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本書是一部旨在探索21世紀中國國別和區域研究道路的學術作品。中國傳統的國別和區域研究以對象國別或區域的時政動態為關注焦點，以研判重要行為體的意圖和發展趨勢為主要研究內容，以與本國利益的相關性為衡量研究價值的尺度，側重於應用研究而非基礎研究。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走深落實，新時代的國別和區域研究逐漸向歷史、社會和文化等縱深維度延展。本書正是一部嘗試帶入當代國別研究問題意識的歷史研究著作。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18-20世紀俄羅斯與中亞草原的關係。這一選題對於理解中國的重要陸上鄰邦—哈薩克斯坦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對於哈薩克斯坦而言，這一時期中亞草原逐步被捲入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進程始於18世紀初，至19世紀60年代俄國完成對中亞草原的征服，其統治延續了半個世紀。與馬克思筆下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性質相似，沙俄在草原地區的統治同時帶有「破壞」和「重建」的「雙重使命」。 無論是其建立的行政和司法制度、經濟開發活動和文教政策，還是由之引發傳統游牧社會的瓦解、民族解放運動和近代知識份子革新運動的興起，均需置於18-20世紀的區域和全球歷史背景下理解。
在筆者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本書充分利用外文一手文獻和20世紀以來各國學界的研究成果，嘗試對以下問題進行初步探討。其一，在18世紀30年代，俄國借助哪些條件介入到中亞草原的政治事務中？其二，18世紀後半期至19世紀中期，俄國如何分化哈薩克各部落，在籠絡一部分貴族和氏族的基礎上建立草原地區統治體制？其三，自19世紀20年代以降，俄國的草原統治體制如何演進，如何在制度設計中平衡各方利益？這一統治體制如何滲透基層，對草原游牧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其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俄當局的移民政策如何重構草原地區的族裔結構、生產方式和產業格局？
本書的標題「城牆與戰馬」選取定居與游牧社會中的兩種經典意象。「城牆」既指代18世紀中期以降俄國控制草原地區的主要軍事技術「要塞線」，也引申為19世紀20年代之後依託要塞線建立的草原行政和司法體系，即以定居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權力邊界。「戰馬」是古代歐亞大陸上各地游牧社會的象徵，既指代游牧民生產生活和軍事行動最為重要的夥伴，也引申為游牧生產方式中至關重要的「移動性」。筆者將此二者並舉，旨在點明本書的核心議題：近代俄國如何在中亞草原地區建立統治體制，以及草原游牧社會如何在俄國統治之下轉入定居秩序。
一、空間、時間與研究意義
本書所涉及的地理空間「中亞草原」以1991年之後出現的中亞地區為基礎。冷戰結束後，以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組成的中亞（Central Asia/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成為相對穩定的政治地理概念。這一空間在地理上大致可分為北部的草原地區，以及南部的山地、綠洲和荒漠地區，由此形成北部以游牧為主、南部以農耕和商貿為主的生產方式格局。中亞草原自古以來為歐亞大陸的交通要道，東連準噶爾盆地和蒙古高原，西經裏海和黑海北岸直達歐洲，南臨錫爾河和阿姆河水系形成的中亞南部綠洲。
中亞草原在當下主要位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境內。哈薩克斯坦地處歐亞大陸腹心，國土面積為272.49萬平方公里，位列世界第九。人口規模相對較小，2021年6月哈國官方公佈數據為1898.5萬人。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後，中哈兩國迅速建交，本著互惠共贏的精神發展雙邊關係。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講話，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2019年9月，兩國元首宣佈將雙邊關係升格為「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對於中國而言，哈薩克斯坦的穩定與繁榮對於維護邊疆安全、維繫西向陸上交通、確保能源進口管道多元化等方面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對於哈薩克斯坦而言，中國是國際和地區秩序的維護者、是最重要的貿易對象國和產能合作的可靠夥伴。
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後，中國學界介紹該國基本國情的著作相對而言較為豐富。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哈薩克斯坦外交、中哈經貿合作、大國在中亞博弈等議題受到了更多關注。相比政治經濟現狀，中國學界較少產出以其歷史文化為主題的學術作品，關注其近代發展歷程的著作更是鮮見。而以中亞近代為時空座標的研究作品不可避免地偏向中亞南部綠洲地區，因其人口相對北部草原地區更為稠密，文獻傳統更發達，也因地處「英俄大博弈」的前沿而更受關注。
在空間維度上，本書所關注的區域在俄文文獻中一般被稱為「哈薩克草原」（киргизская степь/Kirgizskaia step'）或「草原諸省」（степные области/stepnye oblasti）。「哈薩克草原」的地域邊界在19世紀中期以前並無精確定義，大致包括西起烏拉爾河，東至額爾齊斯河，北抵西伯利亞南緣，南至錫爾河流域中下游的廣袤地域。「草原諸省」則與俄國19世紀中期在該地區建立的行政區劃密切相關，包括由19世紀60年代行政體制改革確定的烏拉爾斯克、圖爾蓋、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七河五省。
在時間維度上，學界傳統上以1731年哈薩克小玉茲阿布勒海爾汗臣屬為俄國介入中亞草原的開端，至1917年十月革命為近代與現代歷史的分界。以18世紀30年代為上限，是因為圍繞阿布勒海爾汗臣屬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哈薩克各部在內外壓力下西遷、奧倫堡遠征和要塞線修築、俄國對哈薩克小玉茲事務的干涉等為後續俄國強化對草原地區的影響和中亞草原被納入現代世界體系奠定了基礎。獨立後哈薩克斯坦的官修史書基本延續這一分期方式，但在對時段性質的界定上出現一些變化。 本書沿用傳統歷史分期方式，以18世紀30年代為上限，以1917年為下限。
從中亞草原歷史的角度來看，18-20世紀是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首先，這一時期上承13世紀初蒙古西征之後形成的政治合法性傳統和15世紀中期以降該地區多個游牧部落聯盟並存的政治格局。在這一時期，俄國利用巴什基爾、哈薩克、布哈拉、浩罕和希瓦等各股政治勢力之間的爭鬥，以要塞線軍事力量為後盾，通過籠絡部落精英、調停氏族衝突和設官立制等手段，逐步將中亞草原從「外邊疆」轉為「內邊疆」，再從「內邊疆」轉為行省。其次，這一時期下啟對當代哈薩克斯坦影響深遠的20世紀，是該國俄蘇文化傳統形成的關鍵歷史環節。從文獻角度看，中亞草原書面文獻傳統薄弱而口傳文學發達，故本書考察的時段是15世紀以降該地區歷史文獻規模的一個高峰：俄國各級軍政機關留下數以萬計的檔案卷宗，俄國東方學家和地方誌編纂者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歷史學和民族志著作，而處於古今東西交匯時代的草原本土知識份子則創作了大量詩歌、散文和政論文章。這些文獻成為後世學者重構和闡釋15-20世紀歷史脈絡的史料，也成為當代哈薩克斯坦建構國族認同的基礎。
從俄羅斯史的角度來看，18-20世紀俄國與中亞草原的關係也是觀察俄國自身轉變的重要窗口。20世紀以來的俄國政治史研究有著較為顯著的「政體中心論」傾向，即議題選擇集中在君主制如何逐步向共和制轉變，或為何未能在某一時間點向共和制轉變，而較少討論作為大型跨地域政權的俄國在不同時期如何處理央地關係、政教關係、軍政關係、族群關係等同樣重要的「憲制難題」。本書探討的議題在共時性維度上有助於理解18-20世紀初沙俄央地關係和中亞邊疆的形成。在歷時性維度上，本書將有助於探討俄國在這一時期經歷的兩階段變遷：其一，18世紀中期沙俄在草原地區北部修築要塞線至19世紀20年代正式侵吞草原腹地之間存在近一個世紀的「停滯時期」。這一現象的背後是18世紀後半期歐洲地緣政治變局、第一次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對俄國內政外交的深刻影響，而俄國征服中亞草原的進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逐步展開（參見第二章）。其二，19世紀60年代俄國建立草原統治體制的進程與亞歷山大二世改革同步展開。至19世紀末，歐洲資本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向俄國擴散，俄國成為「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而草原諸省在新的技術條件下被大規模湧入的移民和資本改造為俄國重要的農業基地之一，逐漸被捲入以歐洲為中心的生產和分工體系。
最後，從中國史的角度來看，18-20世紀俄國對中亞的影響與近代西北邊疆朝貢體系解體及中國的民族國家轉型歷程密切相關。幾乎與鴉片戰爭同時，俄國從草原東西兩路南下，以修築要塞線和籠絡分化游牧貴族的方式逐漸建立草原統治體制。道光至咸豐年間，清廷疲於應對列強對東南沿海的進犯和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無力維繫西北邊疆防務。深入考察俄國與中亞草原地區的關係有助於從更為全面的視角審視近代中國西北邊患的形成與發展，深入思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格局重塑的歷史進程。
二、各章內容概述
本書涉及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段：（1）自18世紀30年代至19世紀20年代：中亞草原各政治勢力的一系列互動使得俄國借機介入該地區。至18世紀中期，俄當局以修築要塞線的形式控制整個草原地區的北部（第一章）。（2）19世紀20-60年代：以要塞線為基礎，俄當局以吸納游牧部落進入其草原統治體制為手段向草原腹地擴張，至19世紀60年代末控制整個草原地區（第二、三章）。（3）19世紀60年代至1917年：在完成征服後，俄國逐步將草原諸省的行政司法體制與其內地省份接軌，並在此基礎上引入資本和勞力大規模開墾草場，客觀上推動了草原游牧社會的歷史性變遷（第四、五章）。
18世紀初，俄國與中亞草原的關係整體上延續了數個世紀以來東歐平原定居政權與游牧部落之間的互動形態。基輔羅斯時代至莫斯科公國時期的文獻均在不同程度上記載了黑海和裏海北岸游牧民群體對農耕村鎮的襲擾。但雙方之間同樣存在貿易和其他形式的交換與合作。16-17世紀，俄國借助近代歐洲的火器和工事修築技術，依託東歐平原的水系修築要塞線，以阻滯游牧民集團的大規模長途奔襲。至18世紀初，俄國已穩固控制伏爾加河流域。本書第一章描述的正是這一背景下，俄當局如何利用關鍵的政治機遇，將自身的政治影響力擴展至烏拉爾河流域和中亞草原西路。本章梳理了1730年小玉茲阿布勒海爾汗遣使沙俄的歷史脈絡，展現俄方如何利用阿布勒海爾急於尋求外力支持的處境而在烏拉爾河中游佈局，以要塞線體系和哥薩克軍團為基礎，控馭巴什基爾、哈薩克和卡爾梅克各部落。受限於草原西路的自然環境和游牧生產的分散性，阿布勒海爾家族無力號令各氏族，更無力庇護俄國商旅安全過境。儘管如此，俄當局仍主要以該家族為介入小玉茲內政的重要依靠。18世紀後半期，俄方一度改變此前的政策，嘗試在草原西路建立行政管理體制，將部落首領吸納為領取薪俸的官員。但受草原西路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政治形勢所限，上述嘗試終告失敗。這一時期俄當局通過吸收部落精英子嗣進入其軍政和文教機構，培養了一批熟諳歐俄和草原兩種體系的帝國代理人，為19世紀20年代之後俄軍大舉深入草原地區奠定基礎。
19世紀初，取得拿破崙戰爭勝利的俄國調整了政策，於19世紀20年代邁出吞併草原地區的步伐。其開始的標誌是1822年《西伯利亞吉爾吉斯人條例》的頒佈。本書第二章以這一條例的文本為中心，分析俄國在草原東路建立統治體制的進程和具體策略。這一條例由時任西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起草並推行，其核心在於創設一套適用於草原地區的統治體制。在宣佈廢除哈薩克中玉茲汗位基礎上，這一條例首先設計一套由俄當局監督的區—鄉—阿吾勒三級主官選舉制度，形成由汗王后裔和氏族首領組成的草原官僚機構。其次，以要塞線軍力和草原官僚機構為基礎，俄當局根據氏族游牧範圍劃設疆界，限制越界游牧，並向牧民灌輸行政邊界觀念。再次，條例設計土地利用、稅收、文教和社會階層等制度吸引各階層牧民轉入定居。19世紀20-40年代，鄂木斯克當局在草原東路相繼開設八個外區，使得該地區各氏族分化為親俄和抗俄兩派。後者在19世紀中期草原地區的複雜政治局勢下逐漸衰亡。
19世紀中期，在清廷西疆武備廢弛、俄軍向草原腹地大舉擴張、俄國開啟資產階級改革的三重背景下，俄當局組織跨部門委員會，重組整個中亞地區的統治體制。本書第三章以19世紀60年代沙俄正式制定草原地區統治體制的過程及其關鍵文本1868年《草原地區臨時管理條例》為中心，呈現制度設計背後的部門利益之爭及時代觀念的影響。在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時代思潮下，1868年臨時條例以在草原地區建立「文明秩序」為名，為草原東西兩路設計統一的行政和司法體制，並奠定此後半個世紀草原地區的行政區劃格局。該條例擴充省級機構，廢除此前由哈薩克部落精英充任半數職位的「區」，改為由俄軍官主政的「縣」，以強化草原各省對基層的統治。該條例將游牧社會的基層仲裁者「畢」制度化為「民族法庭」，負責依習慣法審理哈薩克人之間的民事案件，將其整合入俄國的司法體制。在社會經濟方面，該條例帶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改革特徵，包括推行以貨幣稅替代實物稅，鼓勵哈薩克官員和部落精英將牧地以俄當局認可的方式變更為私人佔有的土地等。其第210條宣佈作為哈薩克人牧場的土地為國家所有，由哈薩克人集體使用。1868年臨時條例的頒佈不僅標誌著草原統治體制的正式確立，也預示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俄移民向草原地區的大規模遷徙浪潮。
第四章從宏觀的歷史敘事轉入微觀的制度考察，從地方財政視角管窺草原統治體制的運作狀況。該章以各省歷年省公署年度報告為主要數據來源，從各省財政收支狀況來考察草原諸省自19世紀60年代至一戰前的財稅汲取能力，由此探討俄國的草原統治體制是否能有效運轉。這一時期，向牧民徵收的帳篷稅是各省財政收入的最重要且最穩定的來源。其次，通過對比帳篷稅預算和實際徵收額度可以推測，19世紀60-90年代草原諸省能有效地向各省游牧人群中的絕大多數民眾徵收稅款。而19世紀末歐俄移民湧入之後，帳篷稅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土地稅和商稅在財政收入中的占比逐漸上升。最後，從財政支出部門分類分析，中亞部分省份的財政赤字主要來自軍事開支和移民事務開支。如單獨計算各省行政和司法機構的開支，則本省的財政收入可完全覆蓋。由此可見，19世紀60-90年代俄國的草原統治體制對草原游牧社會有著較強的財政汲取能力。而在20世紀初交通和通訊條件大幅現代化之後，草原諸省的財政收入對本地稅源的依賴程度便不如此前時期。
第五章則回歸地區層面的宏觀敘述，關注19世紀90年代草原地區統治體制的改革及沙俄末期移民政策的深刻影響。1868年臨時條例頒佈後僅兩年，俄當局便重新組織委員會對其進行修訂，最終形成1891年頒佈的《阿克莫林斯克省、塞米巴拉金斯克省、七河省、烏拉爾斯克省和圖爾蓋省管理條例》。新條例的核心目標是促進草原諸省的規章制度與俄內地省份接軌，同時進一步推動草原地區牧地的私有化，降低大規模向草原地區遷入移民和注入資本的制度障礙。1891年條例頒佈的同時，在俄當局積極調整移民政策、鐵路和電報擴展至中亞、草原諸省制度內地化、歐俄地區人地矛盾尖銳等多重因素作用下，19世紀末至1916年，超過一百萬歐俄農民湧入草原諸省。這一運動極大改變了草原地區的族裔結構、生產方式和產業格局，且形成了一系列推動游牧民定居化的社會經濟機制。這一進程一方面引發地方政府與牧民之間、移民與牧民之間、新移民與老移民之間等的衝突，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整個草原地區農牧業生產的市場化和全球化。在這一進程中，傳統游牧社會的以血緣為基礎的權威逐漸瓦解，依附於俄國的行政、司法和文教體系的新興知識份子，以及在變局中獲取財富的新地方精英成為草原社會的新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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