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之意義非常深遠。離開倫理,個人固然亦可有高卓一面的道德成就,而令人尊崇仰贊;但只有在倫理關係中(如朋友、夫婦),才有互相內在的意義,才有最高的道德。
—唐君毅‧〈人學〉‧《人生之體驗續編》
照護的倫理手藝,是由他人的面容,看到其需求,而抉擇於如何伸出救援之手。這不是要求對他人的受苦立即作回應(suffering of the other),而是要探究照護者為他人受苦而苦(suffering for the other)的處境(Levinas, 1981)。由關懷他人中,發現自己、定義自己與引導自身給出更合宜的照護。基於人的存在經驗與生活世界,釐清臨床照護倫理事件,而非僅以倫理原則或規範與權益作判定(Marx, 1992; Anderson, 2000)。照護者(自身)倫理態度的建構仰賴著被照護者(他人)的在場。經由照護活動的見證受苦(witnessing suffering)與承受見證(bearing witness),而培養倫理的手藝(翁、彭,2018)。
照護倫理學的發展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包括照護理念、生命倫理、女性主義、現象學,以及儒道思想等(蔣,2006)。
照護倫理的相關概念
一、照護理念
綜合上述,了解倫理手藝,是依情況而生,具有個別性、開創性。西方照護理念的發展,始自十九世紀中葉,當時受理想主義及基督教苦行僧主義的影響,強調拯救他人而自我犧牲;十九世紀末時受文藝復興浪漫主義的影響,講求入世,聽命於權威;進入廿世紀時,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護理實務進入重視工作效率的階段;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具有人文色彩的存在主義成為思潮的主流,人們開始重視及思考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在這些不同時代背景與思想潮流下所產生的護理理念,包括犧牲奉獻、聽命服從、講求效率、以及重視人的存在價值與主觀經驗,或多或少都影響著照護倫理的發展。
二、生命倫理學
當哲學家們開始討論生命倫理的議題時,早期的由義務論(denotology)與效益論(utilitarian)立場出發,希望藉此發展醫學倫理的基礎。但是,這種理論太廣泛又缺乏應用價值,無法用於臨床倫理抉擇與政策的參考,因此,原則主義(Principlism)受到重視,指出生命倫理學的四項原則,尊重自主(respect for autonomy)、不傷害原則(nonmaleficence)、慈悲原則(beneficence)與正義原則(justice)。然而,應用原則主義於醫療照護倫理時,各原則間出現內在衝突。因此出現一種建立分析能力與個人德行的倫理思考方向,而不是偏重倫理抉擇。分析力涉及合理性、想像力、洞悉力(insight),個人的能力包括與道德相關的知識、自我的知識,以及注意到道德分析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
三、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學者Gilligan指出女性道德發展不同於男性之正義取向而較注重關懷的部分。相較於正義倫理中強調倫理原則的掌握,注重人際相處之關懷倫理(ethic of caring)是比較適合於照護實踐,甚至主張關懷是照護倫理抉擇中重要的依據與指引,這與醫學倫理強調道德判斷是截然不同的。醫療倫理重視抉擇判斷,「救不救這個嬰兒?」照護倫理重視關係,「如何照護面對新生兒死亡的家庭?」然而,這種重視關懷倫理的女性倫理(feminine ethics)最近又被認為並不能解決護理倫理的實際問題,而有女性主義倫理(feminist ethics)觀點的萌生。持此觀點的人士認為關懷倫理的立場過於強調護病的人際動態關係,忽略機構或制度對護病關係的影響;認為護理人員在倫理抉擇時出現的無力感,是由於組織機構中結構化的社會秩序影響女性關懷的表達;並且主張反省照顧的經驗,可以為複雜的照護倫理情境提供豐富的參考資料。
四、現象學
現象學關注於人的存在狀態,發展照護倫理學時,重視與人相處態度行為經驗的描述,分析生活世界中倫理事件存在的現象,而非重視倫理原則或規範與權益的判定。這種現象學描述與詮釋倫理的方式,使得道德意識更具開放性,讓照護倫理在面對難以預料的環境下,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基於重視文化的差異,重視自己與他人的個別或群體如何去經驗(experience)、相信(believing)、重視(valuing)、意願(willing),透過一種互為主體的關係發展,進而形成護理實踐中的「投身、反身、對話」的反省態度。
五、中國哲學思想
論語的憲問篇,提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中「為己」,是重視克己復禮,成就君子之人;若是強調「為人」,因其志在用世,容易陷於急功近利(傅,1993)。強調修養自己之後,才可能合宜地幫助別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莊子指出的人我關係是「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他人的存在,成就了我的存在;同時,我的起心動念,左右自己觀看的角度。此外,也以鏡子做比喻的「至人用心若鏡」,提出君子之人對應外物的不抵抗、不迎合,毫不隱藏的給予反映,因此能夠承載事物而不受傷害。老子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指出大地提供自身孕育萬物,卻不求回報。這種無條件給予的關懷立場,正是促成倫理實踐的重要智慧。
專業照顧活動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專業人員是很難置身事外,無法忽略倫理關係。照顧的現場中,專業人員的我自身,是帶有許多自己過去的經驗、對自己未來的期許,以及對當下應合所展現出的「我自身」。如何發展照顧關係中的「專業自我」,需要具備屬己的知識(personal knowledge)。
倫理,不是法律,法律是根據倫理關係而發展的具體條文,屬於不易變化的外在規定。107年行政院通過「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該法案以「保障病人權益、促進醫病和諧、提升醫療品質」為目標,含「醫療事故即時關懷」、「醫療爭議調解先行」、「預防除錯提升品質」三大原則(https://www.mohw.gov.tw/cp-16-40687-1.html),全文共計四十二條,其中第一部分「醫療事故即時關懷」,具體指出100床以上醫院應設置醫療事故關懷小組,意指溝通必須由關懷出發。法律規定必須成立關懷小組,但關懷,源自內在高貴的抉擇,是內生的而不是外在強加於上的。這種內生的抉擇需要一個自由對話的空間,此對話的空間是彼此尊重且相互聆聽、互相學習的社群,共同努力找出倫理實踐的智慧。所以法律上指稱的關懷小組的運作,是難以標準化,而要依情境而變化。
人性化照護
談論人性化照護,不能忽略人性情懷與人文關懷。人文關懷(humanity)需要基於對人性情懷(humaneness)的覺察,人性情懷是自己逢事的最初生命感受,記住這個生命感受,進行反省,逐漸形成人的道德能力;在每個互動現場,產生情境感受的人文關懷,塑造彼此關懷的倫理關係(Macklin, 1977)。人格的鍛鍊與改造,需要勇敢強悍地面對不斷變動的世界,它不可能是僵化頑固的態度,而是在不同社會條件、不同歷史階段,表達深切溫暖的關懷(陳,2011)。生活於科技時代的我們,更需立足於人文關懷,以維持人性存在之上升而求聖化之精神,以挽救下墜而物化之人類命運(唐,1980)。
生命的現象,是龐雜繁複的,永遠建立在與某種特殊時空的具體情境的某種連結之上,這種連結,源自生命的反省與情境的感受,情境的感受是先於生命的反省(柯,2000)。在臨床照顧場域,見到受苦(suffering)的情境,產生悲憫(compassion)的生命反省。由覺知情境的客觀狀況,產生對狀況的主觀反應,然後覺知這種主觀的自我反應,更而覺察自我所潛藏的內在本性,繼而尋求自我與世界之適當關係。由存在自覺產生倫理抉擇,助於促進道德(morality)發展(Newham, 2016;柯,2000)(圖1-1)。近代醫學科技之發展,重視精確性的製造(production),忽略生命經驗的不確定性(汪文聖,2014),更忽略專業人員的情緒,無意間使人背離整個人文,以致物化人生。
依據日本哲學家湯淺的藝道理論,每個技藝,其實不僅是技術,也是心的鍛鍊,是修行(湯淺,2018)。自照護他人的技藝中,產生發現自身、定義自身與引導自身的倫理態度。他人,是檢視自身欲望與質疑自身權力自由的評論者。經由他人的在場,發現自身的有限性,定義自身的有所為而有所不為,可以引導自身邁向更好的自我。
自我認識是個人發展真誠完整自我的內在經驗,涉及個人自己的自我與他人的自我。足夠的自我認識、充分的覺察自己及他者,方得在衝突的情境中穩定情緒,發揮療癒性的功能。這個覺察自己與他人的過程,是透過與個人內在、與他人之間,以及超個體的與至高者(higher being)之間建立的締結關係(connectedness-with)(Reed, 1992),不僅是能夠理解人性,且最終達到個人心—身—靈合諧一致,能夠破除原先自我的領域和疆界,具有擴大自我能力的超越性(余,2010)。因此,自我的認識是要經由與外界互動的情境,才可能獲得自己與他人的全貌。在小組討論的場合,談自己的經驗與想法,是一種發展自我意識及與自己親密的工具,也是與他人溝通的一種方式;寫日記或冥想的自我專注,也利於認識自己。當能夠面對真正的自我後,就容易開放自我與他人分享自己,並由他人的反應與自我的觀照,增進對自我與他者的體認。認識到自己具有人性的情緒或情感,也會出錯,就容易對他者擁有更多的包容與接納。擁有這種謙沖自持的人性情懷,就能善用自己,擔負起促進健康的療癒性角色。
對臨床倫理情境的了解或分析,不在於做道德判斷,而是給予同樣的關注,以陶養專業者的人性情懷與人文關懷。如同我們吃水果時,不論斷橘子或蘋果哪種好吃,而是在吃每種水果時都賦予相當的專注,以沉浸了解的方式(反省性的態度),去體會該種水果的味道;不是只有吃的動作(非反省性的態度)(Tocantins & Embree, 2001)。當個體以真誠且開放性地面對事物,形成內生而不是外在規範強加於上的高貴抉擇,可稱之為「人學」。這種學問的語言不是指示式的,也不是宣傳式的,而是啟發式的。指示式的語言只要指一物件即可,宣傳式的語言也可用來說服或暗示,而啟發式的語言則必須清楚,必須找出一個東西以供印證(唐,1991)。如果僅採用生命倫理的自主、行善、不傷害、公平正義四原則去驗證照護現象,容易落入指示或宣傳式的語言,無法對混沌的實然現象論斷啟發與深入的理解。
人文關懷的倫理實踐,需要身體感知、情緒覺察、以及反求諸己。此過程中,採用團體對話教學,可促進倫理實踐以及倫理知識的發展。
一、身體感知
人的存在,是結合著其原有的身體意象(body image),同時也不斷地想脫離此意象的固定性,而有轉化的動機(Schilder, 1978)。我們對外的感知,是內在身體經驗的投射;對世界的經驗,也會內化於身體感知之中。這種心理社會現象,可由生物學上的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加以解釋,此位於腦皮質的運動前區及頂葉的鏡像神經元,在腦中直接映射(mirror)所觀察的現象,當下心領神會,開啟奠定人與人之間相互交流之互為主體性的神經生理學基礎(Brunori, 2003;Rizzolatti, Fogassi, & Gallese, 2006;劉、朱,2014)。透過身體活動及身體與世界的接觸,使我們對自己身體產生新的知識,轉化而生新的身體意象。
身體是心靈的安居之所,身體受苦迫使心靈離開其安居之所,反而能放下自我的獨斷,正視他人面容所要訴說的東西(王,2014)。彰顯身體能有所感,進而我知我有所感,但此時不知其內容的知(knowing),是處在尚未反思的被動狀態的知。經過意念或意向活動,出現語言主動的宣告、公布此感受,產生我知我有所感的內容,進入了解(understanding)(Levinas, 1981)(61-64頁)。外界事物通過感官而進入內心,生活中模糊不清的感覺,透過字語(word)才能被指認出來。
當我們要認識所處的世界,需要回到身體知覺,知覺是身體與心靈交匯之處。知覺透過我的身體來組織及與世界打交道,經歷著人的有限限定與無限超越(岳,2009)。人類藉著身體主動地與世界發生關係,又經由身體感性的直觀,而被動地了解世界事物存在的狀態(湯淺,2018)。身體的主動性,超乎我們的控制,但是透過身體經驗的感知,可以回到意識層面的修練。在體驗性課程中,學習者描述著自己的行為與身體經驗:
身體的行為
「小時候會想說,我長大一定不要像我媽一樣這樣子罵我之類的,或是媽媽情緒管理不好,可是現在長大就有時候情緒不好,那一瞬間就會覺得其實我跟媽媽很像,……。」
「我覺得當媽媽都會碎碎唸,……發現我跟我女兒的對話是從碎碎唸開始:妳功課做了沒?妳洗澡了沒?……剛聽(大家的經驗)想到,我跟我女兒的對話,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話題開始,……像我們對話都是從提醒,那提醒就變成碎碎唸,有沒有可能換個話題開始。」(林、蔡、蔣,2017)
身體的經驗
「我覺得就是好像身體的感覺不能自己控制,它會換來換去,你也沒什麼辦法去調整。」
「我覺得,身體的感覺是還滿誠實的,而且比較容易被察覺到……有時候,可能你遇到一些事情,你可能覺得沒什麼,但其實你是很難過的,那時候如果你有感覺到身體的感覺跟平常不一樣,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去回想,然後處理那件事情。」(蔣,2018)
二、情緒覺察
感受(feelings)是道德生活的指標(Zaner, 2003),當身體對某一情境出現某種感受,此感受提供出一種反省的線索,提醒自己存在的狀態,而引發對自身情緒的觀看。情緒,透過身體感受得以覺察,幫助我們意識到內在的情緒主體(情意我)以及由外而引發情感的體驗(陳,2006)(15頁)。在此存在的害怕、焦慮等情感是介於知與行之間的媒介,透過對自身情感的觀看與探問,逐漸發現自我情緒與個人價值觀、信念、經驗的關係,調整原有的立場,當下找出合於對應他人的方式。照顧者最初是透過自己身體行動引起外物的變化,促動他人身體的康復,間接影響其心靈感受的變化,達成「拔其苦以濟其生」(唐,1991)。照顧者藉由投身情境的身體經驗與情緒經驗,進而檢視這些內在經驗,透過對話尋找出路。此種身體與情緒經驗是倫理實踐的重要成分。
護理人員投身照顧的過程,存在無法避免的情緒工作(emotion work)(Bolton, 2000;De Raeve, 2002;Henderson, 2001;Mann & Cowburn, 2005)。雖然醫護人員的經驗是「看到病人受苦,心裡還是悽悽然」,然而,他人的苦是一種召喚(Clancy & Svensson, 2007)。如果疼痛與受苦是交織成護理專業的基質(matrix)(Lanara, 1996),那麼我們更要思考如何不對抗此痛苦,而是活化與豐富此內在資源,使之成為超越現實苦難的動力。
在一次正念的體驗活動中,護理人員提到由身體感覺察自己的情緒,
「也許你在照顧精神科病人上,可能他的一句話或是哪個舉動,默默的已經可能是傷到你了,可是那時候的你並沒有自覺,然後就順著這個情緒,完成一天的事情。」
「剛剛在這個活動中,自己想難過的事情的時候,體驗一下身體的感覺……我覺得就是可以藉此來發現自己可能有受傷,或者是難過的感覺的發現,然後,不只給對方一點體諒,也給自己一點體諒。」(蔣,2018)
三、反求諸己
反求諸己,是東西方學者共同關注的課題。從前的中國,不是以上帝或客觀真理來限制自己,而是用反求諸己,來陶養自己。一旦反求諸己,人的聰明就不只是一直往外流,而是向自己內心與生活裡去。另一方面,反求諸己時,即空出心靈前面的道路,而讓人能行走或接待他人。擁有外非責人、內非執己的謙德(唐,1977,1991)。
我對他者的責任,呈現高出於照顧自己的照顧他人,才是真正的照顧自己(Cohen, 2006)。一個人在意識中將自己同時設為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當此意識出現矛盾與衝突,就能化育出反省的思維。人在自身中映照自身,擺脫知識與欲望的控制,進行一種超越對立的絕對自由意志的反省,使人由小立場往大立場推移,由實踐自我建立起知識自我,使精神生活得以自我更新(西田幾太郎,1911/1984;黃,2010a,2010b,2011,2013)。
反省的思維,是自己對自身的映照,涵蓋實境的鍛鍊(training in reality)與思想的鍛鍊(training in thought),檢視外界實際與內在想法之間、現實規則與思考方式之間,以及自己掩藏的想法(hidden thought)與內在的不潔(inner impurity)(Foucault, 1997)。反思,不純然是抽象思維,也存在於身體經驗,包括根植於身體感受的體知,與源自個人內在想像與對話的推論(第七章)。
角色扮演與自我書寫,提供著實境與思考的鍛鍊。在一次社會劇的課程中,護理人員由觀察組員扮演學姊與學弟的角色,由扮演學弟者表情的實境,反思自己的行為,由自我書寫鍛鍊自己的思考:
「當我以第三者角度看著輔角(學姊)對著主角(學弟)怒吼、咆嘯時,我感到被指責的一方的不舒服感。從主角的角度看著輔角的表情,我才驚覺,在他的臉上我看到以往對著他人怒罵的我,原來是這樣的可惡和可憐,即使我過去會在指責完後反省,但沒有當場感受的震撼,這樣的身體感受遠比過去自己在腦海中反省更為真實,我開始改變自己的講話技巧和態度,這幾次之後,我繼續過我的生活,在生活中一樣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我在怒罵或指責之前,會退一步思考和停頓,站在對方的角度,收起可惡面具,以妥協的方式從中達到平衡。」(林、蔡、蔣,2017)
反省的態度落實於照護實務中,就是反思實踐,包括發生在行動當下的行動中反省(reflection-in-action),及發生於事件之後的行動後反省(reflection-on-action)(Schon, 1983)。透過投身、反身、對話的反思實踐,探詢照護行動中的經驗、信念、價值、意願(圖1-2),以免落入不去審視自我的習慣性防衛(defensive routine),或不會因為過於關注醫療技術,而呈現「熟練的無能(skilled incompetence)」,才能避免使所提供的照顧變成對他人的傷害或負擔。
這種反求諸己的心靈境界,是專業人員依著自己所存在的生活脈絡、專業知識、以及病人處境而調整自身。調整自身是一種邁向「內聖」的進路;照護他人的態度,是一種「外王」的實踐。由內聖而外王是透過盡心、養氣、知言。盡心與養氣是由實踐中陶養自身;知言,聽懂與表達,則涉及與他人互動,協助他人。無論內聖或是助人(外王),都需注意個體與他人所處的時空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