動物有時更像是家人或是夥伴一般的存在。伴侶在當時可為朋友或夥伴,這點從宋代字書或韻書都可得到印證,如《玉篇》:「伴,侶也。」、「侶,伴侶也。」,《廣韻》:「伴,侶也,依也。」,《集韻》:「伴,一曰侶也。」,這些宋代字書及韻書皆顯示當時人以伴為侶、以侶為伴,伴跟侶二字基本上是同樣的意思,且《玉篇》中「侶」便是伴侶之意。最早將伴侶二字合用可見於唐代,韓愈〈把酒〉:「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韓愈詩中伴侶即為陪伴、同伴之意,一個人喝酒的韓愈將南山當作對飲的伴侶。蘇軾〈赤壁賦〉:「侶魚蝦而友麋鹿」這裡的「侶魚蝦」是以魚蝦為侶的意思。韓愈及蘇軾都以山或動物作為其精神上的伴侶。《玉篇》中說侶即伴侶,蘇軾以魚蝦為伴侶,也突顯出他不以動物為物,反而是將動物當作可以與自己作伴的對象。從韓愈與蘇軾詩賦中都可見「伴侶」非特定指稱人,既然動物陪伴於文人身邊,與文人為伴、為侶,故本書中稱呼這些宋代人家中所養的動物(狗、貓、魚、鸚鵡……等)為伴侶動物。
對於自己飼養的伴侶動物,除了作為相互的陪伴之外,觀看也是日常相處中的一大部分。觀看存在於每個人的日常,在生活中無不在,朱光潛《文藝心理學》曾說當人在觀看同一棵梅花時,會引起三種不同的態度,一是科學的態度,二是實用的態度,三是美感的態度。朱光潛強調的是審美,無關乎道德利害。應該享受審美的愉悅,面對自然景物理應如此,觀看動物時也是,美感的態度即純粹欣賞或觀看這些動物,欣賞動物是視覺的享受與心靈的滿足。宋代前寫動物,多將動物視為物,但宋人寫動物是以一種將動物當作同伴的視野來書寫,是以一種平等對待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動物。宋詩接承著輝煌的唐詩之後,在創作上力求不同於以往,他們在詩中寫出與動物相處的日常以及對於動物深厚的情感,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所言:「聖俞嘗語予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意」同時包含了意象的生動與作者的用心,他們對動物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對待,所以能夠創造出有新意且獨具風格的作品,顯示出宋人在動物詩寫作領域中確有其開創,相較於唐代及唐代以前的動物詩作品,宋代文人寫入作品中的動物,很多是宋代以前未曾被當作書寫主題的,除了可見養動物之風盛行於宋,也顯現宋人的書寫主題具有獨創性。宋人觀察動物方式與前人不同,使作品中動物情狀皆有其獨特風貌,以生命經驗提高觀察動物的層次,當時人為文講究新意,期以過去未有之語意寫作,因此作品風格顯著。如蘇軾在〈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中所說:
丹青弄筆聊爾耳,意在萬里誰知之?幹惟畫肉不畫骨,而況失實空留皮。煩君巧說腹中事,妙語欲遣黃泉知。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廐馬萬匹皆吾師。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與畫相資交融,互相發明,更顯相得益彰且風格獨樹,如《六一詩話》中的「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宋人既與動物密切相處,必深知動物之性,更能寫出超乎於形體以外的文句。蘇軾也曾言詩與畫皆重形似與寫意,〈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題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無論作詩作畫,重要的在於神韻,宋人寫物、作畫之特殊處在於未必要深刻刻畫動物形體,而以內心情感為主,在平凡不起眼的日常事物中投入自己的情感,這也顯現了宋人的生活情調,他們享受生活並且用心生活。透過對生活的用心,與對生活周遭事物的深入觀察,建構伴侶動物詩的寫作。
本書以詩中的伴侶動物為研究主題,在前人的動物書寫中,常用動物寓言或使用以動物為名的典故,但非描寫真正他們眼裡的動物,而是以動物為喻,但在宋人的書寫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描寫動物本身,或是描寫動物與人之間如何互動的情況,透過他們描寫動物如何陪伴他們,以及他們如何觀看動物,以此為重點一窺動物在詩人生命歷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在詩人作品中又有著何種意義,我們可由文人書寫方式對其心境轉變做更全面的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