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新傳：自由、容忍與工具理性締造出的世紀人生

 

　　這是一部全新的有關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學術大師胡適博士的生平經歷、學術成就及其思想發展脈絡簡明扼要的研究傳記。

 

　　我研究胡適，最早是在一九八五年刊發在《徽州社會科學》上的一篇五千多字的研究論文，題目是《胡適易學研究述評》。當時的研究興趣僅僅是《周易》經學及其歷史。而後，從一九八六年至二○一六年的三十年間，我基本上圍繞著經學史、漢學史、商周史和古文字學為中心，至今出版了相關學術著作四十多部，總篇幅超過一千兩百多萬字。

 

　　但是，因為我家族是明清時期的進士家族，從授命撰寫《鳳儀堂劉氏家譜（五修）》開始，我家歷代的列祖列宗在明清兩個朝代時期的行狀和文章，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研究興趣所在，客觀上帶動了我對近現代歷史人物的研究興趣。於是張璧（《民國名人張璧將軍別傳》）、陳寅恪（《陳寅恪別傳》和《造神與造假——陳寅恪別傳續集》、《陳寅恪史事索隱》、《陳寅恪書信四二二通編年考釋》）、傅斯年（《傅斯年：價值取向與歷史學》）、韓復榘（《韓復榘：傳說與史事對比研究》），再到如今的胡適（這部《胡適新傳》），一個接著一個的近代歷史人物的研究傳記，從我的書房裏走向出版社、走向國際圖書市場、走向國際各個大學圖書館。

 

　　—— 特別是二○一五年八月我移民美國之後，對博大而精深的古代中國歷史和文明的研究，已經不再屬於我賴以謀生的職業和科研的專業了。作為一個自我總結，不僅是我個人、而且也是學術界的總結性和里程碑性的專著：我先後出版了上下兩卷本《中國彝銘學》、上下兩卷本《國際易經學史》和上下兩卷本《漢學史演講錄》三部學術專著，這三部六卷本的學術專著，都是中外學術史上的前無古人的填補空白之作，總篇幅將近五百萬字的文字量，代表了我對商周金文和商周歷史、《周易》及國際易學研究史、海外漢學發展史三個領域艱苦探索將近四十年的學術見證。如今，我的生活語言已經是英語、閱讀語言則是日語、英語和漢語，而著述語言卻一直使用漢語這一「三位一體」現象。形象地說，這三種語言和文字的使用已經成了我的「最新出廠設置」。因此，無論是研究經學史、漢學史、商周史和古文字學，還是研究近現代思想文化和人物史，都必須是對中國古今歷史進行非種族、非政治、非功利性的研究，或者說完全就是一種純粹的文獻考古學的研究。

 

　　毋庸諱言，在漢語學術界和讀書市場上，已經充斥著非常、非常多的跟胡適有關的研究論著，這當中大量的篇幅卻是在刻意渲染胡適的婚外戀問題。有些作者甚至刻意撰寫了「胡適的戀人」類似這樣的著作，或者文雅地使用「星星、月亮」之類的術語，並且認定美國女人韋蓮司、羅維茲、哈德曼和中國女人陳衡哲、曹佩聲、徐芳、陸小曼等人先後為胡適的戀人或者情人。可惜除了韋、曹二人可得確證之外，其他則可以歸結為柏拉圖式的精神仰慕而已。在他們的筆下，胡適似乎很濫情，也很放蕩和輕狂——當這些著作在意淫胡適的風花雪夜顛鸞倒鳳之時，卻完全無視當時患有嚴重心臟病和嚴重痔瘡的那個中老年人，是否還能有正常的性功能這一最基本的生理問題……毫無疑問，這樣的論著既是對死者的不敬，也是對學術的褻瀆。因此，在我們這部《胡適新傳》裏面，幾乎不涉及這個問題。因為，這既是屬於胡適的個人隱私，也不應該屬於學術研究範圍之內，所以我們決定對於這些雞毛蒜皮和茶餘飯後的談資話題，不加任何討論和引申。或許她們的出現在胡適的生平和思想的演進過程中曾經佔據過或多或少的位置、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催化作用！

 

　　眾所周知，我們從事歷史人物的研究，感到最困難的就是被研究對象的史料難以窮盡。比如日記、比如家譜、比如詩歌、比如書信、比如已發表的作品、比如未發表的作品諸如此類等等。但是，用在研究胡適的場合，我們卻感到異常的方便。因為上述這些史料和原始檔案資料，胡適本人生前幾乎都已經給我們準備好了，甚至胡適自己也給我們留下了關於他在某些歷史階段的傳記、年譜之類的撰寫出版物。知道自己肯定要明標青史的他，是不是想給我們帶風向以至於讓我們有意無意中落入胡適預先設定好的窠臼呢？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尤其需要警惕。比如，有的專家在著作中就發出質疑說：「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最多、範圍最廣，自傳、傳記資料收藏最豐、最齊的一個名人；同時，他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顧盼、議論、窺伺，卻又是最被人誤解的一個名人。這當然跟他自己處處設防、刻意塑造他的公眾形象有很大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說，在中國近代知名的人物裏，胡適可能既是一個最對外公開、又最嚴守個人隱私的人。他最對外公開，是因為從他在一九一七年結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國，到他在一九四八年離開北京轉赴美國的三十年間，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界領袖、輿論家及學術宗師，他的自傳資料產量與收藏最為豐富與完整。」就連胡適自己也公開第承認他的日記是「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但是，胡適日記和書信也客觀上向大眾提供了一面透視胡適內心世界和感情的鏡子。誠如唐德剛所說的那樣，「胡適就像金魚缸裏的金魚，搖頭擺尾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這一局面和胡適自己主動的「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蕩蕩」的行為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而另一方面，龐大而繁多的胡適研究資料（儘管只是以漢語或英語為載體），無論是出自他本人提供還是學術界長期的搜集和整理所得，都增加了我們甄別史料、選擇精準史料去解讀胡適的難度。有的胡適研究專家就曾經感歎地說：「殊不知現有的胡適資料，已經是浩瀚到了沒有一個人可以全盤掌握的地步。研究胡適要面對這浩瀚的資料，固然是一大難題。然而，要突破當前胡適研究的瓶頸、要開創出新的典範，新的觀點才是法門。資料誠然是多多益善。然而，徒有資料，沒有新的方法和觀點，絕對不足以窺胡適的堂奧，更遑論要為胡適畫龍點睛了。」吾謂為信然也！

 

　　毫無疑問，龐大而繁雜的胡適研究資料客觀上造成了現在的學術界對於胡適研究有一種寫作篇幅越來越多的趨勢，好像一下筆就剎不住車了的感覺，總覺得在涉及到胡適的每一個言行的分析和敘述上雖然已經長篇大論卻依然捉襟見肘、管中窺豹。於是乎，每一個胡適課題著作人 甚至大陸學者宋廣波最近剛出版九巨冊的《胡適年譜長編》都想比肩於胡頌平的十一巨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增補版）》的架勢。似乎每一個人都有理由、有能力可以寫出幾百萬字的胡適傳記、胡適豔史之類的，只要有人給他們出版，他們就可以不停地寫下去。比如說，最近幾年出版的名作《舍我其誰：胡適》這套系列胡適傳記來說，據說該傳記至少分五部，總篇幅超過了兩百五十多萬字。作者以寫歷史小說和人物編年二者相互融合的模式，真可以和胡頌平的十一巨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增補版）》、或者宋廣波的九巨冊《胡適年譜長編》相頡頏了。雖然這樣的大篇幅胡適傳記、胡適豔史之類的多卷本著作，為了充數，時常出現不惜在自己的著作中對胡適的某篇文章、某首詩歌、甚至某篇論文來個全盤複製，我們居然也很少看到這樣的被作者們對複製到他們自己論著中的胡適作品給出恰如其分的、有思想深度的分析和研究結論。

 

　　——我不得不說，這樣的多卷本著作至少我在閱讀的過程中就倍感糊塗：不知道是在讀他們撰寫的胡適傳記，還是在讀他們選編的胡適作品選集。比如，胡頌平的十一巨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增補版）》中，介紹某年某月某日胡適撰寫了「中國中古思想史」第一章，然後他就將該章內容全部附錄當天文字之下。如此化整為零，幾乎把一本書全部分別附錄在某一天下。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實話說，撰寫歷史人物的「年譜長編」，不帶這麼玩的好嘛？！這反映了胡適課題著作人對史料選取的懶惰，本來可以簡述某一章核心觀點即可，卻非要把胡適的論文化整為零全部複製到「年譜長編」中。我以為此書如果刪除這些胡適論著的複製，四、五卷就足矣成書——當然也包括《舍我其誰：胡適》這套系列胡適傳記，也出現了這樣的致命傷，多次大段大段地引用胡適詩歌全文，甚至還出現了大量介紹北京大學校史的內容，作者不覺得離題太遠了嗎？！

 

　　如今，《胡適全集》以嚇人的四十四冊的長篇巨制、以兩千多萬字的文字量一下子呈現給對所有胡適研究感興趣的師生面前，它已經成了走進「胡適學」的最為基本的起步閱讀標準。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九二年我在日本大阪的古舊書店裏第一次看到三十三巨冊、兩千多萬字文字量的《津田左右吉全集》時所生出的無比的震驚和驚訝的表情！如今我已經六十有二歲了，個人出版的專著才不過剛剛超過了一千兩百多萬字而已。好在我從十六歲至今也撰寫了幾十本日記、保存了兩千多封和中外學者們的往來書信——但是我沒有把握，我是否可以達到兩千多萬字的文字量？

 

　　儘管已經出現了超過兩千多萬字的《胡適全集》，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周質平告訴我們這套全集依然存在著「有意的將違礙文字，剔除在外，而在序言中一字不提」的消毒行為。以至於他「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了。因為在他看來，《胡適全集》少了某些敏感文字「正如長坂坡裏沒有趙子龍」一樣。當然，也更是對歷史和原始檔案文獻的篡改！是否如此，讀者大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