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百年間,博物館與觀眾的關係歷經許多轉變,這種從疏離到親密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學者與實踐家對於博物館身分與角色的解構與重塑,同時也對應與觀眾及社群的連結,以及從觀眾到社群的角色轉變。例如Doering(1999)以觀眾的三種身分,巧妙地說明博物館視觀眾從陌生人(strangers)到賓客(guests),再到客戶(clients)的轉變經歷。
在陌生人模式,博物館認為其首要責任是館藏(collection)強調「物件問責制」(object accountability),而公眾雖然被允許進入,但實則是無關的陌生人。賓客模式下,博物館基於「為觀眾做好事」的使命,觀眾被假設為渴望接受這種協助並對此持開放態度。客戶角度促使博物館將對觀眾負責(accountable to the visitor)視為重心,不再試圖強加它認為最合適的參觀體驗,而是承認觀眾與客戶一樣,擁有需求與期望,並認為博物館有義務去理解並滿足這些需求與期望(Doering, 1999)。
來到「社群參與」盛行的時代, 當代的博物館觀眾已超越Doering(1999)所說的客戶身分,而可能成為「協作者」、「共同創造者」與「作者」(Simon, 2010; Bishop, 2012; Kidd, 2014)。探討朝向上述關係轉變的原因,我們可以先從「後博物館」、「再造博物館」、「後批判博物館」以及「參與式博物館」理論的建構談起。
英國學者 Eileen Hooper-Greenhill(2000)提出「後博物館」(Post-Museum)概念,論及兩大特徵:其一是對博物館身分的再想像與重新形塑,促使對文化、溝通、學習與認同之間複雜關係更全面的理解,這將促成博物館開闢與觀眾溝通的新途徑。其二則是認可文化於再現、再生產與組成自我認同的作用,博物館存在能夠促進更加平等和公正社會的形成,賦予博物館社會與倫理的責任感。在後博物館的時代,博物館教育轉向為關注學習如何可以被促進,力圖為觀眾提供一個愉悅且有用的經驗(Hooper-Greenhill, 2007)。博物館教學法,已從「灌輸式的教學法」(transmission as pedagogy)將知識單向「傳輸」(transmit)給觀眾,將其視為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轉向「批判性教學法」(critical pedagogy)的概念,強調觀眾是積極的參與者,以觀眾學習為中心,博物館的職責在於引發觀眾主動建構意義(Hooper-Greenhill, 2000)。
Gail Anderson(2012)於《再造博物館:博物館典範轉移的演進對話》(Reinventing the Museum: The Evolving Conversation on the Paradigm Shift)一書中指出,博物館正面臨如何維持社會關聯性與生存的挑戰,這本書探討博物館如何走向系統性轉變(systemic shift)- 一種態度、目標、組織架構與執行策略的根本轉變,以成為整體性組織(holistic organization),強調博物館應當內省其實踐與政策,同時關注社群的需求與期望。
後批判博物館學(Post-Critical Museologies, PCM)以批判性與全球觀點來建構博物館的角色與實踐模式,將博物館視為促進社會變革的行動者與場域。當前數位時代,正在徹底改變知識交流與建構方式,並重新塑造人類對再現系統(representational systems)及其意義的理解。認識到觀眾做為個體、消費者與集體的多重角色,將深刻影響博物館的體驗與運營模式,使其原有的文化權威性受到挑戰(Kletchka, 2018)。
Nina Simon 提出「參與式博物館」(The Participatory Museum)的概念,主張 Web 2.0 等數位平臺推動下,公眾不僅渴望更多互動的機會,甚至開始期待能參與、貢獻、溝通與創造(Takahisa, 2011)。因此博物館必須透過參與式技巧的設計,形成觀眾在博物館創作、分
享與交流的參與式文化,有助於博物館提高社會關聯性,成為社群文化生活的中心(Simon, 2010)。
上述的理論分別從不同角度論及博物館的轉向,「後博物館」著重觀眾在博物館的意義創造與多元詮釋;「再造博物館」從組織的系統性轉變朝向全面以觀眾為中心的博物館;「後批判博物館」強調實踐激進包容性(Radical Inclusivity),去中心化與機構權威,以涵蓋長期處於邊緣化的社群;「參與式博物館」重視觀眾的參與以及社群連結,創造博物館的參與式文化。在這些轉向中,博物館如何看待觀眾,以及觀眾如何看待博物館,兩者互相影響。在博眾之間,博物館要與觀眾/社群發展何種新關係?
透過觀眾與社群研究,我們得以探究觀眾如何在博物館建構意義,如何形塑他們的博物館經驗,參與式計畫如何對於他們造成影響。藉此,我們得以跳脫博物館一廂情願式的給予(doing to / forus),而把觀眾與社群視為一起共做的夥伴(doing with us)。當代博物館更加重視展現觀眾的行動力與主體性,而「社群參與」成為一種重要的方法。然而,當「參與」被放置於文化政策與博物館治理之中,不同參與模式與機制如何作用?雖然發展社群參與帶給博物館許多機會,有助於擴大博物館的影響力,但本書也指出參與的複雜性與挑戰,需要更細緻地看待參與過程如何與社群建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