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0 寫在韋伯逝世百年紀念之前
對華人而言,數字九九是吉利的,也因此有九九重陽節。巧合的是,對全球的社會(科)學可能也是如此。韋伯辭世後的九十九年裡,社會(科)學界剛好多添一位想效法韋伯的人物。若要細數韋伯在社會學奠基工作上所做的努力,恐非一朝一夕可及,所以,世界上有不少學者願意傾畢生精力來研究韋伯的學說,而且,這樣的人,不僅在西方,在東方同樣不難找到。
如沐春風,在閱讀大師傑作的時候,想像著若能從學於韋伯,那麼,人生將了無憾事。當一個世紀過去,或許批評韋伯的聲浪會逐漸擴大,然而,若與讚美、推崇大師的美詞佳言、驚嘆句相較的話,讓人覺得學者的批判力似乎適用於韋伯以外的人身上。近百年來,韋伯集哲學家、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以及社會學家於一身,同時身為社會學古典三大家之一,其名氣之響亮,概無出其右者。這麼說,韋伯的確是社會學界影響力最大的學者,只是,筆者謝某選擇以負面的角度出發。
但筆者深知, 韋伯同時也是東、西方歷史比較研究之巨擘,特別是東方(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想要瞭解十九世紀西盛東衰之主因的學者們,韋伯這位歷史研究大師的確是不可多得的啟蒙者,他提供能令人折服的理由。概括而論,韋伯給我們的答案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當然,這是東方所欠缺的,如此一來,造成東、西方社會的區別,而這得從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談起。韋伯告訴我們正是這樣,加上他聲譽卓著,所持的論點事實上並未經過歷史檢驗,然而,大多數人寧可選擇相信,因為這可能是最保險的方式,學者或許想到,蕭規曹隨,在往後學術發展上能夠比較順利些。可是,問題關鍵在於,韋伯對東方社會所知甚少,東方(中國)的學者卻反過頭來虛心向韋伯學習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世界。換句話說,東方學者竟然還得透過韋伯(或西方人)的眼睛才能看得清東方世界。而這正是其學說弔詭之處。
為了解釋「資本主義」乃是西方所獨有者,必須讓不同於東方的西方看起來更有「獨特的」性質。此時,韋伯碰巧發現一個有趣的概念性工具並且將之優化,那就是理念型。
聽說,這種工具可以「化繁為簡」並且還能「執簡馭繁」,讓學習社會(科)學者不至於在複雜紛呈的問題上難以著手。於是,我們有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兩個關係匪淺的理念型,有人還說後者是前者的化身,但重點在於,歷史上一個連韋伯也無法確定的時間點上,獨特的「資本主義」在西方誕生了,並且與所謂「理性化」、「除魅化」的過程一致,這些都「只能」在西方世界發生,後來,西方開始向外擴張,也毫不吝嗇地將原來只有西方社會所擁有的,分一些給東方。理念型之「執簡馭繁」能力確實超卓,可以將近代歷史簡化成如此俐落,這讓人難以理解,不過,更費解的是,還許多人篤信不移。感覺上,人們好像不再需要嚴謹的社會(科)學,而需要大師帶領我們走到某個地方,但卻無人在意去那兒到底要做什麼才好。當然,韋伯所以能成為大師,絕不可能只因為善用理念型這個工具而已,其他諸如價值中立、客觀性,歷史研究與理念型對話之重要性等等,也都緊緊地抓住學者的目光。
先前,在拙著《社會學囧很大[1.0]》已經證明身為歷史比較分析的前輩韋伯,其實對東方所知甚少,這或許不難想像,受限於當時圖書典藏與文字翻譯工作,他也應該被原諒,特別是面對為數眾多的韋伯粉絲(fans)們。在這本續集當中,我們將會看到,韋伯對西方世界好像也不是知道太多,這倒頗令人驚訝,尤其是其死忠粉絲(鐵粉)們應該需要更多時間來調適身心。本書作者認為,韋伯為了成就其迷人的理念型,甘願受其魅惑,進而棄許多重要歷史「事實(事件)」於不顧,當然,也唯有如此,理念型才能更臻完美。
在這個紀念韋伯逝世即將屆百週年的日子之前,也就是在第九九年之時,能夠讓本書的撰寫工作告一段落,筆者為自己感到欣慰。更不能忘記的是,應該感謝五南圖書的同仁,再次因不忍拒絕謝某而接受稿件,付梓成書。其次,特別向廖育信博士致上最高的謝意,這些年來,總在百忙之中撥空潤飾筆者謝某稍嫌凌亂乏味的文筆,想必能為讀者增添不少樂趣。另外,應該也要感謝台灣高鐵公司,幾個月以前,某次乘車北上,不知怎麼,當天車內特別安靜,適合思考,這經驗相當難得,本書最初的想法即在當下完成。最後,內子淑芳與兒子耘非平安健康地陪伴筆者度過每一天,因此而能專心在寫作上,感謝之意,溢於言表。
古諺有云,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謝宏仁
輔仁大學羅耀拉大樓三○二室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