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恕教授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超過三十餘載，帶動國內的社會理論、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風氣，同時也是社會學研究中國大陸及香港經濟轉型的先驅者，他對臺灣社會學的孕育和成長，影響深遠！本書為高承恕教授的榮退論文集，收入的文章皆為其現今在學界表現優異之學生們，從各自的學術專長出發彙編而成。本書包含西方理論與東方／臺灣經驗研究的不同面向，展現了臺灣社會學界的世代接棒與傳承。
作者簡介：
王振寰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專長為政治社會學、發展社會學與經濟社會學。
朱元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專長為社會思想史、當代社會理論、文化研究、都市民族誌。
黃金麟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博士，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專長為文化社會學、社會學理論、歷史社會學。
陳介玄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專長為經濟社會學、社會學理論、歷史社會學。
高承恕教授簡介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逢甲大學董事會專任董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逢甲大學經營管理學院榮譽教授。專長為經濟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社會學理論、臺灣社會與經濟研究。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葉啟政
我應當是在1979年認識高承恕教授的。雖然我比他早在1974年即回台任教，但是，再怎麼說，我們都是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自己培養，爾後出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教的首批社會學者。在當時，像我們這樣的歸國學人是頗受社會重視，至少，在學院自身，年長一輩的學者們，對剛獲學位歸國任教的年輕學人，總是寄以高度期待，希望找個機會討教一下他們的學問，看看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學習、切磋。記得就在1979年間（也有可能是1980年年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即邀請了高承恕教授做一個專題演講，他留給了當時執學術界牛耳的重要前輩學者一個相當特殊的印象，而且，可以說是負面的印象。
1960年代初，在臺灣大學哲學系殷海光教授的領導推動下，邏輯實證論的哲學思想成為臺灣思想界的主流，這強化了早已行諸多年的所謂「經驗實徵」（特別是量化）研究方法的正當性。對這樣的現象，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 即認為，基本上乃是從事有關社會與行為現象的研究者模傚自然科學之認知模式的一種態度反應。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隨制作用，這樣一種我們慣稱為經驗實徵研究的「實證主義」態度，在美國的行為與社會科學界裡，事實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即已蔚成風氣，並且成為主流。這麼一來，可以理解的，由於我們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研究從業者都是留學美國的，縱然沒有留學美國，其所學習而稔悉的，也是以美國的研究風範為圭皋。以當時的臺灣學術界而言，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可以說即是持有這樣之研究典範的重鎮，而楊國樞教授則是最為重要的靈魂人物。
從1970年代起至1980年十二月間倡導了所謂《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的十年間，楊國樞教授推動了一連串學術運動，其中包含以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為鐵三角的所謂「科際整合」，以及有關中國人性格與「現代性」等等的研究，而這一切在在均是以強調經驗實徵方法為根本。這樣的科學態度所秉持的，可以說即是1960年代以來強調所謂「經驗實徵」的實證主義思想。它以絕對的優勢籠罩著整個臺灣的行為與社會科學界，而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則可以說是極具主導作用的學術研究機構，有著極崇高的學術權威地位。
當時，一個學者能夠被邀請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即猶如是「被欽點」了的狀元一般。因此，高承恕教授被邀請去演講，可以說是被看重的，是一種榮譽。然而，問題就出在高教授的演講內容，我忘了他的演講題目，但是，他所講的涉及當時他熟悉的德國批判理論與詮釋學，對實證主義，當然，不能避免的，會有著批判性的著墨。對當時在座的諸多深受美國實證思想洗禮的前輩學者，這無疑是嚴厲的挑戰，涉及的是基本學術信仰，更是學術尊嚴的問題。於是，以楊國樞教授為首的諸多學者表示不滿，以為這是一種反科學的狂妄作為，實不可取。這麼一來，這次的演講所呈現的，最重要的自然不是高承恕教授的學養功力，而是為行為與社會科學界引來騷動──一種基本信仰受到嚴重挑戰（乃至摧毀）的集體焦慮。自此，高承恕成為「異類」的代名詞，很自然的，被歸類為是行為與社會科學界中的非主流少數份子。沒錯，高承恕教授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初次學術春啼，為他帶來的，最重要的莫過於是學術屬性的定位，這是「不幸的」。但是，依我個人的意見，這卻可以說是高承恕教授對1980代初期之臺灣社會學界最大的貢獻，即：於代表美國主流社會學之實證主義與結構功能主義之外，他為我們開啟了另外一扇門，特別是理論思考的門，這個門來自歐陸德國的社會思想──批判理論和詮釋學傳統，當然，還有韋伯的社會思想。再說，這也正是高承恕教授於1980年代的臺灣社會學界能夠領風騷的關鍵。
回顧高承恕教授的學術生涯，我們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不論就教學或研究而言，他後來專注的是有了轉向。正如這本書編者們撰寫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高教授把焦點轉移到法國年鑑學派史學的論述典範。我不知道高教授為何會有此轉移，也不曾得知其心路歷程，但是，這個轉移是有意義的，更可以說是奠定了臺灣社會學界裡慣稱之「東海幫」的基本思維架構的基礎。我個人認為，除了肯定著任何社會學研究必須關照社會的「歷史」條件之外，高承恕教授更進一步地認識到「日常生活」這個概念，無論就理論立場或現實社會生活來說，對於理解人們之社會行為均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事實上，回溯法國社會學發展的傳統，特別是左翼的社會思想，我們可以發現，至少從Lefebvre於1947年出版《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第一卷以來，整個（至少法國）馬克思主義思想把革命的希望寄託在如何從日常生活世界裡來啟蒙無產階級，並讓他們有著產生革命的動力。撇開所有相關的課題（如具體的革命策略問題）不談，高教授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講授Braudel 之年鑑學派的論述，某個程度來說，是呼應著這樣的思想潮流。尤其，在1980年代所推動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衝擊之下，這樣地強調「歷史」與「日常生活」自然是「本土化」兩項不可或缺的概念範疇。高教授這樣的選擇可以說是明智、且具有著前瞻性的感應。
坦白地說，做為高教授的摯友，尤其是學術上的同好，我沒有料到的是他將之後的研究重點移轉到對臺灣中小企業從事經驗實徵的研究（包含了之後對台商和東亞資本主義的比較研究），儘管當高教授把興趣轉移到對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原本就可以預期有著轉向經驗實徵研究的可能。是的，從喜好「熱鬧」與結交朋友的個性角度來看，高教授的心靈世界裡確實有著引動他走入庶民世界的潛在驅力，但是，他能夠毅然決然把過去喜好與擅長的理論思考予以適當的懸擱，在心靈上需要先做點調整，並下定決心。就我個人的立場，對一個學者而言，這是一種「致命」的選擇，需要一定的勇氣。更令我感動的是，我認為，除了個性之外，高教授所以把整個學術生涯投入臺灣中小企業的經驗實徵研究，尚有一股來自內心的沛然力量，這股力量即是他對自己所生長之臺灣這塊土地有著一份關懷與熱愛的情操。高教授是所謂「外省」子弟，而且是一般所謂的「高幹」子弟，能夠把自己的學術生涯關注在一般庶民的生活世界上面，就其個人生命史來說，是不尋常的，值得尊敬，也應當特別予以肯定。反過來，對我這樣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卻做不到，我自己應當覺得慚愧才對。
高承恕教授是一個情感豐富而熱情洋溢的人物，這很明顯的體現在於他的整個學術生涯之中。其實，單就他的學生們在這套文集中為他所撰寫之論文的內容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能夠把生命情懷融入學術活動之中，正是韋伯所說之「學術作為志業」的基本精神，這在臺灣的學術界裡是少見的。對這，我始終認為，高承恕不是一個科學家，而是藝術家，一個把整個生命融入專業的藝術型學者。難怪，他會深深地獲得到學生們的愛戴以及長年追隨，成為永遠、且唯一至尊的「幫主」。
葉啟政
識於世新大學研究室
時2014年6月9日
名人推薦：推薦序／葉啟政
我應當是在1979年認識高承恕教授的。雖然我比他早在1974年即回台任教，但是，再怎麼說，我們都是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自己培養，爾後出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教的首批社會學者。在當時，像我們這樣的歸國學人是頗受社會重視，至少，在學院自身，年長一輩的學者們，對剛獲學位歸國任教的年輕學人，總是寄以高度期待，希望找個機會討教一下他們的學問，看看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學習、切磋。記得就在1979年間（也有可能是1980年年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即邀請了高承恕教授做一個專題演講，他...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未成熟科學的魅力
朱元鴻
一
一切都跟年齡有關。
記得十一二歲的時候，某個慵懶的早晨，坐在村子口石墩上聽村子裡一位二十出頭的大哥講述他在外跑船的見聞。我記得他洗白的牛仔夾克與貝雷帽，在那臺灣還不知名牌跟風的年代，制服之外的都屬自在性格的張揚。我記得他講倫敦與漢堡港口附近的紅燈區與妓院，聽著新鮮。不過，沒啥特定的內容是重要的，卻有個朦朧的觸動：外面有個世界，我也得去探索體驗。
記得某年住在中部山地鄉某部落做田野的時候，也是個慵懶的早晨，小學操場的矮墩旁，村子裡兩三位十六七歲的少女，圍著一位難得從外地回村的大姊，約莫廿四五歲吧，一襲純白洋裝，戴著墨鏡，風姿綽約猶如羅馬假期裡的奧黛麗赫本。我登時體會她對村子裡年輕姐妹們命運的魅力：外面有個世界，可以憑著自己去探索體驗。我問其中一位即將高中畢業的小雨：若畢業後在鄉公所有個待遇不錯又穩定的職員工作，有興趣麼？她對這帶著點社會學格式的問話似乎懶得答。約莫一年之後的某個午夜，我到台中某家氣派輝煌的酒店探望小雨，因為聽說她畢業後在鄰近鎮上的KTV 工作了幾個月就來到台中工作。她很高興地用摩登嫻熟的專業方式接待我。那當然不是接待客人，而是向老朋友展示，從部落到市鎮、再到都會，她一步步向外探索世界時，在某個新角落的身姿。
初遇老高，大概在1978 年吧，他約莫卅，飽滿新鮮，我剛廿，不馴的一團渾沌。我上過他的一些課，記得他上課的風采。沒啥特定的內容或印象是重要的，卻不能說這遭遇沒有著命運的魅力：那裡有個世界，我得去探索理解。
Zygmunt Bauman（1990: 1）說，圖書館架上積累的社會學知識已經聯繫成一個傳統，對於不斷到來的新鮮人意味著不同的啟發可能：成為執業社會學者（practicing sociologists），或者，探索理解我們身處的世界。我的感應完全來自後者。不只是我，在臺灣、在美國或任何地方，若有那麼一兩個世代的青年因為社會學的魅力而睜大眼睛燃起了熱情，我覺得都是因為後者。否則，任憑執業社會學的建制再多麼齊備細分，怕也未必能有這般魅力。這跟社會學的年齡或許不無關係。
我跟老高相遇在社會學的第一個世紀。嚴格說， 距離WilliamGraham Sumner 於1876 年在耶魯學院講授第一堂「社會學」課程才剛一個世紀，距離芝加哥大學1892 年成立第一個社會學系、涂爾幹1898創刊L’Année Sociologique，還不到一個世紀。而且，其後直到第一批社會學博士出現之前，整整一個世代深具影響力的老師們，例如Lewis Coser 在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裡的多數人物，有哲學、新聞或各種背景，卻尚未有出身社會學學科訓練的。相較於今日社會學系依據專長領域幾乎只聘用社會學博士的時代，那是個不同的生態環境，也有著十分不同的世界開啟。
回想起來，我不曾從老高獲得任何身分或認同（identity）的抱負，或負擔。我不曾聽過，或許是不曾聽進，如本瑞與介玄在《青春作伴、綠苑春濃》序言提到的，想要建立「中國的社會學」這般大志。這雙重的兩項認同，中國的或是社會學，都不曾成為我的牽掛。遭遇老高，我的描述比較像是：軌跡不確定、貫越界域無法預見的多方向彈射；相干的始終是becoming 的想像，而不是being（是什麼）的確認。彈射，是初曲率難以識別的瞬間碰撞，卻有綿延（duration）的深度。
學生時期我愛挑夠味的研討課。夠味的意思是：那些經過專注的閱讀、認真的課堂討論，卻仍只理解20%（不真能量化，打個比方吧）的那種研討課；然而在其後的一兩年或更長，那些難解的脈絡很有生命力的持續發酵，直到陌生的典籍成為珍釀。這般懷抱問題探索脈絡在生命中綿延的理解過程，叫做熟成（aging），講究食材風味的饕客們都知道這概念。跟老高讀法蘭克福學派碰到的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佛洛伊德，讀韋伯碰到的十九世紀末德國思想界爭議，讀書會一起讀Mark Bloch, Feudal Society 碰到的歐洲社會史脈絡，都算是這樣的碰撞，在離開東海之後的研究生時期混入新接觸的菌種，持續釀造、流溢。研究所七年期間，我在哲學、人類學、政治思想、歐洲思想史修了許多夠味的研討課，總計不少於社會學的修課，也遠超過社會學博士修業的要求。一方面可以說是我在東海習性的延伸，另方面當然又各是開啟綿延的碰撞。這般絲毫不牽掛學科界域的探索習性，在80 年代美國社會學的研究生中已顯得有點特異，不料卻受到系上幾位社會學理論資深教授的欣賞與支持。1我想這或許跟年齡又不無關係。因為這般不受學科界域羈絆的習性，更接近於那幾位資深教授們養成時期的年輕經驗。
二
研究生時期在福佑之下海闊天空自由自在，1990 年返台在社會系任教之後卻經常碰到社會學認同的問題。常見的是間接來自學生的焦慮，這般主題或那般提問遭到其他老師的質疑：那是社會學嗎？那不是社會學！對此我總是務實地建議：只要你的論文委員們認可就行了。有時，是我直接遭遇這般判斷。某回同事齊聚的輕鬆場合，一位資深教授當眾笑呵呵地說：朱老師啊，你做的那不是社會學！或許不只他這麼認為。我不覺得受到冒犯或是需要防衛，只覺得有趣，好奇他們的認同判準，以及那般自我感覺歸屬的怡然。我該搬把椅子坐在他們跟前聆聽他們怎麼分判，卻不曾有這樣的機會。
那是不是社會學？什麼是社會學？這區辨與識別的要求，可能有幾種意思。其中之一，相對於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領域而劃定本學科固有的研究題材或是知識對象。例如相對於研究過去發生事件的史學，研究政府與權力的政治學，研究資源利用成本效益、生產與分配的經濟學，研究與我們處於不同階段之他異社會的人類學等等。這或許是執業社會學者常見的強迫行為。假若這個世界裡的活動與意義都能整齊對應各門學科界分的知識範疇，那麼忙著這般劃界或許不無道理。然而認真面對我們僅僅一日的生活經驗，這項前提假定怕也難以成立。不過，這項前提假定本身或許已是個被遺忘的問題。社會學，跟其他社會學科一樣，已經長成了領域隔離的學術專家文化，各自有其酬賞體系、生涯策略、專門術語、效勞知識的相干部門（政府機構、企業、學校、監獄⋯⋯），所生產論述的對話可以全然不出於圈內專家。
另一種區辨識別的要求，我好奇今日是否仍是執業社會學者的關切：做為社會科學之一支，社會學知識的科學地位。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老高引介的議題裡對我很具吸引力的是一些知識論相關的論辯。例如Alfred Schutz、Peter Winch、Thomas Kuhn 所引起關於社會科學性質以及科學之自我想像的相關論辯，當時甫英譯出版Max Weber [1902](1975), [1907] (1977) 藉評論Roscher、Knies 以及Stammler 而討論
“Kulturwissenschaften” 關於方法論的後設問題，Gadamer 與Habermas關於詮釋理解與批判知識的論辯。這些論辯如何細微深刻，即便在當時也未必是主流社會學的興趣。但這些議論構成了環場聲效，騷擾了社會學企圖悄悄內化的信仰或想望：社會學做為一門客觀、價值中立、理論具有普遍性、方法具有可信（reliability）與有效（validity）判準、經驗知識具有法則性與可預測性、研究社會的一門真正的科學。這個受到各種議論的指涉，當時的稱呼是：實證主義。自稱實證主義社會學者的人或許不多，但實證科學的自我想像在社會學仍是潛默卻深具支配力的信仰或想望。
以老高在社會學開始任教到退休的這三十五年為絜度輻距，今日回顧上世紀70 年代後半，不得不有感於彼時所謂社會學的「知識論危機」（Boudon 1980），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學似乎已全然不再。沒有了！不再看到「危機」招致論辯的熱度與爭議的強度，也不再看到「危機」帶出迎向世界思潮的開啟。那麼，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究竟是成功地回應了各種批判的挑戰？還是經過揉搓收編悄悄消磨了各種挑戰觀點的銳性？又還是社會科學已經踏上離開實證主義的某種出路？不太清楚，因為沒聽什麼人再提起。若說老高當年風姿是拔劍昂然有所指，今日社會學的學生莫非剩得垂劍四顧心茫茫？
第一章
未成熟科學的魅力
朱元鴻
一
一切都跟年齡有關。
記得十一二歲的時候，某個慵懶的早晨，坐在村子口石墩上聽村子裡一位二十出頭的大哥講述他在外跑船的見聞。我記得他洗白的牛仔夾克與貝雷帽，在那臺灣還不知名牌跟風的年代，制服之外的都屬自在性格的張揚。我記得他講倫敦與漢堡港口附近的紅燈區與妓院，聽著新鮮。不過，沒啥特定的內容是重要的，卻有個朦朧的觸動：外面有個世界，我也得去探索體驗。
記得某年住在中部山地鄉某部落做田野的時候，也是個慵懶的早晨，小學操場的矮墩旁，村子裡兩三位十六七歲的少...
目錄
序：從韋伯到中小企業：高老師的學術志業／王振寰、朱元鴻、黃金麟、陳介玄（王振寰執筆）
推薦序／葉啟政
第一章 未成熟科學的魅力／朱元鴻
第二章 臺灣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之哲學反思／苑舉正
第三章 「苦難」的政治經濟學：群眾運動與中國革命／黃金麟
第四章 救贖經濟的理論性初探：以朝聖的宗教旅行為例／邱德亮
第五章 認知人類學的二元對立結構做為方法論的理解策略：兼論理解Georg Simmel 的社會學嘗試／鄭志成
第六章 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當代金融社會的風險與危機／翟本瑞
序：從韋伯到中小企業：高老師的學術志業／王振寰、朱元鴻、黃金麟、陳介玄（王振寰執筆）
推薦序／葉啟政
第一章 未成熟科學的魅力／朱元鴻
第二章 臺灣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之哲學反思／苑舉正
第三章 「苦難」的政治經濟學：群眾運動與中國革命／黃金麟
第四章 救贖經濟的理論性初探：以朝聖的宗教旅行為例／邱德亮
第五章 認知人類學的二元對立結構做為方法論的理解策略：兼論理解Georg Simmel 的社會學嘗試／鄭志成
第六章 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當代金融社會的風險與危機／翟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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