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唐朝對西南的經營—以蜀地為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蜀地群山環繞,山川形勢險要,北有摩天嶺、米倉山、大巴山等秦巴山脈,西北接岷山,斜向東南伸展,形成蜀地和漢中盆地的天然界線高1,000∼3,000公尺。東部巫山,由長江橫斷產生三峽險峻地勢。南部有大婁山,西接雲貴高原北側邊緣,高1,000∼1,500公尺,山雖不高但坡度陡峭,為川南障壁。西部有大雪山和松潘高原,為青康藏高原東側,高2,000∼4,500公尺,地勢最高。蜀地四周為高山,中部為四川盆地地勢較低,此外,中部有河川由西向東依次為岷水(岷江)、涪水(涪江)、西漢水(嘉陵江)、渠水(巴江),呈向心匯聚水系入長江,三峽為唯一的水道出口。
蜀道的重要性在於唐朝皇帝遇到長安政權危機時,屢次入蜀避難,方得以度過危機,《穀山筆麈》卷12〈形勢〉: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輒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處其閫閾,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
唐朝皇帝選擇蜀地作為庇護所,在於仰賴蜀地的特殊地理形勢與豐富物產資源,使唐朝政權得以延續而不亡。
唐玄宗與僖宗第一次從長安南幸巴蜀,駐蹕地點在劍州成都府,屬劍南道管轄。而唐德宗與僖宗第二次入蜀均南幸梁州(漢中興元府),也是繼唐玄宗後因京師叛亂,利用蜀道南逃途經漢中避難,再成功返回長安繼續執政。唐朝皇帝由京師長安南幸入蜀到成都府避難,沿途需經過京畿道、山南西道,至劍南道。因此,本文所指「蜀地」包含山南西道的漢中郡(後改為興元府)和劍南道的巴蜀。
由於唐玄宗與僖宗第一次入蜀均駐蹕在成都,德宗與僖宗第二次南幸則停留在漢中郡(興元府),成都府隸屬劍南道,漢中郡(興元府)隸屬山南西道,因此,考察山南西道與劍南道的發展狀況,最能反映唐朝皇帝入蜀或南幸時的供備情況。
本文欲探討為何玄宗、德宗、僖宗南逃期間,選擇留駐在漢中郡(興元府)或巴蜀?愚意以為在於「蜀地」具有得天獨厚的雙重優勢,不但有富庶的經濟發展,更有優越的軍事防衛條件,使得玄宗、德宗、僖宗南幸,選擇留駐在漢中與巴蜀避難。
首先,當玄宗、德宗、僖宗因京師變亂臨時出逃到漢中或巴蜀,若無事先累積足夠的經濟條件,如何因應皇帝南幸避難期間所需的糧食與供備?本文欲藉由考察唐初至唐中葉,劍南道與山南西道的經濟發展與水利開發,探究西南「蜀地」的經濟發展狀況與條件。
令人不解的是劍南道具有流民、山獠反亂、吐蕃南詔興起等造成治安問題,及蜀地的逃戶等問題,諸多不利於人口成長的負面因素下,為何劍南道戶口數仍持續增長?劍南道戶口數的增長原因為何?究竟是經濟環境造成人口自然成長,還是因外地人口自行遷入蜀地?或是因唐朝地方官員的積極經營,才克服治安與逃戶問題,使得劍南道戶口數仍持續增長?
其次,唐朝玄宗、德宗、僖宗三位皇帝四度避亂,為何均選擇入蜀地逃難,不選擇其他去處?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唐代帝國興衰榮辱與皇帝的政治命運,與「蜀地」的軍事建設息息相關。
關於唐代在全國設置的驛道,以首都長安都亭驛為中心,可分為七條路線:一是營州入安東道,二是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是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是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是安西入西域道,六是安南通天竺道,七是廣州通海夷道。這七條幹線中,以往學界運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將研究集中於西北路線的西域道。
但事實上,唐朝有兩條值得重視的交通命脈:一條是往東亞路線的安東道,另一條是往西南路線的蜀道。東亞路線礙於文獻史料,在研究上較困難。拙稿擬關注的「蜀道」指由長安的都亭驛到劍南道益州、姚州的西南線,成為唐代政治經濟軍事命脈的要道,此路線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非常重要的「茶馬古道」。「蜀道」為何是唐朝的政治經濟命脈?為什麼是唐玄宗、德宗、僖宗和朝廷官員的逃亡路線?可知劍南道必定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與政治重心。愚意以為安史之亂前,皇帝已積極部署,將節度使、主帥與軍隊、物資運輸緊密結合,為日後入蜀做準備。
唐朝歷代皇帝幾乎都很重視蜀道,唐高祖時修復駱谷道,太宗、玄宗、憲宗、敬宗、文宗、宣宗、僖宗先後在「褒斜散關道」設置館驛,唐玄宗開闢荔枝道,宣宗大中年間重新開闢文川谷道。唐朝玄宗、德宗、僖宗共四次仰賴蜀道出奔逃難,最後都能安然返回首都,蜀道牽動唐帝國的興榮盛衰與政治命運,蜀道在交通運輸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關於唐代交通研究方面,以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最具代表,該書詳盡考證唐代入蜀交通網,以及繪製唐代蜀道的傳驛路線、館驛與路程。劉希為《隋唐交通》論述隋唐的交通路線,但對於驛道的概念僅記述以長安為中心而已。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論述唐宋時代的陸路交通,郵驛制度的發達,關津增減與分布,商稅與轉運使,以及製作地誌地圖的研究,並繪製唐代主要交通圖、水路圖與漕運圖。荒川正晴《ユ—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國》研究唐代交通系統,偏重河西以西的交通制度,兼論北庭地區的傳驛制度、長行坊和軍物輸送。上述諸研究,均未探究巴蜀地區的交通路線,拙稿則擬增補這方面的缺漏。
學界對於傳驛制度研究成果頗豐,拙稿論述從《天聖‧廄牧令》探討唐宋監牧制度中畜牧業經營管理,吳淑玲《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係》論述唐代驛傳體系對於驛路詩發展、異地交流、詩歌傳播、詩歌團體形成、詩風變遷影響與角色。拙稿欲以山南西道與劍南道為中心,從交通運輸的角度探討長安到成都的蜀道,對中晚唐政局的獨特性角色。
大陸學界對四川成都專著,段渝等主編《四川通史》(第3冊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謝元魯《成都通史》(卷三 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詳論四川政治地位、外族戰爭、人口移民、農商業發展、佛道教興盛、藝術與學術興起,但未突顯出蜀道的交通運輸,對四川發展的重要性。有關巴蜀交通與西南路線,目前最詳盡專論為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南方絲綢之路》、《交通貿易與西南開發》系列專著。但藍勇研究偏重經濟貿易,如絲綢、鹽棉等商品經濟發展。梁中效〈唐朝皇帝與蜀道〉分析唐朝皇帝重視蜀道的原因、經過與影響,但未論及蜀道在軍事和財政上的交通運輸的重要性。另外,王興鋒〈唐玄宗奔蜀路線考述〉,考察唐玄宗奔蜀在關內道、山南西道、劍南道路線,拙稿擬深入分析論述蜀道在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
日本學界有關四川的最新論著,有中林史朗《中國中世四川地方史論集》論述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巴蜀政權與變亂、益州發展。及大川裕子編《中国古代の水利と地域開発》探討古代巴蜀開發、秦川西平原的水利開發、四川盆地丘陵地開發。惜兩部論著僅論及兩晉南北朝巴蜀的發展,本研究欲擴展研究斷代至唐代,透過蜀道的交通運輸,分析唐代對於巴蜀的開發。
針對劍南道研究有多部碩士論文,臺灣學界偏向研究四川、劍南道與中央關係,如賴亮郡《唐代四川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張世偉《唐代劍南道的重要性及其分合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黃俊文《唐代劍南邊防之研究》論述劍南道在邊防的重要性及軍糧調度等問題。吳承翰《五到八世紀財政物流的形成—以軍糧調度為線索》認為總管區內軍糧調度可能形成相對獨立的運作區域,軍糧調度以州為單位,惜未釐清總管與行軍總管的分別,實因未有行軍制度概念5而大陸碩士論文較多針對西川研究,如張熊《唐代西川鎮研究》、向楠《唐代劍南西川節度使的政治地理研究》、呂亮彎《唐代西川政治經濟論述》等。上述惜未論及唐代皇帝對蜀道修築、中央與地方政區的軍事部署,各級官員的統轄與調配,如何奠定蜀道的交通運輸命脈。
本文探討長安與蜀地間,蜀道沿線的傳驛制度結合成綿密的交通運輸網絡,牽涉國家統治運作的環節,扮演上傳下達的樞紐系統。希冀在學界研究基礎上,從蜀道的交通運輸與傳驛制度等面向著手,進一步論述唐代巴蜀驛道在交通運輸中,維繫政權運行的關鍵命脈及其重要的價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