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比較教育的意義、發展與方法論——簡成熙
第一節 比較教育的意義
一、從經典賽說起
論述比較教育之意義、發展與方法論前,先讓我們從 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談起,中華隊與日本一戰失利,這場球賽的轉播,整個臺灣幾乎沸騰,雖敗猶榮,咸認為有助於臺灣職棒近年來從賭博陰霾中走出。弔詭的是,最後經典賽事的冠軍—多明尼加(Dominican Republic),卻完全未吸引臺灣廣大民眾之注意。先不說多明尼加與臺灣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多明尼加位中美洲,一直都是美國大聯盟好手的搖籃,臺灣職棒的洋將中也有許多來自多明尼加。如果我們要提昇棒球水準與文化,全民關注與參與之餘,似有必要對相關的國外訊息有所掌握,而不僅是陶醉於勝利的情緒中。多明尼加的棒球文化為何?其各級培訓方式為何?其棒球專業組織運作如何?透過兩國間的邦交,應該對臺灣有更多的啟發。雖則如此,臺灣相對於多明尼加,經濟上較占優勢,大多數的臺灣人並不覺得需要了解多明尼加。如果把「棒球」代換成「教育」,處在國際事務頻繁交流的今天,我們一定會與其他地區國家互動,了解其他國家的教育措施,不失為一有價值的借鏡之道。但是如果臺灣對國際教育之參與或借鏡之心態,就像是臺灣人民對多明尼加棒球的認識心態,就可能錯失了許多有價值的反思。「比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是指運用比較的方法或視野來了解不同區域或國家的教育現象,不僅可理解他國教育現貌,也可提昇本國教育發展之參考,甚至於有助於國際間的相互了解與和平發展。不過,誠如前面經典棒球賽的例子,不同國之間由於歷史文明發展的軌跡不同,相互之間的比較借鏡,並不容易,到底要用何種觀點來相互比較?要比較彼此之間的什麼?如果是彼此之間「同」「異」,這些異或同之因緣為何?「比較」本身固然是一簡單的概念,但是「比較」背後卻涉及到不同文化、體制、現象、甚至於心理的叢結。也因此,「比較教育」從學術創設之初,學者們一直致力於其學術內涵、方法論的討論。
二、比較教育「方法」與其他教育學門之關係
林清江(1983: 2)認為,比較教育具有三種主要性質:第一、比較教育是一種國際性的研究;第二、比較教育是一種科際整合的研究;第三、比較教育是一門介於社會科學、教育及國際研究的學科。從國際比較的觀點來看,的確有些教育的議題,無法閉門造車。譬如,我國的學制「六三三四」制是移植美國,探討學制的問題,就必須從國外的相關學理溯源。又如,要進行區域的合作,了解區域間不同國家學生的學業成就,也必須要從事跨國的研究,方能竟其功。張芳全即認為「國際比較教育」的「比較」特性與其他教育學領域及學術特性不同(張芳全, 2012: 1):
教育心理學在了解學生特性、學習動機、態度及認知,也在
了解教師如何教學較能提高學生學習成就,沒有比較的角
色,教育社會學以社會學原理探討教育的社會現象,也沒有
比較的目的。教育哲學探討教育的原理,更沒有比較的意義
在其中。然而,國際比較教育在掌握國際教育發展,它具有
比較分析與找出教育發展規律,建立科學原則的目的。
當然,教育學三大理論基礎: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其實也具有比較的意義與角色。譬如我們可以比較臺美學生的特性、學習動機、態度、認知之差異,也可比較西方與華人世界父母教養之不同。即使是教育哲學,也可針對不同國的教育哲思加以比較。不過,這些教育基礎學科,本身有其研究方法,張芳全是要強調「比較」並不是其獨特且必須的方法。王家通也是從研究方法的角度,釐清與其他教育學科之差異。王家通(1997: 3)指出:
所謂比較教育或比較教育學,是以研究方法來界定其學科性
質的一種學問;比較法,就是此一科學的特色。因此,它與
教育行政學、教育社會學或教育心理學等之以研究對象或研
究內容來界定其學科性質的情況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比
較教育與教育史學的性質有些類似。所謂教育史學,係以史
學方法來研究教育的一門學問。比較法與史學方法都只是一
種研究方法,其本身並無內容,也沒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如
果它們以教育為研究對象,就成為比較教育(學)或教育史
(學)了。
沈姍姍(2000: 26)引述王家通觀點時,則強調比較教育學是以空間為籌碼,可以是單一區域(如新加坡的分流制度),也可以是跨國的研究(我國與日本的升學制度比較)。有別於教育史學是以時間為主軸。不過,比較教育以「比較」作為學科方法之定位,是否算是獨特的方法,也有一些爭議。例如, P. G. Altbach(1991)認為比較教育是跨科際之領域,而非只是一門學科。雖然,王家通前述的引文指出,比較教育是以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教育對象,但一般而言,「制度」的比較,是早期比較教育較為關注的重點。
比較教育是一種科際整合的研究,故與其他教育學門有分進合擊之協同功能,但畢竟研究的方法與內涵,仍易區分。至於比較教育與「外國教育」(education abroad)、「國際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發展教育」(development education)之概念,就不容易嚴格區分了。有的學者認為它們是類似的概念,也有學者認為研究旨趣內涵不盡然相同。依照 Halls(1990)之看法,「比較教育」之重點有二,其一是了解不同國家的教學及歷程,並著重在此等教育、文化內在的深度分析,如歷史、社會、文化、政經、宗教哲學等對教育制度的形成。至於所謂「外國教育」,則重在他國的教育體制,如中央集權、地方分權或學校制度,如六三三四學制及中學分流制度等等。而「國際教育」,則重在多國、種族、文化間之各項教育議題,如國際學校、跨國學校、語言教育、少數族群教育、和平教育、人口與生態教育等的跨國研究,也涉及對國際教育機構相關事務之研究。至於「發展教育」重點在針對特定區域(如新興國家、90年代蘇聯解體後的東歐),蒐集相關資訊,據以擬定適切的教育方案與人力培育政策等(沈姍姍,2000: 19-20;張芳全,2012: 4-5)。
雖然,臺灣學者王如哲(1999)、沈姍姍(2000)、張芳全(2012)在區辨這些概念時,大體上是以 Halls(1990)的分類為根據。如王如哲認為,國際教育重視實務性問題,以描述為取向,在增進國際間學者的交流,並關注於國際性的教育問題。比較教育則重視理論性問題,是以學科本位為導向。不過,筆者認為,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這種區分並沒有太大的意義。Halls等學者的意見,是要提醒我們「比較」或「國際教育」研究內涵的多元性,似不必拘泥其區分。
不過,近幾年來臺灣的作品,頗有將比較與國際併用的趨勢(沈姍姍,2000;楊深坑,李奉儒主編,2009;張芳全,2012)。張芳全不僅認為比較與國際應該併用。他認為「國際比較教育」比「比較教育」更具有國際化與動態性,比「國際教育」更具方法論的特性(張芳全, 2012: 7),並期許能更強化科學、實證意涵,使國際比較教育以全球各國、文化或族群為研究範圍,其研究主題不僅對於各國教育制度,而且將有關的社會(公平、正義、族群等)、政治、文化(語言、弱勢與主流文化)及經濟等議題納入教育議題一同考量分析,透過分析獲得專業知識,並找尋各國教育發展現象的規律性(張芳全,2012: 4)。
第二節 從比較教育的發展反思方法論
雖然學者們對於比較教育作為一門學科,其學術獨立性與方法論都有爭議,並存在學術認同危機(鐘宜興,2004)。其實,「教育學」以及其他教育基礎學門,也都有類似的問題(李錦旭,1996;簡成熙,2005: 3-25)。相形之下,從比較教育之父法國Marc-Antoine Jullien(1775-1846)於1817年左右的呼籲算起,「比較教育」之學科發展,可算是與教育學同步,尤早於其他教育學門,也大致反映了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軌跡。
許多學者都曾加以界定比較教育學之發展,有些學者重在比較教育之功能,但大多數的學者都融合比較教育之功能、發展成果與其研究方法視野之交互性。例如,澳洲的學者P. Jones曾區分19世紀、歷史解釋與文化傳統理解及科學研究方法等三個時期(Jones, 1971)。從比較教育學發展的時程來看 Noah與Eckstein(1969)所劃分的五個階段:旅人見聞期(Period of travel’s tales)、教育借用期(period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國際教育合作期(perio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歷史文化分析期(period of historical analysis)、社會科學解釋期(period of social science explanation)最為人所知悉。以下,筆者不以二氏之說明為限,也兼及其他學者看法,特別集中在「歷史、文化分析期」及「社會科學解釋期」諸比較教育大師的重要理念,希望能夠為讀者大致勾繪比較教育學在20世紀70年代前的重要輪廓。
一、旅人見聞期——教育借用期
從歷史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來看,不同地區人士的交流一直未嘗稍歇。春秋戰國時代各國征伐不已,直接促成不同國之間的頻繁交流,諸子百家興起,學術思想也互通有無。西洋希臘、羅馬時期,亦復如是。而後,西方大學興起,也吸引各地學子。不同地域之交流,或許是現代各種比較學術的濫觴。中西交流最戲劇性的例子,莫過於義大利旅行家Marco Polo的東方遊記。中日之間,唐朝時期,日本派出大批「遣唐使」,全面漢化。明末清初,大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不僅為文化交流奠基,也流傳了更多文教故事。清末時期,國勢陵夷,大批華人留學泰西、東洋,致力於救亡圖存,已是後話。
雖然旅人見聞時期,可能流於浮光掠影或主觀成見;教育借用期也可能流於一廂情願。不過,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田中不二磨任文部大臣時,積極赴歐美考察,全面引進西方教育制度,學理、辦學模式、督學、經費、入學、教師事項、課程、學校建築、學生假期乃至教育理論。其編譯的15卷資料分別涵蓋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荷蘭、瑞士、瑞典、丹麥與俄國等(沈姍姍,2000: 36)。若讀者參閱錢鍾書(1989)的《圍城》,書中所述民國初年學界對於西方的挾洋自重,又不可同日而語。無論是旅人見聞或是教育借用,仍在於當事人是否觀察敏銳或實事求是。其實,一直到今天,此一方法或心態,仍極其頻繁,如坊間作者以紐西蘭、芬蘭等國之教育敘說,都會吸引眾多人的關切。作為一學者,我們不宜太本位主義的否定旅人、作家的見聞洞見,可以參考這些見聞,但仍得以嚴謹的角度,致力於國外見聞、資訊的反思,否則很容易誇大外國的長處,減化了教育改革的複雜性,反不易真正「借取」外來的優點,「橘逾淮則枳」的情形,值得研究者深省。
二、國際教育合作期
比較教育的研究有賴客觀的檔案、統計數據,才能作有效的資訊解讀,20世紀前半葉,隨著國際間的交流頻繁,特別是二次戰後,不管是國際合作組織或是許多開發中國家致力於現代化追求,都有助於國際間資訊之交換。有關重要的國際組織與教育之關係,可以參考沈姍姍主編(2010)的說明。而比較教育專業學會之建立及比較教育期刊之創設,各會員國成員之間的相互問學,都使得比較教育的研究能較旅人見聞時期,更能落實國際之間的合作。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Chinese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成立於1974年,中國大陸於1979年成立「中國比較教育學會」(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香港也於 1990年成立「香港國際比較教育學會」(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這是華人世界比較重要的比較教育專業組織,應該共同努力致力於華人世界與國際教育的交流。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Comparative Edu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等刊物,具為知名的比較教育學術刊物,值得關心比較教育研究的學子定期查閱,了解國際間比較教育的重要議題。
此外,為了有助於國際之間教育成就之比較,美國「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多年來持續推動大型資料庫的建立。自1990年開始推動四年一次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而「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主導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近年來都引起了臺灣教育當局的高度重視(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主編,2011)。臺灣也正在積極努力建置大型資料庫。中研院、教育部及國科會共同合作建置的「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國家教育研究院也已建立「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s Achievement,簡稱 TASA),提供研究者使用。有關主要國家近年教育指標之發展及聯合國等機構之概況,可以參考簡茂發、李琪明主編(2001)之說明。
當然,國際間資料庫的使用,可以有助於從結果中掌握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各種因素,以收他山之石之效。不過,畢竟資料庫的建立與測量,仍存在許多的問題,詮釋其結果要非常慎重,避免可能的文化偏失。若是有關學習成果之國際比較,更不宜從民族尊嚴的角度,才不會錯置了資料庫的使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