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2015 年底,規劃將1995 年出版的《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一書簡單修訂再版。後來覺得應增補該書涵蓋時期之後的變化,就本於視1995 年著作為《前篇》的想法著手增補的工作,以1990 年和2010 年人口與住宅普查以及1991 年和2011 年的工商普查資料的分析為主要依據,完成《續篇》,因字數超出預期,決定單獨成冊。
1995 年的專著(在本書都以《前篇》稱之),分析的資料主要取自1956 年至1990 年的四次人口與住宅普查,以及1954 年、1971 年、1981 年與1986 年四次工商普查資料。先就各都會內鄉鎮市區呈現人口成長、產業結構與人口特質各面向在四都會分布的樣態,再以1980 年的村里別資料進行社會生態因素分析,呈現各因子在四都會的空間分布模式。由於2010 年的人口與住宅普查未能提供村里別的資料,僅能配合《前篇》鄉鎮市區別資料分析的結果,以區別資料鋪陳各都會長期變遷的型態。幸而財稅中心有關綜合所得稅資料提供村里個人所得總額的資料,得以展現各都會內村里所得中位數的空間分布模式,與1980 年社經地位因子的空間分布比較,顯示各區內部差異與變化。
在2000 年之後,有專書討論英美郊區化發展的長期趨勢,標示為20 世紀都市發展的特色(Clapson, 2003),亦有專著討論全世界各都會外圍不同的發展類型。同時,士紳化的研究亦強調這不只是西方都會中心都市的現象,而是全球的趨勢(Atkinson and Bridge, 2005; Lees et al., 2016)。再有對美國郊區蔓延的批判與反省而揭櫫的新都市主義(Flanagan, 2010; Gallagher, 2013)。在《續篇》中,除根據社會生態分析各面向呈現臺灣都會空間模式的長期變化之外,亦以西方(特別是英美)都市研究所鈎勒的由郊區化到士紳化等大變化為對話的基礎,呈顯臺灣都會發展的脈絡與特色。
一、都市內部結構的變遷
(一)人口成長的空間變化
對於西方都會的人口擴張,一般都認為有兩個大階段。第一大階段是工業化時期的成長模式,包含三階段。首先是人口流失中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during Loss)階段,在早期工業化時期,人口自鄉村移入都市,其外圍仍屬人口流失的農業地帶,都市人口成長,但未能彌補鄰近地區的人口流失;接著是絕對集中化(Absolute Centralization)階段, 工業持續發展, 居住都市的人口大量增加, 既有都市的人口增加超過鄰近農業地帶的人口流失; 第三是相對集中化(Relative Centralization)階段,工業更高度發展,都市擴大範圍,郊區開始發展。在這個階段,都會區內不論是中心都市或郊區人口均告增加,中心都市的人口增加較快,占都會的比重增加。
第二大階段,則是去工業化階段,當第三級產業擴張而製造業人口減少之際,中心都市人口呈現遞減的現象,逐漸從中心開始延伸到整個都市地帶。首先是相對分散化(Relative Decentralization),郊區快速成長,其人口成長快過中心都市,中心都市占都會人口的比重遞減。接下來的是絕對分散化(Absolute Decentralization)階段,由於中心都市專業化和商業化持續增強,人口自中心都市移出,郊區人口持續成長,中心都市總人口呈現負成長;最後則是人口流失中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 during Loss)階段,整個都會開始衰退,人口移往鄉村。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當都市人口開始移往鄉村,有些大都會將呈現整個都會人口減少的「反都市化」現象。但實際上,到了1990 年代,有些都會人口又開始增加,還難說真有反都市化的潮流。
其實,都會人口的減少,不見得就是鄉村的再興,有可能是其他都會擴張,或是新都市或都會形成的結果(Hall, 1988;孫清山,1997)。再如,臺灣在1950 年代人口的成長,外來移民是重要的成分,人口出生率亦高,就算是鄉村地帶,人口亦告增加,人口流失的集中化階段,似乎並不存在。但我們仍可以上述階段來觀察臺灣都會人口的變遷模式。
(二)郊區化與士紳化:人口社會經濟性質的空間變化
在人口擴張的過程中,同時呈現了人口性質的空間轉變,如《前篇》導論中所提,相應的則是先有「郊區化」(suburbanization),再出現「士(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現象。首先,郊區化是人口從既有的都市往鄰近地區擴張,形成新發展地帶,即郊區(suburbs)人口與產業成長,導致中心都市相對沒落的現象。再則是中心都市的破舊地區,經過重建或都市更新後,轉型成為中產或中上階層居住的地區,這即是所謂的「士紳化」現象。在英美都市發展的討論中,是郊區化之後才有士紳化。
英美的都會變遷,從19 世紀就開始郊區化的過程,但人口絕對分散化,還是在二次大戰之後。在二戰之後,伴隨人口郊區化而來的,也有人口特定的社會經濟特質。如在《前篇》前言提及美國的都市歷史學家Jackson(1985),綜合美國郊區化特質,包括富裕與中等階級人口(居住地的階級屬性),遠離工作地(以汽車長程通勤),擁有自己的獨門獨院住宅(高住宅自有率與特定的住宅類型)。他進一步提出所謂的「都會兩極化」(the polarization of the metropolis)觀點,指出窮人的中心都市,是與中等、中上階級郊區的對比。以上只是針對居住人口的性質的界定,相應的有經濟郊區化。先是製造業從中心都市外移,服務業與各項買賣與零售業相繼在郊區發展,造成工作活動與其他日常活動在郊區的比重增加。人口的日常移動,不再由郊區往中心都市的模式主導,郊區之內移動的情形,更高於郊區與中心都市之間的移動。
更極端的變化,一方面是中心都市的就業機會減少,低社經地位居民就業困難,還有反向前往郊區工作的情形;另一方面,則是中心都市與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相關行業,被郊區的購物中心所取代,以致中心都市的零售相關行業衰頹,中心都市百貨公司的優勢,也逐漸為郊區的購物中心或購物城所凌駕(Clapson, 2003; Jackson, 1985; Palen, 1995)。有的商業和服務業在郊區聚集,集住宅公寓街區、辦公街區及好些旅館、商業城與娛樂設施於一區,其規模可以比擬為一個新的都市。針對這樣的郊區聚落,新聞記者Garreua 在1991 年賦予「緣際都市」(edge city)的名稱,此後亦為都市研究學界所援用(Clapson, 2003; Flanagan, 2010)。在上述的郊區化過程中,伴隨著中心都市衰頹的看法,有的學者更強調20 世紀英美都會的發展,由郊區化引領風騷,而以「郊區世紀」名之(Claps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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