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其後以「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左氏》、《公羊》、《殼梁》三傳,各自名家,角力並行。洎宋.胡安國《春秋傳》出,不僅時君「率二十四日讀一過」,並與《左氏》、《公羊》、《殼梁》三傳,共同主盟科場,歷宋、元、明、清四朝,經五、六百年不衰,於是「春秋四傳」之名,遂為之定讞。
經學之興,要殖基於炎漢,經術辯證之盛,則無過於西京之石渠閣,與東京之白虎觀,然兩京之經學大會,並以在位之君「稱制臨決」,以斷經義之是非高下,是經義固難自外於政治,而政治固有待經義之扶持也。
治《春秋》之家,董仲舒以「《公羊》大一統」之說,佐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然又謂「《春秋》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何休謂「《春秋》有三科九旨。」又說「孔子為漢立法。」杜預雖主《春秋》「本周公之遺法,孔子從而修之。」然於不忠不孝之司馬家族,又處處曲為迴護。由此觀之,諸家經解,雖各擅勝場,然就其性格言,相去非遠也。
胡氏《春秋傳》於「《春秋》經世之旨」深有契合,於「格君心之非,自強為善視賢去讒,復讎雪恥,設險逐寇,匡復失土」諸大義,拳拳服膺,不有稍懈。其於錢賓四先生所說:「生在這個時代,就要為這個時代作學問。」之使命觀,豈非若合符節?至於「戒權臣終成孤立之勢,因宋祖之家法而成偏安之局。」固漢世以來,經學家之運命與局限,董、何諸大儒,亦不能免,何必獨責胡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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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中寮 宋鼎宗 序於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