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喬治?柯爾先生(George H . Kerr)
日文◎蕭成美/川平朝清 漢譯◎陳恆嘉
底下所記的柯爾先生的事跡，是從柯爾先生親口或他的友人、學生處聽來的片斷，以及為數極少的他所遺留的履歷書中搜集而來的。
George H.Kerr(1911-1993)，1911年11月7日生於賓夕法尼亞州Parksburg的長老教會牧師館。父親是長老教會的牧師。Parksburg是在菲拉列爾菲亞市近郊的小鎮，距菲市市中心約40?50哩的西邊，人口三千多人，1980年左右曾經聽他說過有一個姊姊住在養老院，但是，有沒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卻不得而知，他一生未婚，當然也沒有子女。
柯爾先生在1929到1931的兩年間，在維吉尼亞州的利吉蒙度大學求學，1931年，轉到位於佛羅里達州溫達巴克的羅稜茲大學，第二年，在這個大學畢業，拿到了Bachelor of Arts學位。溫達巴克位於現在著名的迪士尼世界的荷蘭市內。1989年川平先生去探望他時，曾聽柯爾先生說，他在利吉蒙度大學求學的時候，曾和一位叫李．西克克王的中國人同年級，從那位中國同學口中，讓柯爾先生對東洋產生了興趣。之後，進入火奴魯魯的夏威夷大學研究所，1935年獲得藝術學碩士學位，在這兒，柯爾先生認識了蠟山政道博士，開啟了他的日本之道。
1935年起兩年間，柯爾先生在日本停留，這期間可以說是獨立的研究計畫(Independent Study Program)，在日本和西洋的著名學者指導下，他被允許自由進出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圖書館以及「東洋文庫」，進行研究。他的指導學者中，包括了當時英國大使館的George Sansom卿，這期間的資助者乃是國際文化振興會，這時他完成了虛構的著作《Traditional Arts in Contemporary Japan》，這一著作多達399頁，原先預定在1941年12月由北星堂出版，校樣也都出來了，卻因為日美開戰，終於未能面世。柯爾先生手邊只留下第四校的校樣一冊，1989年川平訪問夏威夷時出示給他。
這也是柯爾先生滯留日本時的事：當時，在台北第一中學擔任英語講師的朋友身體不好，在聘約到期的六個月前就想回美國休養，所以拜托柯爾先生代他的課，柯爾先生接受朋友的託付，打算在台灣待六個月，等他到台北一看，並不只是台北一中的課而已，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及台北高等學校也都有課，更且，六個月期滿後又再續約，直到開戰前夕的1940年為止，他總共在台灣待了三年多。會說日本話，但字認得不多的柯爾先生，因為是單身，和高校生之間結交了不少友朋。
柯爾先生從台灣回到東京作了短暫的停留之後，回到美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修博士課程，跟隨古洛利吉博士修中國史和中國語，跟隨波頓博士和亨達遜氏學日本話，也去聽Sansom卿和角田龍作教授的日本史的課，然而，這個課程半途而廢，因為第二年的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柯爾先生的命運為之完全改變。
本書的肇端，剛好是戰爭初起，美國陸軍部對作為日本南方作戰基地的台灣一無所知，很緊急地在尋找對台灣有所了解的人，有一種說法是陸軍部對外招募，也有一種說法是柯爾氏志願，不管怎麼說，在開戰一年前為止，在台灣待過三年多、在學校教英文、擁有像百科全書一般知識的這一履歷，對陸軍部來說，沒有比柯爾先生更適任的了。很快地他就以首屈一指的「台灣專家」的資格，在國防部的「以X島為暗號的台灣島的戰略調查」專案中，以專門的民間顧問(軍屬)身分被雇用。隨後，在1943年被任命為海軍少尉，配屬於設置在哥倫比亞大學內的海軍軍政大學(Naval School for Military Government)，是其中的台灣調查班 (Formosan Unit) 的負責人，當時的美國海軍計劃占領台灣。那是在卡達爾卡那爾之役後，打算跳過菲律賓占領當時是日本領土並且是日本前進基地的台灣，以截斷日本軍對南方的廣大補給線，並且以台灣作為基地，進一步攻占沖繩和日本本土，這可以說是一個高明的戰略考量。後來，這一計劃被麥克阿瑟硬加改變。最後只留下「我將再回」的台詞，從菲律賓搭潛艦夜逃的麥克阿瑟為了雪恥，終究也未能重回菲律賓，這是麥帥的固執和剛愎。因為聯軍的補給運輸全都依賴美國海軍，一時之間，海軍的主張具有決定性，因此，在火奴魯魯的陸海軍產生了爭執，聽到這一爭論的羅斯福總統把政治力押在麥帥身上，決定攻占菲律賓。這個事件，本書也有披露，因為柯爾先生剛好在場。話說回來，美國海軍計劃早日占領台灣，很早以前就一直做著準備，在其他大學也在訓練海軍軍政大學的占台灣後的行政官，不過，前述的哥倫比亞大學內的海軍軍政大學台灣調查班是主要單位。
這之間的第一要務就是情報搜集(如本書開始時所述，美日開戰之初，美國對台灣可說一無所知)、占領後之軍政組織、以及執行這些任務的行政官兩千人的訓練。1944年夏，從這個班訓練出二十五名海軍士官、十二名通譯官、十一名軍屬和八名事務下士。海軍士官中含括了有名的大學教授，大多數都是獲有專門學位的社會學者、歷史學者、法律專家、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其中最少也有十名以上過去曾在日本、中國、以及太平洋諸島居住過。這些對極複雜的任務能夠理解、擁有研究能力的個中達人，儘是一些對超過上班時間也無所謂的工作狂，龐大的資料從全美國以及全世界搜集過來，經由專家篩選、分類，重要的文獻選出後，再由勝任的日語或中國話的翻譯官正確譯出。十二位翻譯官，大多數是日裔美國人，中間也混有一位台灣的留學生。開戰之初，在美國持有日本護照的台灣留學生不超過兩人。一個是工科的學生，已經被美國陸軍徵用，剩下一人是神學院學生，根據美國的法律，即使是非常時期，也不能徵用。但是，為了了解台灣的語言、風俗習慣，無論如何，非要這個學生參加不可。因為怕引起該學生的台灣家人困擾，不敢期望他志願參加，但是，經過校長親身說服，終於以志願的形式加入了台灣班。後來成為牧師的這個學生，在台灣班中成了台灣語或台灣文的活字典。經由柯爾先生主導的台灣調查班的這些人的努力，1944年的4月開始到9月，在海軍部刊行了九卷的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以及一連串的《Formosan Handbooks》(正確的說法應該是《Civil Affairs Handbook,Taiwan(Formosa)》)。此外為了占領台灣後能維持治安，屯駐的四個連隊的海軍和隨同登陸的行政、經濟、公共衛生、交通、郵政通信、商業等全方位管理的海軍行司政官以及翻譯等二千人，在台灣調查班做了完整的、有效的訓練，調查班也編了便於使用的日本語和台灣語的字典。
但是，美國海軍的計劃被麥克阿瑟蠻橫地加以變更了，攻下菲律賓之後，根據歐洲方面軍對戰局前景的推測，太平洋方面軍對攻略台灣已經沒有餘力和時間，美軍於是繞過台灣，直接攻向沖繩。柯爾先生他們花了無數心血所編的《Formosan Handbooks》，美國海軍終於沒能派上用場。戰後，進駐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對台灣也是一無所知，聽說是靠美國國務院贈送而擁有這套叢書。
之後，柯爾先生的海軍少尉的勤務轉成了太平洋艦隊，戰後，柯爾先生成為南京的美國大使館附屬的海軍副武官，參與了在台北的日本軍的投降儀式。後來，轉籍到國務院，以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身分赴任，任中目睹了二二八事變，柯爾先生在本書中所作的詳細記述，可說都是近身接觸。
1947年3月9日以後，二二八事件的主導權移到國民政府那邊，柯爾先生感到日益迫近的危險，加上國民政府的抗議，他乃在本國的要求下，急遽返國。歸國之後，從1947年開始的兩年間，在西雅圖市的華盛頓大學教授日本史，1949年之後的兩年間，轉到史丹福大學，仍然教日本史，之後，到1956年為止的六年間，在史丹福大學所屬的胡佛研究所及圖書館任高級研究員，之後，移居夏威夷專心著述。柯爾先生的一生，始終保持對日本、台灣、沖繩、 韓國、中國的關心，擔任和這些關係相關的眾多顧問職，十分活躍，而留下了範圍廣闊的著作。
他七十歲過後罹患心臟病，1987年有了陪病者，因為患了輕微中風。之後，住進了養老院，1992年8月，逝世於火奴魯魯，享年八十一歲。
柯爾先生是一位非常穩健而體貼的人，親切而氣派，常常見到學生來麻煩他。到美國留學的日本人或台灣人中，受到他照顧的人不計其數。他的正義感強烈、講求公平(fair-minded)，常常站在弱者一方，此處雖然沒有舉例，但是我想，讀了本書自然能夠體會得到。
因為他的批判很正面，那些無法提出反論的人，尤其是中國人，就中傷說他是一個間諜、是CIA(美國中情局)人員，中共甚至說他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爪牙。中國人對跟他們不合的對手，都打成帝國主義的爪牙，因此不必對此多費口舌去辯駁。本書出版之時，他以自己被國民黨升格為蔣介石的「Enemy No.2」(第二號仇敵)為榮(第一號敵人是在「恐龍報告」中擔任中共和台灣部分的史卡拉彼諾教授)。暴露了國民政府本質的這本書，會帶給他們怎樣的困擾？會怎樣激怒他們？大約是不言可喻的吧？
柯爾先生雖是一個情報將校、海軍武官、副領事，但是他並不是一個職業軍人，也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官，更不是一個官僚體系中人。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個書生，一直延續著「學究之徒」的身分，服公職的時候，收集情報，向本國報告，這就是他的職務。他是CIA的代理人，在二二八事件時，他的上司是一個放任主義者，不必和官僚的總領事議論，又因為對總領事的尊重，並不必對本國報告實情。他直接向CIA本部報告就行。他的報告，如今在國務院中還留有完全的記錄。從結果論來看，他為了遂行戰爭，搜集必要的台灣情報，而成為台灣專家，1937年作為一個英語教師抵台時，並無有意要搜集台灣情報的目的，柯爾先生的這個話，吾人是相信的。長年地接近他、看到他的生活，他是如何地值得高度誇耀、他是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吾人是最清楚不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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