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導讀
不一樣的童年實錄－－評析《一個女孩》 文∕張子樟（文學評論家）
一
曾經有位評論者指出，依據他多年研究結果，亂世比較容易產生偉大的作家和傑出的作品，他並舉出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為例。一般人對這種說法半信半疑，因為它無法驗證到每個年代，尤其對中國人似乎更不合適。抗戰八年，多少英雄豪傑的事蹟，多少凡夫俗子的災難，事過境遷已達半世紀，至今仍然沒有一本可以媲美《戰爭與和平》的相關鉅著出現。因此，空有偉大的年代，沒有其他條件配合，不見得就會出現傲世作品。但文革後的大陸文學作品似乎又部分驗證了那位評論者的說法，至少這個階段的作品遠勝於文革前的作品。
文革後大陸文學的最大特徵在於內容不再受政治干預，作者勇敢詳述事實。凡是可讀性高的作品，都能拋棄「高大全」的框框，暴露文革期間的種種弊端。有些作品甚至把時空往前推，挖掘五O年代以來的民不聊生實況。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同一塊大地上面對的苦難與心中悲憤，為時代留下最佳紀錄。
以描寫文革期間青少年生活實況為主的作品一向不多。王安憶的部分作品與老三屆（六六、六七、六八的初中生）有關，董宏猷的《十四歲森林》也是以初中生為主要敘述對象，幾乎很難找到提及國小生的心理轉化過程的作品。在這種情形，陳丹燕的《一個女孩》就顯得特別珍貴。她忠實展現了那個年代國小與初中的真貌，銘記那些未來主人翁的痛苦回憶。
如果真替這本書找個適當的副題，可能「人性實錄」最為恰當。整本書呈示了人性的種種弱點，不論大人小孩。故事從她入學的第一天開始，老師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同學們！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從此，作者的學生生涯就擺脫不了史無前例的大時代陰影：「文化大革命並不是血肉橫飛的廝殺，而是森林中魔鬼宮殿的寂靜與暗藏殺機，咒語在巫婆嘴裡飛來飛去，一切都變了模樣。」
作者秉持「真實」的理念，因此筆下多是陰暗面的展示，不論是描述自己的家居生活或是四鄰的抄家焚書，均是無所隱藏，坦坦蕩蕩呈現出來，也因此這本作品的可讀性才高。她細膩的筆法敘述了她與班長應小紅之間的對立與和解、她與母親的永恆戰爭、她與童話作家的忘年之交、她目睹指導對資本主義的嚮往、她與病院中男同學的無邪感情、好友王鈴兒對下鄉的執著等等。
二
作者的老師為了逃過高年級學生追究新把手的來歷，請學生幫忙圓謊的那一幕，讓人深刻體認人性的卑微與殘忍。老師平日教導學生不要說謊，這時卻要他們協助圓謊，雙方都處於困境，不知如何跳開。在矛盾兩難時，如何抉擇變成最大的負擔。同樣，小孩隨著家長政治地位的升降榮辱，自我調整對朋友的態度，也是人性的扭曲與荒謬。難怪作者感嘆的說：「我也不知道欺凌弱者，是不是也是人的本性之一。是不是只有經歷苦難，才能擺脫這個天生而來的惡習。」
作者與童話作家忘年之交的幻滅一樣讓人心疼心惜。這位善良的長者，從無害人之心。作者從他那裡獲知人生美好的一面，但現實環境展示的都是醜惡的。這位老人最後被幾個年輕高大的紅衛兵強迫朗讀他自撰的認罪書：「他寫書毒害青少年……是人民身上的寄生蟲，所以，他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他把自己說得多醜！多壞！多可笑！」作者對他的美好印象頓時破滅。無限的同情也無法扭轉她對人性的懷疑。
隨著年齡的增長，作者更能體會人的無奈與掙扎。她的合唱團指導是個無可救藥的崇洋者。他常利用機會教導少年宮的學生接觸西洋音樂、文學，這跟上級的交代有了牴觸，終於被辭退，但「乘著歌聲的翅膀，親愛的，隨我前往」的歌聲卻永遠深藏於作者心中。
在強調只有大愛、沒有小愛的年代，作者生病時與病院裡男學生的矇矓真情，自然會遭受到父母、師長的質疑而夭折。好友王鈴兒的父母、師長始終反對王鈴兒下鄉，更讓旁觀的作者領悟到父母這一輩人已對「革命」起了懷疑。這兩件事突顯了生活於不確定年代的人們「不知未來、沒有未來、畏懼未來」的心態。
三
閱讀這本以生動詳實筆法來描繪作者童年生活實錄的作品，除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本質與荒謬有更深入的瞭解外，我們還可得到另一個重大的思索：何謂的真正桃花源？人們一向嚮往的烏托邦，但想達到這種理想境界，就必須剷除人性中的欲念。這點是歷史上多少人驗證的結果，大陸的人民公社與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這種追求的一種失敗證明而已。當年遭逢無限煎熬酷驗的現代中國人不巧正躬逢其盛，只能埋怨自己命苦，但人們的不幸卻也為有遠見的作者提供了廣闊的寫作空間，在人性詮釋上找到最理想的場域，作者對於當年狂熱於「革命」大業的年輕人的刻畫最貼切：「哥哥們有著那樣的黑色的嚴肅的眼睛……就像唐吉訶德，他們以為自己是國家新一代當然的統治者，然而他們實際的身分只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們以為自己是大時代的英雄，在為一個新中國和新理想日夜奮鬥……」。這些「唐吉訶德」型的青年，自認自己是「棟梁之材」，其實早已是「被放到一邊去的白皙竹筷子」，但他們不死心，「還在徒勞的等待和磨練著自己」。
作者當時年紀小，沒有參與「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的偉業，但冷眼旁觀，卻看出文革時期的烏托邦建構間接加速年輕人理想的幻滅。烏托邦夢境破滅，當年多少壯志凌雲、豪氣干雲的年輕人，經過十年的「文化」洗禮後，早已成為憤世嫉俗或默默無語的中年人。這本書雖然沒有直接批評當年政策的錯誤與荒唐，但字裡行間卻隱隱約約傳達出各種令人哀痛心惜的訊息。這是本書最值得稱許的地方。
作者序
朗讀童年－－《一個女孩》新版記 文∕陳丹燕
1992年的夏天，一邊帶四歲的太陽過暑假，一邊寫作《一個女孩》。這天下午《一個女孩》寫完最後一個句號。
1998年，黃昏的德國中部丘陵地帶，一輛白色的老Jetta行駛在一派暮色的森林中的公路上。車窗開著，森林中清新的微風令人感到舒服，卻不知為什麼，舒服到了憂傷。德國秋天的黃昏非常明亮，漫長，是一天中我最喜歡的時刻。我和芭芭拉漫無目的地聊著天，她是《一個女孩》一書的翻譯，我們一起做了幾十次朗讀會。每次，我們都很享受朗讀後與讀者的交流，回答問題可是我們的強項。芭芭拉突然微笑著騰出手來，拍了我一下，說：「我喜歡你的回答，有些問題，每次都有人問，但你會從不同的角度回答，這樣就不那麼悶了。」這正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歡總是回答同樣的問題，於是，我就變換回答的側重點，開拓我自己尚未觸碰的那些角度，並借著那些老問題尋找我自己未知的答案。這好像是個遊戲，朗讀會的遊戲。
那時，我已經知道臺灣聯合報系的出版社會就要出版《一個女孩》的中文繁體字版，這時，突然一個念頭浮現出來。我問芭芭拉：「要是我把我們這些年朗讀會時回答得最多的問題列一張表，放在臺灣版的首頁，當成前言，會有怎樣的效果呢？」芭芭拉說：「讀者會帶著這些問題去讀書。」我們都覺得這是個好主意。所以，在車上，我們就開始回憶有哪些問題是常常被問到的。不知不覺的，我們就回憶起我們在一起做過多少次朗讀之旅行，在維也納，在威爾士，在慕尼黑，在法蘭克福，在巴塞爾，在柏林（當然，柏林是我們兩人都熱愛的城市，德國最好的讀者在柏林），在波恩，在海德堡，在大大小小的書店、文學館、大學漢學系、中學文學小組、小學歷史課、柏林猶太人學校、讀書俱樂部、國際文學節，等等，等等。芭芭拉的眼淚突如其來的落下，她突然想到了她的丈夫，原先他們說好要一起翻譯這本書的，但是他卻突然去世了，就在他們著手準備翻譯《一個女孩》的時候。
夜色降臨，我們路過馬爾堡，那是芭芭拉的故鄉，她在那裡一直住到了結婚，並有了自己的孩子才離開。馬爾堡伊利莎白教堂傾斜的塔樓尖頂，在夜空中直接指向一顆早亮的星星。幾天後，在從柏林開出的火車上，我將那些問題整理了出來。
1994年，《一個女孩》在江蘇悄然面世。拿到這本書的精裝本時，我心中非常明確的知道，我想要寫作兒童文學的原始動力已經釋放。它就像一根煙花，寫完《一個女孩》的最後一個句號，它就已經燦爛的從我內心深處一躍而出。從1984年我寫作了第一篇散文《中國少女》，一切創作，都是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出版一本描寫我的童年生活的小說，我對它有話要說，而且一定要說出來。從1984年我開始寫作兒童小說開始，就是向著這個方向努力的。記得最初的幾篇小說裡，有一篇小說叫《一九六六年的玫瑰》，那個故事就是多年後《一個女孩》的雛形。它描述的意象，在後來《一個女孩》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裡都有體現。但是，那時我的表達能力還不足以表達這個長故事，所以，我放下了這個故事。
一年年輕作者，寫自己的故事，其實並不容易，因為心中的意象實在豐富，如何恰當的描繪出來，是很困難的事。常常正因為它的豐富，就時常令自己對呈現的結果格外不滿。在寫作兒童文學的近十年的時間裡，我一直被這種不滿困擾著，因為我知道這個故事超越傷痕文學的控訴，卻也是一個寬恕與不原諒並存的故事，還是一個超越時代的黑暗，去理解人類抵禦人性黑暗的能力的故事。所有這些，都是我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體會，與當時的文學思潮無關。我要講述的是一個自己眼中的世界。直到傷痕文學的故事已經式微，《一個女孩》才完成。
《一個女孩》出版的那天，從童年解脫的那一天降臨在我生活中。我提著二十本樣書，從常熟路的《兒童時代》雜誌社出來，沿著五原路回家。我能感受到自己身體中有種鬆懈，從腹部深處向四肢散發，那是終於釋放了自己的記憶與壓力之後的感官感受。我想，自己以後大概不會再寫兒童文學了吧，那天，我告別了那些童年的記憶與困擾。
1996年，德文版《一個女孩》（德文書名《九生》）在奧地利出版。一個星期後，在當年的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獲得「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當時設有的兒童圖書評選小組的一致好評，成為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的推薦童書。接著，《九生》成為1996年度奧地利國家青少年圖書獎金獎作品，和1996年度德國國家青少年圖書獎銀獎作品，並進入瑞士文學獎的短名單，最後因為書中有些情節被瑞士評委認為太暴力而落選。緊接著，在1997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全球青少年提倡寬恕文學獎金獎，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國際書展上獲得由德國青少年評授予的金色書蟲獎。到1999年，《一個女孩》的繁體字中文版獲得臺灣《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分別頒發的1999年度優秀童書獎。它似乎不再悄無聲息了，但有趣的是，所有的獲獎消息，我竟然都是深夜獲知的，也許是由於與歐洲出版社的時差關係，也許就是命運。總是在深夜時被電話驚醒，當時也沒有網絡電話，國際電話極貴，所以編輯和總編輯說起話來都很急促，帶著德文口音和韻律的英文，好像我夢中使用的某種特殊的語言。人在夢中常有這種奇怪的語言，在夢中是聽懂了，又好像根本不懂的。每次都是，電話掛了，回到枕上，人才醒過來，問自己，我得獎了？又得獎了？有次我丈夫拍了我的棉被一下，說：「沒錯，你要去意大利領獎了。現在，睡覺。」平心而論，一個作家的作品得獎，而且是得到從未有過相同經歷的人們的喜愛和肯定，是幸運的。但對我來說，這已是童年遙遠的回音－－那個孤獨的小孩，瘋狂的時代，許多人遙望著，通過我的那些句子，可還是能理解。從1996年5月我在奧地利得到第一個獎開始，便開始了在德語國家的巡回朗讀。然後，就出現了本文開始的那個時刻。
在朗讀會中被德語讀者提問最多的二十四個問題：
1.這本書裡有多少情節是從真人真事中提取出來的？
2.為什麼你要把這樣的童年故事寫下來？
3.你的宗教背景是什麼？度過一個艱難的童年時代，不靠宗教的力量，還有什麼別的心靈支持？
4.中國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
5.在書中寫了老師穿著的天藍色的裙子，你是真的這樣記得，還是想要表示自己記得所有的事而特地寫的？
6.上海與歐洲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似？要不然為什麼合唱團的教師會冒這麼大的風險，教孩子做危險的事？
7.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沒上過多少學，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呢？
8.在大街上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還能夠再進入正常的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繼續生活下來，而且在社會上立足嗎？
9.紅衛兵怎麼能那麼輕易就破壞學校的秩序？沒有一個政府會認同他們這樣做的。
10.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怎樣的將來？
11.這本書裡的那些孩子的原型現在怎麼樣？
12.做錯事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過去以後，受到清算和查問了嗎？
13.這本書的文體不像平時在中國的文學讀物裡看到的那樣，這是為什麼？
14.書中的寫作，常常表現出對氣味特別的敏感，有些風景的描寫像俄羅斯的古典作品，這是你個人的原因，還是中國文學普遍的特點？
15.與你有共同經歷的人讀過這本書嗎？他們怎麼說？你父母是高興還是生氣？
16.你們能夠與長輩討論「文化大革命」嗎？他們怎樣解釋和評論這件事？
17.中國人現在怎樣對付動物？
18.書中的童話作家的形象是真的嗎？
19.寫作是為了表達你的心情，還是為了記錄你的生活？
20.你從什麼時候決定要當一個作家？為什麼不選擇做別的事呢？
21.你寫書是為了生活，還是另有目的？例如是為了別人，或為了興趣。你能靠寫作生活嗎？
22.這本書中國孩子喜歡它什麼呢？
23.你說這故事裡有你自己的生活，現在那麼多人都看到了，不知道是否你會因此不好意思？
24.你利用了自己的日記嗎？
2010年初冬，德國奧登堡，陰霾的早上，我和芭芭拉繞過一條清亮的河流，去奧登堡文學屋，做朗讀會。和從前一樣，我們各自拿著中文與德文的《九生》，翻開書，從前做朗讀會時在書中用鉛筆畫出的記號還在原處。十七年來，我們竟然斷斷續續一直在做這本書的朗讀，我竟然一直在做一個童年故事的朗讀者。
我們朗讀的場所，是在早年一處廢棄的兒童肺結核病院裡，現在它已經改造成一個舒適黝黯的小劇場。那種被隔絕的感覺仍舊存在，並轉化成了一種非常適合朗讀的浪漫氣氛。我和芭芭拉對望了一眼，我們知道彼此心中的傾訴願望已經被喚醒，這是一個好的朗讀者的狀態。當我們坐上高高的追光燈照亮的木頭長桌，我們的玻璃水杯裡，乾淨的飲用水反射出明亮而安定的燈光。我們彼此看了一眼，十七年了，在朗讀一個童年故事的燈光裡，我們變老了。我們的聲音還是原來那樣，在空中回蕩。開始提問了。一個孩子高高舉起手來，問：「中國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這也是十七年前的一個問題。芭芭微笑的看著我，等我回答。我突然為自己能在十七年來，一直有機會朗讀童年而感到深深的感謝。
此刻，我也為相隔十七年，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還在印行，我還有機會為它回顧而感到自己的幸運。
命運善待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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