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和印度都進行了一場力度空前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的結果是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經濟史上意義重大的事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大國同時出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並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著重要的影響。故而,對於中印兩國經濟改革以來發展模式以及兩者的比較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是基於這點,當龔松柏將中印經濟轉型與發展模式比較確立為其博士論文的選題時,我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今天,當這一博士論文正式出版的時候,我更覺得當初的感覺是正確的。因為他不僅選擇了一個極具價值的選題,而且選擇了一個極具特色的研究視角。
與一般研究兩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視角不同,作者沒有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中印兩國的具體經濟制度或具體經濟部門的比較上,而是將其重點放在兩國的經濟起飛過程中的三個基本過程上。這樣的研究視角抓住了兩國經濟發展階段最為重要的特點,同時也把傳統的靜態分析變成了動態分析,對於持久地觀測兩國經濟發展過程具有重要的價值。
在本書中,龔松柏基於沃爾特·惠特曼·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理論,提出中印兩國這一發展時期都屬於經濟起飛階段,而在這一經濟發展階段,中印兩國在經濟上都經歷了三個基本的過程,這就是經濟體制的轉型、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以及對外經濟關係的轉變。然後綜合運用經濟轉型理論、二元經濟轉化理論以及國際經濟學等多種理論工具,對中印兩國經濟起飛階段的經濟轉型與發展模式進行了全面的比較。
除此而外,龔松柏這一著作的創新還表現在,首先,這一著作第一次以轉型的視角研究了印度的經濟改革問題。以往轉型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一般限制在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從來沒有學者將印度列入經濟轉型的範疇。但這是一種明顯的誤解,誤以為蘇東劇變前實行計劃經濟的只有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實行過計劃經濟或半計劃經濟體制,20世紀80年代之後都普遍向市場經濟轉型,印度以往就是典型的半計劃經濟國家。故而,轉型經濟學的研究不應該將這些國家排除在外,所以本書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彌補了以往轉型經濟學研究的缺失。
其次,這一著作始終著眼於動態的分析。與以往比較國別經濟習慣於截取斷面的靜態分析不同,本書的研究始終著眼於變化過程,從未將比較限制在某一個階段上。如在經濟轉型的比較中,是在考察了中國的增量改革到整體推進的過程與印度對私營部門逐步放開和公營企業逐步市場化過程之後再進行比較,而不是就某個階段的政策進行比較。又如,在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研究中,作者不僅考察了以往兩國在產業結構升級道路的差異,而且還專門闢出章節,分析比較了兩國當前在產業結構升級方面的最新趨勢,特別是對方興未艾的中國新農村建設與印度的「第二次綠色革命」進行了比較。這樣的比較方式對於熱衷中印經濟比較的人具有持久的指導價值。
最後,由於本書的研究著眼於三個過程,又始終進行動態的分析,因而也就得出許多與靜態分析完全不同的新觀點。例如,通過對轉型過程的研究,作者得出,中國比印度更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公有制企業改革上更成功;而通過對產業結構轉化升級過程的比較,作者得出,中國的產業升級道路更符合以往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而印度則更具自身的特色。但印度這種獨具特色的工業化道路事實上偏離了工業化的一般規律,這種偏離只會阻礙印度的進一步發展;印度要想真正完成工業化,最終還是只能回到一般國家的工業化道路上來。在對外經濟關係領域,作者也提出了中印外貿結構各有千秋,並不能因為中國主要為加工貿易、印度主要為一般商品貿易就簡單認為印度優於中國。
總的來說,作者在這一研究中做出了很多新的嘗試,也得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新結論。但毋庸諱言,本書的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這其中最主要是對於國際金融危機特別是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對兩國經濟發展影響的研究,雖然書中也進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深度明顯不夠。當然,這與著作的主體成文於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前有重要的關係。但是,作為前沿性的研究,應該時刻關注最新的時勢變化,這樣才能使這種研究更具價值。當然,可喜的是,作者已經準備彌補這一缺憾,已經著手研究「後危機時代的中印關係」這一課題,我衷心地希望,這一新的課題研究能早日順利完成。
姜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