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凌駕黑暗苦難之上的那道不滅之光
「藝術史」就其字面而言,就是藝術的歷史。然而,細思此「歷史」之意,實則涵蓋極廣:作品、個人(畫家、委託者)與社會階級、事件、家國民族與文化傳統等的歷史,盡在其中。每件藝術作品都蘊含著當世的縮影,記錄下時代動盪與人心渴望的錯綜交織。如何能透過不同的代表性畫作,在複雜的歷史洪流中兼具微觀與宏觀地呈現一番見林又見樹之景,實為藝術史說書人的一大挑戰。
相較於許多同樣著墨此時期藝術的論述,本書獨特之處,就在作者行文於井然有序的時空框架中,深入淺出地串起自文藝復興至巴洛克時期數百年間的藝術作品,尤其少有地以基督信仰為軸線,緩緩穿梭於個別創作者的心靈世界,以及他們生活的社會時代,將其中由小而大、於私於公的相互衝撞,與「基督信仰」緊緊纏繞一起。
在此,「基督信仰」不再流於一個被貼上「權力機制」或「意識形態」的冰冷標籤,而是激發藝術生命火花的重要源頭。在作者理性評析的筆下,「宗教」一旦偏離真理與愛的平衡而淪為教條與私欲的幌子時,便轉身成為洪水猛獸般的束縛枷鎖與摧殘利器。
然而,作者又能充滿溫柔與包容地帶出,基督的犧牲與全然之愛如何能傾倒在個人打開的心門,信仰就成了能使人心凌駕黑暗苦難之上的那道不滅之光、支撐之翼。在這種兼具外在公眾世俗與內在私密心靈的觀點下,作者讓書中每件畫作的題材不再流於「基督教文化傳統」下的慣性承襲,而是一個精心選擇下的載體,展現出信仰在特定時代氛圍下對創作者、委託者,與當代觀者間所激起的驚濤駭浪,或慘烈,或激勵;每個主題都帶出了藝術家面對時代精神變遷時的摸索妥協、對創作生存的掙扎抉擇、對自我生命最終價值與定位的質疑、追求與沉澱。透過書中對作品的形式風格、畫面構圖與整體審美特質的分析比較,諸般挑釁、壓抑、憤怒、絕望、順服與盼望等的複雜心境情緒,亦能徐徐如生、具體而微地展現眼前。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傳道書三章十一節)
藝術的力量在於它能打破時間、地域、種族與文化的藩籬,撥動藏於人類心底深處的那根共同的絲弦:對自身價值命定、永恆歸屬的渴望與追尋。從天堂到人間,人若隻身在塵世間尋尋覓覓,經歷的不外乎轟轟烈烈、功名成就、紛擾糾葛、反覆無常;或一時得著,又一時失去,有如明滅不定的螢光,短暫無常,一如〈傳道書〉所言,「我見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一切事,看哪,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傳道書一章十四節)本書卻將「日光之上的神」拉進日光之下的塵世,深扣那份被安放在世人心中的永恆,讓藝術作品無聲地訴說出神、人間既近又遠的拉扯及等待。於是,那份面對他人的順應掙扎、面對自我的懷疑失落、以及仰望神的堅持盼望,成了出自深層生命的共鳴餘音,得以與不同世代的觀者持續對話、啟發與激勵。
于禮本(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系主任)
推薦序二
從天堂到人間的藝術之旅
在台灣,許多關於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期的藝術專書,多半會以一種排除基督教的「人文主義」觀念來書寫藝術的風格與型態。然而,隨著文化學與藝術社會學的研究發展,我們可以在歐美的許多論述中看見所謂的「人文主義」,其實並非全然只是表面化的「以人為本」。美國歷史學者Peter Gay(1923-2015)具體地表明,在二十世紀之前崇尚科學的「後基督教」(post-Christian)時期,並非是「無神論的時代」,相反地,那是「信仰的黃金時代」。若將時間往前推溯至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會發現當時初始的人文主義是一種來自於基督教脈絡、具有「溯源」(ad fontes)意識的古典主義,他們反對中世紀經院主義的制式僵化,且在近一步地注重聖經教導的同時,「也強調了人文思考的重要性」。
若我們回到文化發展的歷史面向,會看見那時的藝術與基督信仰有著緊密的關聯。例如,時常被看為與文藝復興同等重要的麥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就是一個明顯的參照。隨著與貴族巴蒂家族(Bardi family)的聯姻關係,這個以羊毛業致富的平民麥第奇家族又在銀行界中提升了自己的社會名譽。之後,除了大量投資藝術建設與人文教養機制之外,「輝煌的羅倫佐」(Lorenzo il Magnifico, 1449-1492)更讓年輕的一代接受神學培育,期以向至聖的教會體系靠近。當我們對應時代的發展,會看見十六世紀的兩位教宗里奧十世(Leo X., 1513-1521)和克雷門斯七世(Clemens VII., 1523-1534)皆出身於麥第奇家族;而托斯卡納公爵柯西莫一世(Cosimo I. de’ Medici, 1519-1574)所支持的「佛羅倫斯素描設計藝術學院」(Accademia delle Arti del Disegno, 1563),更是將信仰與藝術整合為一:「讓至高無上的偉大上帝激發這些優秀的天才,創造出與虔誠之心及基督教相稱的作品」。
在這本《從天堂到人間》的著作中,便能夠看見長期致力於基督教藝術推廣的陳韻琳老師,以貼近人心的筆調為讀者述說了從文藝復興到巴洛克之間,從義大利、德意志地區、低地國、西班牙等地之中,許多著名畫作的文化特質,以及當中與基督信仰相互對應的關聯。提及的藝術家名單與畫作豐富,在此筆者未能一一說明,僅只提出幾個書中的例子作為分享。
例如,在所謂的宗教藝術世俗化的演變之中,作者進一步地詮釋了「聖人光環」的消失,是「耶穌由靈體變成有血有肉有痛苦的人子」之信仰關照,也是人子展現了「承負肉身痛苦與心靈痛苦」時,當有的人性「表情與體積」。這不以排除基督宗教的藝術觀點,是為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找回神性臍帶的內在聯繫。
或者,在基督信仰與藝術家共存的主題上,讀者將會看見喬托(Giotto, 1267/76-1337)劃時代的自然寫實風格,實際上是受到聖方濟會信仰觀的影響; 波提且利(Botticelli, 1445-1510)和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各自的晚年創作,也都具有道明會神父蕯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 )的信仰觀之呼應。這位被「輝煌的羅倫佐」邀請到佛羅倫斯的教會改革者,以異象式的虔敬思想打動了許多中下階層的群眾,也為十五世紀末期的義大利藝術理解,植入了一種不看重「裝飾美學」的貞潔之美。其要旨就是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你們要看真正的美嗎?看那些精神勝於物質的虔誠處女吧!」。
而面對一些過去流傳下來的藝術家傳奇故事,作者以一種對應生命的路徑,讓我們再思藝術存在的價值。例如與教會主流教義不同調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在臨死前接受了「天主教這個最好的信仰」,並且為他生前那些對立於上帝的藝術創作進行告解。作者將這段文學色彩的事蹟,放到了當代信仰者的思想世界之中,進一步地詮釋到:「經過這一生的追尋,從科學之真,到藝術與科學的相融,到神祕之美,他死前,竟是重返那科學、藝術都無法捕捉的基督的奧祕呢?這種從人文主義走向宗教虔敬,從對耶穌的懷疑、對大自然的神祕體驗走向宗教的救贖轉變,應當跟臨終之際的死亡思索有關了。」如此,讀者也一同在深具人文關懷的世俗藝術之中,重新看見當時代人對靈魂救贖的渴望與在乎。
在這樣以信仰想像作為軸心的書寫上,我們亦能在兩個巴洛克時期的例子中,看見促人深層思想的藝術故事。對許多人來說,那位「放蕩不羈」的卡拉瓦喬(Caravaggio, 1571-1610)繪製的「庶民」、「粗俗」的聖人模樣,是一種與教會主流唱反調的個人主義。但在作者的筆下,這樣特殊的表現則是成了一項信仰者的「生命反思」;而那些在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畫中出現的寫實與生活感,並非只是遠離神聖的中產階級品味,更是為此描寫,凸顯出那樣的日常反覆,就是一種「每一天與神聖的上帝相遇」。
盼望讀者能在接下來的閱讀之間進入「從天堂到人間」的藝術之旅,體驗那些數百年前的創作所共同見證的,那神聖的世俗化轉變,或者說,是「以馬內利」的道成肉身,被藝術所承載下來的永恆說話。
羅頌恩(東海大學美術系講師/基督教藝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