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

【前言】

1998年1月，“新語絲”網站登出新一期網刊，其中的《中文網1997年十大新聞》之一是：“網上進化論與神創論之爭蔓延到中國大陸。神創論者小灶和基甸在南開大學的BBS《聖經》版開壇佈道，進化論者方舟子單刀赴會，深入敵巢。”1那是中文網絡的“恐龍”時代。那時候，學生物的方舟子和學物理的小灶還在讀博士，學化學的基甸剛剛碩士畢業開始工作。三位理科生真身都在美國，卻用鍵盤敲出的漢字在虛擬網絡世界中，而且是在中國大陸的大學BBS上，展開了關於基督教信仰vs科學的辯論。2二十多年後，這條“新聞”中提到的三位中文網絡的“骨灰級”網友仍然在網上和網下寫文發帖、演講教課，方舟子以打假和科普（而不是基督教批判）成名，而小灶和基甸則有幸成為讀者諸君手上這本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科學之書的合著者。

過去這二十多年，因為本書兩位作者兼具理科背景和基督徒的身份，所以寫過不少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的文章，也多次應邀演講和講授關於“科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專題。二十多年過去，我們的時代變得越來越“後現代”，認為其“不科學”而反對基督教信仰的現象在年輕一代中越來越不普遍，但是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不符合科學”的看法仍然是他們走向基督信仰的一大障礙。一些中國知識份子跟當年的方舟子一樣堅信：一個智性成熟、內心誠實的人，不可能既有科學的思維又同時信仰基督。

然而，基督教信仰真的與科學彼此衝突嗎？很多具有思想深度和嚴謹治學態度的學者，包括哲學家、神學家和科學家——其中有基督徒，也有無神論者和其他宗教信仰者，都認為基督信仰與科學並不彼此排斥。他們對於“尊重科學與信仰上帝彼此互不兼容”的論調，提出了理性而深刻的質疑。也有不少基督徒學者對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的關係有深刻、客觀和正面的分析和論述。在簡體中文世界，有一本對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有很大影響的福音性著作《遊子吟》（里程著），在二十年前首次出版，其中與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相關的內容，經常被廣大基督徒在傳福音時引用。最近二十年，中國國內也出版了一些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的著作，但基本上都是翻譯歐美相關學術著作，幾乎沒有相關
主題的中文原著。

過去這二十多年，人類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認知能力繼續飛速發展，包括在生命科學和天文學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例如人類基因組的測定和引力波觀測），學界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的關係的反思也沒有停止。本書兩位作者基於這一主題繼續寫文章、演講和講授教課，也一直堅持收集、分析新的數據和資料，並對此議題有一些新的反思和研究。在與本書策劃人安平牧師商議及得到《遊子吟》作者里程博士的支持以後，我們決定重新編寫一本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科學”主題的書。希望藉著本書能夠將科普性與學術上的客觀、嚴謹相結合，給追求真理的年輕知識份子提供一個客觀、平衡、詳實的參考資料，同時也幫助對此議題感興趣的基督徒形成更深入、更廣泛的瞭解和反思。

在本書中，我們將嘗試回應在中國知識份子當中最常見的用科學質疑和否定基督教信仰的理由，包括回答以下問題：

˙現代科學的新發現能否佐證上帝的存在？
˙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智慧設計論”？
˙基督教在歷史上是否曾阻礙科學的發展？
˙現代科學的誕生跟基督教信仰有沒有關係？
˙進化論及地球年代久遠的證據與基督徒關於上帝創世的信仰是否衝突？
˙基督徒對進化論和地球年齡有哪些不同的看法？
˙有多少科學工作者是基督徒？
˙一個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可以是一個好的科學家嗎？
˙科學能幫助人歸信基督嗎？
˙為甚麼我們還需要上帝的啟示？
˙基督徒是否可以用科學來證明上帝的存在？
˙科學是否等同於真理？
˙科學與人生、價值和意義有甚麼關係？
……

本書的各章主題如下：
第一章 現代科學的佐證與智慧設計論
將介紹現代科學（特別是天文學和生命科學）的一些新發現對宇宙萬物背後有一位超自然的創造者或設計者的觀念的支持，以及“智慧設計論”的發展與局限。

第二章 進化論與神創信仰
將集中討論關於進化論與基督教基於《聖經》的上帝創世的信仰之間可能的矛盾衝突。我們將介紹基督徒關於上帝創世（尤其是《創世記》第1章和第2章關於創造的記敘）和地球年齡的不同的解讀和觀點，並分析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背後的自然主義哲學前設，揭示進化論與上帝創世的信仰之間的衝突實質。

第三章 基督教與科學的歷史糾葛
將回顧、分析科學史上科學與基督教信仰的恩怨，反思“基督教在歷史上曾經阻礙科學的發展”的觀念，探討現代科學誕生於基督教文化之中這一現象與基督教信仰的宇宙觀的關係。我們希望能破除一些迷思，反省教會在歷史上所犯的一些錯誤，同時介紹基督教信仰對科學發展做出的貢獻。

第四章 科學主義批判和科學哲學反思
試圖對基督教信仰跟科學的關係做出更深入的反思，包括對自然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基督徒的“科學護教”方法論的重新審思。

第五章 科學家的信仰
科學家或科學工作者的宗教信仰，特別是他們對基督教信仰的看法和態度，以及科學家對基督教信仰與科學關係的看法的歷史演變，是第五章的主題。

第六章 無神論與基督信仰
將進一步探討科學的局限及基督教信仰為宇宙、歷史、人生和倫理道德提供的更高的圖景，對無神論和新無神論提出批判。

第七章 基督徒對科學的看法
將在前六章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自然科學與上帝的啟示的關係。我們將主要探討科學為何可能與上帝的普遍啟示相符，及為甚麼這仍然不足以讓人歸信基督，或者說為甚麼就認識論而言，特殊啟示對認識上帝來說是必要的。

在最後的第八章 科技倫理與苦難“天問”中，我們將討論科技倫理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以及因為（在本書寫作和編輯過程中爆發和肆虐的）全球新冠疫情引發出的苦難與上帝的問題。

本書第一、五、六、八章由基甸主要負責撰寫，第二章由基甸和小灶合寫，第三、四、七章由小灶主要負責撰寫。能夠參與寫作此書，我們深感不配，也殊覺榮幸。盡管我們將盡力追求真實、客觀和嚴謹，卻也深知自己的知識和能力有限，本書內容有任何不準確、不嚴謹或有錯誤的地方，歡迎讀者批評指正。我們熱切希望，藉著這本小書，能給追求真理的“慕道友”及“以信求知”的基督徒知識上的幫助和理性上的啟發。

本書部分章節內容曾以不同的題目在《海外校園》和《恩福》等雜誌上發表過（內容在本書中有一些更新和修改），作者也向這些雜誌表示謝意。兩位作者在編寫本書期間得到他們妻子的大力支持，特別要對她們“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愛（《哥林多前書》13:4）表示深切感謝。


【第一章】

現代科學的佐證與智慧設計論

2021年7月，一段著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在幾年前回答現場觀眾“到底有沒有上帝”的問題時說的話被公布到網上，引起不小的反響。楊先生說：“如果你所謂的上帝是一個人形狀的，那我想是沒有的。如果你問有沒有一個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為整個世界的結構不是偶然的……自然規律雖然是有序的，但是自然規律的組合卻是隨機的，任何有目的的產品，都是某種智慧設計的產物。”在這段講話中楊先生也列舉了一些現代科學，特別是天文學和生物學的一些新發現對他的觀點的佐證。對於楊先生而言，現代科學已經有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宇宙萬物背後有一位“智慧設計者”，也就是人們常常用來代指上帝的“造物者”，而這跟基於《聖經》的基督教宇宙觀是一致而無衝突的（盡管楊先生並不一定認同基督教信仰的所有教義）。

現代科學的發現可能佐證《聖經》敘述的宇宙觀，尤其是宇宙萬物背後有一位造物主的觀念嗎？新約《聖經》寫於大約2000年前，舊約《聖經》的寫作時間更早。《聖經》的古老文本裏面顯然不可能包含現代科學的一些名詞和術語，但《聖經》常常以詩性的語言講述的宇宙與人類生命的“宏大敘事”，確實可能與現代科學發現揭示的一些事實相符。

《詩篇》19篇是我最喜歡的《聖經》篇章之一。這篇古老的《詩篇》以恢宏而優美的詩句開頭：“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篇》19:1，如無特殊說明，本書經文均採用和合本）我想像，這可能是幾千年前的一位牧羊人（年輕的大衛），在完全沒有光污染的以色列曠野的夜晚，觀看滿天的星斗，在聖靈的感動下寫下的《詩篇》。

東西方文化中都有抒發諸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情懷的詩句和名言。杜甫的詩中有“造化鍾神秀”（《望嶽》）的句子，稍加別解簡直可以翻譯成“萬物彰顯上帝的榮美”。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雖然夫子所敬之“天”跟《聖經》裏的上帝並不是一回事，但他說“天”不用說甚麼，你看四時的運行，百物的生長，就知道“天”道在工作，這跟《詩篇》19篇3-4節所說的“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的量帶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也很相似。大哲學家康德的名言：“在我頭上有燦爛的星空，在我心中有道德的律令”，更是常被人用來言說上帝存在的真實和必要（無論那是不是康老師的原意）。

盡管古代詩人不可能有我們今天天文學、宇宙學的科學知識，《詩篇》19篇裏並未出現“宇宙”（universe） 這個詞，但我認為現代科學的一些新發現的確印證了“諸天”“穹蒼”（古人對宇宙的稱謂）背後有一位大有“手段”（智慧）和榮耀的創造者、設計者。

現代天文學、宇宙學的一些新發現，佐證、支持一個觀念，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宇宙的產生和存在並非偶然，宇宙和我們人類的生命背後，有一位智慧、理性的設計者、創造者。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說，宇宙的被造或被設計的特質主要有兩個證據，一個是“時空有始”，另一個是“宇宙微調”。

時空有始，創造有據
2016年2月11日，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觀測台）團隊宣布人類首次直接探測到來源於雙黑洞融合的引力波，證實了愛因斯坦一百年前的預言。一時間，各大媒體爭相報導。其實“科學家觀測到引力波”成為頭條並非第一次。2014年3月17日，哈佛-史密松森天體物理中心的天文學家也曾經宣布利用BICEP2探測器在宇宙微波背景中觀測到了源自宇宙“大爆炸”（the Big Bang）的引力波。當時的媒體報導都側重於引力波與大爆炸之間的關聯，國內一些媒體稱“天文學家已找到宇宙大爆炸的決定性證據”；PBS（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台）的標題是“引力波揭開宇宙起始的面紗”；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博客上有篇評論文章說：“（引力波的）新發現對於猶太-基督教傳統有顯著的意義，它為基於《聖經》的信仰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雖然在後來的驗證中，2014年那次的發現並沒有真正被證實（無法排除星際塵埃的可能），但引力波跟大爆炸確實關係密切，大爆炸引起的時空漣漪是引力波的來源之一。科學家們仍然期待在不遠的將來能觀測到源自大爆炸的“原初引力波”。引力波的研究也將更進一步為人類對大爆炸和宇宙起始的瞭解提供幫助。

大爆炸理論是一個描述宇宙的起源與演化的宇宙學理論。根據大爆炸理論，宇宙是由一個極緊密、極熾熱的“奇點”（singularity）膨脹到現在的狀態。今天大多數的宇宙學家相信，宇宙是在距今約140億年的漫長卻有限的時間之內，由一個密度極大且溫度極高的太初狀態演變而來。引力波不是大爆炸理論唯一的證據，這個理論早已得到其他科學實證證據（如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精確而有力的支持。但宇宙在時間上也有一個開始的觀念，在大爆炸理論被提出的1920年代末尚不能說服大多數人接受，於是有了接下來幾十年在大爆炸理論與穩態理論（Steady State Theory）宇宙模型之間的爭辯，後者相信新物質能夠在星系遠離留下的空間中不斷產生，從而宇宙在任何時候看上去都基本不變化。“大爆炸”這個詞原本是相信穩態理論的霍伊爾（Sir Fred Hoyle）為宇宙膨脹理論起的一個調侃的綽號，沒想到後來成為更廣為人知、被大眾接受的名稱。

愛因斯坦曾經相信宇宙在空間和所包含的物質上是有限的，引力所導致的空間彎曲使得整個宇宙是封閉的。但愛因斯坦仍然相信宇宙在時間上是無限的，而這樣的宇宙必須是靜態的。然而根據愛因斯坦自己推導出來的描述整個宇宙的方程式，解出來的宇宙模型卻可能是動態的，即會膨脹或者收縮。愛因斯坦因此憑空引入了一個項（“宇宙常數”）試圖得到靜態解，結果證明這個額外的項並不能阻止他的方程仍然有動態解。

宇宙正在膨脹的觀測證據是天文學家哈勃（Edwin Hubble）在1929年找到的。哈勃發現河外星系視向退行速度與距離成正比，表明宇宙是在不斷膨脹的。這種膨脹是一種全空間的均勻膨脹，對任何一點的觀測者而言，越遠的星系間彼此散開的速度越大，這就是哈勃定律。而在此之前一兩年，比利時的物理學家、天主教神父勒梅特（George Lemaȋtre）已經得出愛因斯坦方程的膨脹宇宙解，進而提出了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宇宙膨脹模型。2018年10月，為了紀念勒梅特對宇宙膨脹理論的貢獻，國際天文聯合會表決通過將“哈勃定律”更名為“哈勃-勒梅特定律”。

20世紀40年代，出生於烏克蘭的美籍俄裔宇宙學家和科普作家伽莫夫（George Gamow）提出熱大爆炸宇宙模型。該模型認為宇宙最初開始於高溫高密度的原始物質，隨著宇宙膨脹，宇宙溫度漸下降，形成了現在的星系等天體。這個模型預言了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存在。伽莫夫指派他的博士研究生阿爾菲（Ralph Alpher）研究了大爆炸中元素的合成，包括氫元素和核聚變形成的氦元素的比例，以及宇宙中氦元素的豐度，印證了熱大爆炸模型的推斷。1948年，當伽莫夫知道他和阿爾菲向《物理評論》提交的相關論文將在4月1日發表後，一貫很愛搞笑的他說服了物理學家貝特（Hans Bethe，此人後來也得到諾貝爾獎）把他的名字署在阿爾菲之後、伽莫夫自己的名字之前，這樣，三個人的姓氏的諧音組成了前三個希臘字母α、β、γ（雖然貝特對此論文並沒有科學上的貢獻）。這就是科學史上著名的“αβγ論文”，也是常人很難get到謝耳朵式的科學奇才笑點的著名例子。

1965年，兩名美國物理學家彭齊亞斯（Arno Penzias）和威爾遜（Robert Wilson）在普林斯頓大學附近的貝爾實驗室偶然發現了3K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起初他們的實驗只是為了檢測衛星信號裏的噪音，但當他們發現一個各向同性的訊號不隨時間、季節改變，而且不是來自天線系統本身（小心排除了天線裏有鳥糞或鳥蛋等原因）時，他們最終意識到這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197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一半獎給了彭齊亞斯和威爾遜，表彰他們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發現。直到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得到充分的實驗證據後，大爆炸宇宙模型才被普遍接受。

無獨有偶，200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斯穆特（George F. Smoot）和戈達德（Goddard）航天中心的馬瑟（John C. Mather）獲得，他們得獎的原因也是“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觀察研究為大爆炸理論提供了確鑿的證據”。他們用“宇宙背景探測者”（COBE）衛星觀察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實證了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各向異性。2000年代的威爾金森（Wilkinson）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WMAP）和2013年發射的普朗克衛星，為人類描繪出更精密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圖景。

斯穆特在獲獎致辭中說，如今人類能夠觀測到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就像看到了上帝的臉”。我曾經在中科院網站上看到對2006年諾貝爾科學獎的報導，標題就是“聚焦2006諾貝爾科學獎：看清‘上帝’的臉”，引用的是斯穆特的話，只是因為畢竟是中科院的網頁，“上帝”二字加上了引號。

今天的科學家們發現，並非所有宇宙中的物質都可以通過電磁波觀測，有一些物質是不與電磁波產生作用的，只能通過它們與重力的相互作用被觀測。這就是所謂的“暗物質”。現代天文學通過引力透鏡、宇宙中大尺度結構的形成（如星系之間的碰撞）及微波背景輻射等方法和理論，發現在整個宇宙的構成中，常規（重子）物質只佔5%，暗物質佔27%，另外還有68%是質能等價的“暗能量”——就宇宙而言，人類現代科學能夠認知的，其實還非常有限。

但是在人類對宇宙已經有所瞭解的部分，大爆炸理論已經廣為今天的天文學、宇宙學的學者接受，而大爆炸理論指向宇宙的開端。大爆炸理論表明宇宙並不像以前一些科學家認為的“自有永有”，時空是有起始的。很多科學家都意識到，宇宙有開端，時空有起始，是非常具有“神學意味”的事情。“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如果時空沒有開始，就談不上“起初”。正如“卡拉姆宇宙論論證（Kalam cosmological argument）”所說，每一個有起始的事物都必然有其起因，宇宙既然有開始，那麼它必然有起因。18換句話說，“時空有始”指向一位宇宙的設計者、創造者。

用實驗證明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英國物理學家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坦率地承認：“從哲學上說，現有秩序有一個開端的想法令我反胃。我希望能找到一個真的漏洞（來否定它）……我們必須給進化無限多的時間來開始。” “時空有始”的確太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哲學/神學史上）傳統的關於上帝的證明，例如：

˙宇宙論的第一因：宇宙存在的結果必須有一個合適的原因——上帝就是最終的原因；
˙目的論證：宇宙的被設計特質表明其背後是有目的和方向的——上帝就是其設計者；
˙理性論證：自然律的存在及宇宙具有理性的秩序表明其背後有一個理性的創造者——上帝。

197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彭齊亞斯說，盡管“有些人對一個有目的地被造的世界感到不舒服”，但他認為“我們（關於大爆炸）現有的最好的證據跟我能夠預測的完全一樣——假設我手頭沒有任何別的資料可以參考，而只有《摩西五經》《詩篇》或整本《聖經》。”

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加斯特羅（Robert Jastrow）有一句話，經常被人引用（多年前我在上海街頭一個報刊亭的一份非基督教雜誌上看到過這段話）。他說：“對一個終生信靠理性力量的科學家來說，這個（指大爆炸的）故事像噩夢一般完結。他業已攀緣無知之山；他即將征服最高山峰；當他翻越最後一塊山石，卻遇見一幫已經在那裏坐候數世紀的神學家。”

《聖經》在幾千年前就認定的“時空有始”，得到今天新的天文學發現的有力支持。這不是某些人所認為的，《聖經》是“馬後炮”，更不是基督教信仰“抱科學的大腿”，而是上帝的特殊啟示和普遍啟示（科學發現揭示的事實）和諧一致的佐證。20世紀哲學大師傅盧（Antony Flew）從一個無神論“旗手”轉變成一個有神論者，大爆炸（時空有始）的證據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另參見本書第六章）科學史學家博恩漢（Frederick Burnham）說，由於天文學、宇宙學眾多的新發現，“今天的科學界比過去100年的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對上帝創造了宇宙的觀念持開放與尊重的態度。”

佐治亞大學計算量子化學中心主任謝菲爾（Henry F. Schaefer III）在其題為《大爆炸、霍金與上帝》的論文中，總結了大爆炸理論與《聖經》的宇宙觀之間的聯繫：

1. 大爆炸呈現的是一個力量巨大但卻有精確控制的物質、能量、空間和時間的釋放，在其中物理常量有極其精密的調試，佐證其背後有超自然的設計；
2. 大爆炸的餘波及後續指向一個從無到有（ex nihilo）的創造，與《創世記》開篇所說的相符；
3. 宇宙所包含的物質和能量的確是巨大無比的，其中包含的信息，尤其是地球上的生命包含的信息量大到超出我們可以理解的範圍。宇宙的創造者一定是像《聖經》所說的那麼大有能力和智慧；
4. 宇宙深具簡潔、平衡、秩序、優雅和美感，其中的受造物廣泛而深入地受到保護和滋養，見證造物主的慈愛和恩典。

【前言】

1998年1月，“新語絲”網站登出新一期網刊，其中的《中文網1997年十大新聞》之一是：“網上進化論與神創論之爭蔓延到中國大陸。神創論者小灶和基甸在南開大學的BBS《聖經》版開壇佈道，進化論者方舟子單刀赴會，深入敵巢。”1那是中文網絡的“恐龍”時代。那時候，學生物的方舟子和學物理的小灶還在讀博士，學化學的基甸剛剛碩士畢業開始工作。三位理科生真身都在美國，卻用鍵盤敲出的漢字在虛擬網絡世界中，而且是在中國大陸的大學BBS上，展開了關於基督教信仰vs科學的辯論。2二十多年後，這條“新聞”中提到的三位中文網絡的“...

【序一】

科學家讓上帝下崗？
人類一思想，上帝就發笑。——猶太人格言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以賽亞書》1章18節

相傳，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的國度，有一位賽斯王子與一位費思公主在熱戀中，已經論及婚嫁，可是卻為了邀請誰來證婚而爭執不下，最後分手，從此以後兩人都沒有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當然，這是我虛構的故事，用來影射現今普羅大眾對“科學”（賽斯王子）與“信仰”（費思公主）關係的看法，就是“科學”與“信仰”兩者是衝突的，是格格不入的。印度聖雄甘地曾經提出毀滅人類的七宗罪：沒有原則的政治、不勞而獲的財富、沒有理智的享樂、人云亦云的知識、沒有道德的商業、沒有人文關懷的科學和沒有犧牲的崇拜。我認為，人云亦云的知識不是真知識，那是缺乏慎思明辨，沒有見識。因此，不假思索地將“科學已經否定宗教”的敘事主調視為理所當然，有可能是人云亦云的短視，毀滅的後果是從此以後人類就真的沒有幸福快樂的日子好過了。

可是，“科學”與“信仰”關係的真相到底如何？是水火不容還是水乳交融？筆者有幸閱讀由程松（筆名基甸）與趙剛（筆名小灶）兩位弟兄合著的《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原稿（以下簡稱《萬有之上》）；讀者如果細看《萬有之上》的副標題：“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知道這本書嘗試整合科學與信仰的微妙關係。閱讀完畢，我深深佩服兩位作者對神學、科學與歷史的洞察力，這叫我茅塞頓開。一個專攻物理的神學人與一個研究化學的媒體人本就是一種稀有的組合，多年來他們從事神學翻譯、寫作、演講，經由廣泛的閱讀與深刻的信仰反思，發表了許多有影響力的見解。所以，讓他們來合寫一本探討“科學”與“信仰”關係的書，會呈現出一個甚麼樣的風貌呢？第一，兩位作者是理科學者，他們以客觀嚴謹的態度，在全書中引用多種權威科學雜誌（例如：Nature、Science、Cell、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ucleic Acids Research 等），學者專家（包括非基督徒）的著作，旁徵博引，詳盡列舉出的參考文獻超過400條。實事求是，這是我非常欣賞的治學精神。第二，全書固然是引經據典，涉及天文學與生命科學專業性的內容，例如天文學（第一章）、基因編輯（第八章），兩位作者加以精確客觀的分析，然後用通俗的筆觸，深入淺出地將觀點娓娓道來。第三，兩位作者如數家珍地陳述各家的看法，提供客觀公允的資訊，看似信手拈來，卻不是一筆帶過，而是發人深省地辨析，不流於論斷，充滿尊重與謙卑態度。這是值得我效法的“溫柔、敬畏的心”（參《彼得前書》3:15）。

世仇還是室友？
Ian G. Barbour，在他的經典著作《當科學遇到宗教》（When Science Meets Religion）中論述科學與宗教互動的四種模式：衝突、獨立、對話和整合。如前所述，經年累月的道聽途說與以訛傳訛，會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將“信仰”視為迷信，不假思索地認定“科學” 與“信仰”是水火不容的世仇。因此再提起“科學”與“信仰”之間的風風雨雨，究竟還有甚麼可說的？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誰還有興趣閱讀探討“科學”與“信仰”關係的書籍？答案是，每個人都值得讀一讀。在第三章“基督教與科學歷史的糾葛”中，兩位作者翻開歷史的公案，帶領讀者回到當年的現場，將詳實可靠的史料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以陪審團的身份，使用公允的視角來審視歷史的證據，重構當時的現場，然後做出判決：真的像坊間流傳的說法，宗教是迫害科學的？或是應該還信仰一個清白之身？我曾經參觀過牛津大學的博物館，瞻仰過當年威爾伯福斯主教（Samuel Wilberforce）與亨利·赫胥黎（Thomas Huxley）辯論的場所，可是對這場辯論的來龍去脈知之甚少。第三章關於這一場辯論的描述是我讀過最精彩的科學史，它破除我許多的迷思，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個智性成熟有理性思維的人，固然要破除迷信；但是有理性的人不經過深思明辨，將信仰都歸類為迷信，則失之偏頗。當然以史為鑒，基督徒也要由前人所犯的錯誤中，汲取教訓，靠著神的恩典，不要重蹈覆轍。

望遠鏡與顯微鏡
戰國時代的政治家惠施（大約主前370年~主前310年），曾經致力於鑽研宇宙萬物的起源，他有一句對自然界分析的名言記載於《莊子·雜篇·天下》：“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意思是說，整個空間大到無所不包，沒有外部的邊際，物質最小的單位，小到不可分割，不再有內部的界限。這是將近2300年前的記載。如今哈勃望遠鏡可以探測浩瀚的宇宙，電子顯微鏡與X光衍射，可以定出蛋白質與核酸的結構。例如，2020年期間研發抵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最關鍵的發現之一，就是用超低溫顯微鏡，將病毒的刺突蛋白結構研究清楚。因著觀察儀器的進步，兩位作者由科學的角度陳述了許多天文學與生命科學的重大發展（第一章）。科學家在研究宇宙與生物的奧秘時，對它的精密、美麗和深邃所產生的驚嘆，其實是一種敬拜讚美的宗教情操。這樣的信念也是早期科學家孜孜不倦，勤於研究的推動力（第五章）。宇宙的設計所流露出的心智，是出於一位有位格的神，祂超越萬有，創造萬物，護理萬物，又介入人類的歷史，施行拯救。在無可推諉的證據面前，科學家應該是虛心研究解讀，表現出實事求是的精神，承認現代科學並未證偽上帝，並由此指出：科學與上帝信仰並無衝突。誠如愛因斯坦的名言：“我只跟著神的證據軌跡走。”（“I trace the lines that flow from God.”）

神的話與神的活
神賜給人類的兩本書，其中一本是《聖經》，因為神的啟示，記錄神做的事（word）；另外一本就是世界（world），來自神創造，也就神所做的事（work）。既然這兩本書是來自同一位作者，內容就應當然是彼此和諧的，而不是互相衝突的。神是一位全智的神，所創造的世界，井井有條，處處有理，如此，科學的研究與觀察才有可能發現這些定律。196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Charles Townes說：“科學與宗教是相當平行的，比一般人想像的更相似，終究會交匯一起。”神也是一位說話的神，祂說有就有，也樂意將耶穌基督啟示在我們的心中（參《加拉太書》1:16），因為萬物都是藉著耶穌基督而造的（參《約翰福音》1:3）。因此，宗教與科學不需要彼此排斥，可以互相印證。現代科學在16世紀的興起與基督信仰關係匪淺，當時的力學、化學、電學和數學大師，如牛頓、波義耳、法拉第和巴斯卡，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們的基督信仰成為研究世界規律的動力，他們認為科學研究是履行管理、治理世界的管家職分。因此，我認為基督教的世界觀與文化土壤孕育了現代科技的發展。誠如愛因斯坦的名言：“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遊子大哉問
1996年馮秉誠牧師所著的《遊子吟》深深地影響了1960至1980年間出生的華人知識份子。當年的海外留學生在查經班、福音營、佈道會、主日學慕道班，經常提出科學的問題來質疑基督信仰，誠然是大哉問。《遊子吟》是我們當時的《葵花寶典》，不但是“東方不敗”，拿到北美校園，一樣是“西方不敗”（博君一粲）。我深信《遊子吟》會走入歷史成為中文護教學的經典著作。將時間推移到1800年前，三國時代的曹操寫下了膾炙人口的“短歌行”，其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抒發了他對當時的知識份子的禮賢求才之心，希望能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最終的目的是一統天下。以基督信仰永恒的視角來觀看，天父上帝永恒的召喚，“沉吟至今”。上帝以真理的福音來呼召今天的知識份子能尋求祂，認識三一真神，回歸天父上帝的國度。我衷心盼望《萬有之上》能成為華人知識份子的第二本《遊子吟》，繼續影響新世代的“青青子衿”，指出耶穌基督是唯一的至善之路，永生之道，也促使基督徒反思我們信的到底是誰。《萬有之上》是一本立論中肯，內容詳實的中文原創佳作，承蒙“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安平牧師的邀請，甘冒班門弄斧之譏，遂為之序。

柏有成
於2021年11月寫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


【序二】

因信而格物　格物以致信
在高校任教的經歷當中，常有學生對我說：“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要‘相信科學’。”就連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樣，以為自然科學能夠帶來“確定的知識”（definite knowledge）。

自然科學是人類用理性範疇解釋經驗歸納的活動。自然科學在神學、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持有一套科學方法無從證成，亦無可證偽的信念，因而它自身並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據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論體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為信念的對象，更無權號召人們來相信它。

譬如，自然科學用理論模型來詮釋、描述自然現實時，預設一切的現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沒有任何現象能夠無中生有。當年物理學家無法解釋“雙縫實驗”（double-slit experiment）所觀測到的現象，這導致一些科學家懷疑，是否並非一切自然現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規律發生的，但這並未令科學界放棄用科學理論解釋一切現象背後的因果規律。當霍金（Stephen Hawking）與彭若斯（Roger Penrose）闡釋大爆炸理論時，霍金非常堅定地宣稱：嚴格說來，宇宙並非從絕對的虛無生成的，而是有某種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點（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夠無中生有，那麼自然現象也能夠無中生有，這樣一來，科學理論就等同於無的放矢了，因為一切的理論模型，都假設了理性可解釋的因果規律。

“因果”並非感官經驗的對象。我們並非用感官經驗觀察到因果，因此相信這世間的一切皆有因果。當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們在數不清的經驗事件當中，觀察到許多現象之間的常規對應性（譬如每次從某高處拋擲同樣的物件，該物體都會以同樣的加速度成為自由落體），進而養成的一種思維習慣，認為常規對應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後一定有著某種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事實是，我們在近乎無數的經驗事件當中，發現許多我們無從解釋的現象。我的身體出現症狀，醫生卻無法解釋病因；我的電腦故障，專業維修員也找不出原因……甚至無法論證說宇宙大爆炸並非無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們心靈當中，與生俱來就擁有“因果”的範疇，被我們用以解釋一切的經驗，就算解釋失敗，我們依舊相信，一切現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無中生有。

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學還必須接受普遍哲學意義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的概念。這是因為自然科學家相信，一切的流變（flux）與生成（becoming），都必須以某種意義上的“不變者”為終極依據，否則自然現象就能夠毫無來由地發生。譬如，霍金雖自稱無神論者，但其實他在嚴格意義上是泛神論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創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則。這些形而上學、神學的信念，都不是科學證據能夠證明或證偽的。科學理論的科學性，就在於科學理論可被證偽。但自然科學本身卻必須依賴不可證偽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創造了時間，用時間從無創造了萬有，並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如此。這也是自然科學無從證明或證偽的。

這麼說來，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學的數據、資料、理論模型，對於基督徒的信仰來說，有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倘若自然科學以至任何的知識體系，都必須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觀預設之上，並無真實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麼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謂知識體系，都只不過是不具客觀性（objectivity）的“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間只能雞同鴨講？

本書兩位作者帶著專業的科學、護教學背景，在“普遍啟示”的視角下，處理科學與信仰的關係。他們重視科學證據、科學的客觀性，但他們也清楚地拒斥了“中立性”的迷思。他們處理科學與信仰的議題時，帶著深厚的神學底蘊，是當前許多著書探討此問題的作者所不具備的。

事實上，自然科學的產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觀為前提。科學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學“創造－墮落－救贖”世界觀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學的歸納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亞當受造時，上帝命他管理園子，並研究各從其類受造的萬物，格物而致知，為萬物命名。亞當墮落後，不再以上帝在經驗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啟示為依據，選擇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奪真理，於是產生了諸般智性的偶像。

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場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與“劇場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為凸顯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場”是指透過語言符號所進行的意義交換。培根說，我們用語言來表達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而語言當中有許多的符號，並非與生俱來的先天觀念，也不是我們從感官經驗獲得的概念，而是人類在試圖理解世界的時候，自己“腦補”出來的。當我們用看不見、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內的腦補概念來解釋我們的經驗時，我們就是在重複亞當吃禁果的罪。

“劇場”則是指哲學體系或認知體系。培根說，這些體系就像劇場中的劇本一樣，是人寫出來的。自然科學的理論也一樣，都是人想出來的，用以解釋我們透過經驗所觀察到的數據及資料。科學理論並非自然現實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對自然現實的解釋。我們可以透過歸納法，讓我們的理論愈來愈貼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們相信科學理論自身就是真理，那麼我們就是在造偶像了。培根堅持，自然科學研究乃是蒙救贖的人在成聖的過程當中所從事的活動。當我們在基督裏重生以後，我們會想要排除我們心智上的偶像，透過《聖經》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顯的榮耀。無獨有偶，科學革命先驅開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說，自然科學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著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動。

基督教世界觀是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的基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應該只讀《聖經》，卻忘記“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聖經》的亮光中看世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篇》19:1）。造物主在所造萬物當中，留下了諸般榮耀的證據。沒有人能夠不帶任何神學預設、中立地審視這些證據：自然科學方法自身就預設了《聖經》世界觀。然而“中立”與“客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法庭宣判控方勝訴或敗訴時，庭方就不再如訴訟之初，在控辯雙方之間暫時保持中立，然而當庭方開始貼近控方抑或辯方的立場時，庭方理當朝著客觀判決的方向前進。

當然，人類在審判萬有的主面前，萬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說的是，雖然科學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們應當力求客觀。科學理論的客觀性在於排除主觀理性的偶像，以致我們的理論模型能夠愈來愈貼近自然現實的真理本身，盡管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始終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類比於上帝的絕對客觀角度。我們不可能用科學證據來證明或證偽上帝的存在或祂的造之工，因為上帝與祂的行動不在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範圍之內。然而，倘若科學家不接受《聖經》世界觀，那麼不但科學理論便再也無法客觀地詮釋一切的科學數據與資料，而且科學方法自身也會失去其形而上學的基礎。

倘若科學成為“信”的對象，它就不是科學，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學必須以《聖經》所啟示的上帝為信心的對象，並始終以自身為理性批判的對象，科學才能夠被稱為科學，為人類帶來客觀的知識。本書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作者一方面為我們釐清“信仰”與“科學”之間不可磨滅的區別，另一方面又幫助我們看到二者之間不可分離的結合。從神學的角度看來，本書的進路幾乎無可挑剔。

曾劭愷
於2021年10月31日寫於杭州

【序一】

科學家讓上帝下崗？
人類一思想，上帝就發笑。——猶太人格言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以賽亞書》1章18節

相傳，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的國度，有一位賽斯王子與一位費思公主在熱戀中，已經論及婚嫁，可是卻為了邀請誰來證婚而爭執不下，最後分手，從此以後兩人都沒有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當然，這是我虛構的故事，用來影射現今普羅大眾對“科學”（賽斯王子）與“信仰”（費思公主）關係的看法，就是“科學”與“信仰”兩者是衝突的，是格格不入的。印度聖雄甘地曾經提出毀滅人類的七宗罪：沒有原則的政治...

序一：科學家讓上帝下崗？／001
序二：因信而格物　格物以致信／006
前言／11

第一章　現代科學的佐證與智慧設計論／017
時空有始；宇宙微調；太空寵兒；生命的精巧設計；基因“天書”；信息語碼；“基”“蛋”之謎；生命起源；“垃圾DNA”；染色體亞當與線粒體夏娃；基因溯源；智慧設計；飛天麵神

第二章　進化論與神創信仰／075
歷史公案：赫胥黎與威伯福斯、司各普“猴子”審判；進化的概念及其發展；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來龍去脈及在哲學和科學上面臨的挑戰

第三章　基督教與科學的歷史糾葛／115
衝突論；歷史公案：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塞爾維特；基督教對現代科學興起的貢獻：世界觀的預設

第四章　科學主義批判和科學哲學反思／137
科學主義的概念和表現；費耶拉本德對科學主義的批判；科學主義的歷史淵源；邏輯實證主義的興衰；今天的科學哲學：經驗證據、理性規律、客觀事實？科學、哲學與神學

第五章　科學家的信仰／203
現代科學奠基人：波義耳、牛頓、法拉第、麥克斯韋；後來的科學家：達爾文、愛因斯坦、霍金、加來道雄；基督徒科學家：陶恩斯、柯林斯；今日科學工作者的宗教信仰狀況和觀點

第六章　無神論與基督信仰／261
霍金的婚姻；道金斯的“錯覺”；新無神論者的盲點；“有宗教的壞人”；人生與歷史的意義；麥格拉思的轉向；傅盧的“叛變”

第七章　基督徒對科學的看法／303
基督徒對科學的看法：相互獨立；有限一致；信仰根基；古希臘人的科學概念：亞里士多德；中世紀的科學概念：阿奎那；中世紀晚期到宗教改革的突破：創造-實驗精神；救贖-律的精神；墮落-批判精神；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概念：培根

第八章　科技倫理與苦難天問／345
生物醫學科技倫理；基因編輯的科學倫理；新冠病毒與基督教信仰；苦難問題；“跨越苦海的橋樑”

結語／373
編後記／377
註釋／380

序一：科學家讓上帝下崗？／001
序二：因信而格物　格物以致信／006
前言／11

第一章　現代科學的佐證與智慧設計論／017
時空有始；宇宙微調；太空寵兒；生命的精巧設計；基因“天書”；信息語碼；“基”“蛋”之謎；生命起源；“垃圾DNA”；染色體亞當與線粒體夏娃；基因溯源；智慧設計；飛天麵神

第二章　進化論與神創信仰／075
歷史公案：赫胥黎與威伯福斯、司各普“猴子”審判；進化的概念及其發展；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來龍去脈及在哲學和科學上面臨的挑戰

第三章　基督教與科學的歷史糾葛／115
衝突論；歷史公案：哥白尼、伽利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