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潘恩的「常識」推動建國
公元一七七五年，北美十三州爆發對英國的反抗戰爭，史稱「美國獨立戰爭」。北美十三州人民雖然反抗英國統治者，與英國駐軍作戰，但北美十三州的未來究竟如何？是只要求英國倫敦政府改善其殖民地政策，給予殖民地更多的自治權呢？還是自己宣布獨立，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呢？北美十三州內部仍有不同意見。甚多反抗軍官兵，甚至統帥華盛頓將軍，對北美十三州是否要脫離英國，不再效忠英王喬治第六，仍猶疑不決。
時有記者出身的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在一七七六年一月發表「常識」（Common Sense）一書，說出脫離英國獨立建國的主張與理由。他在書中說明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強調美洲應該自主獨立。其書風行一時，影響所及，各州人民漸漸贊成獨立建國。「常識」一書確定及堅定了反抗軍官兵及北美十三州人民的「獨立建國」的立場，對美國的獨立，功勞甚大。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州代表終於發表有名的「獨立宣言」，建立了新國家。
潘恩在書中說：
「有人說，英國是祖國，是我們的父母。其實，歐洲，而不是英國，才是北美的父母之邦。
「這個新世界曾經成為歐洲各地受迫害的，酷愛公民自由與宗教自由的人士的避難所。他們逃到這裡來，並不是要逃出母親溫柔的懷抱，而是要躲避魔鬼暴虐。把第一批移民逐出鄉里的那種暴政，還在追逐著他們的後代……
「既然抵抗才有效力，那麼為了上帝，讓我們達到最後的分離，不要讓下一代的人，再遭受屈辱的毫無意義的父子關係名義下趨於滅亡。……
「英國屬於歐洲，北美屬於他自己……
「組織我們自己的政府，乃是我們天賦的權利。當一個人認真考慮到世界的動盪時，他就會深深地相信，我們盡力以冷靜審慎的態度來組織我們自己的政權形式，要比把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交給時間和機會去支配，來得無限的聰明與安全。……」
（二）甘地的「自治論」推動印度獨立
二十世紀初，印度人民不滿英國的殖民統治，紛紛進行抗議運動，但對如何提出政治主張，各方並不一致。印度獨立運動領袖，聖雄甘地（Mohandas Gandhi）在一九○九年發表「印度自治論」一書，闡述爭取印度獨立自主的思想。
甘地在英國倫敦求學及在南非工作期間，不斷鼓吹殖民地自治的理論。一九○七年他前往倫敦陳情無獲，自倫敦回南非時，途中寫了一部三萬字的文稿，名為「印度自治論」。書中甘地提出了他自己獨特的「自治」觀。他認為，英國的殖民統治已使印度精神退化，經濟衰敗，政治屈辱，個人貧困，因而道德崩壞，但英國人多受自己的商業觀念影響，不會主動改變這種情況。
他認為：
「印度唯一的出路是自己起而爭取自治。」
甘地所講的這種「自治」，不僅是政治自由，還包括人的精神完善和社會協和。兩者緊急相聯，互相協調。
如何達到這一目的？甘地認為「暴力」不能拯救印度，他的文化需要用不同的，高超的自衛武器，即以「愛」的福音代替「仇恨」，以「自我犧牲」代替「暴力」，以「靈魂」的力量代替「野蠻」。
這就是他後來所倡導的「真理」與「非暴力」、「不合作」的運動理論。
實現印度「自治」，是甘地當時為真理奮鬥的口號及公開目標。他實際上是用這一觀念與理論，去反對英國的殖民制度，以脫離英國的統治，以恢復印度的獨立。
甘地「印度自治論」書中宣揚的「非暴力主義」，是依據印度當時特有的社會、宗教、政治及文化，創造出來的政治運動理論，深為印度人民所認同，成為未來印度獨立運動的基本理論。
（三）「台灣民族常識」
由一群台灣的教授創設及領導的「台灣國民會議」，於二○○九年七月發表「台灣民族常識」一書，模仿美國獨立革命時，潘恩發表「常識」一書之用意，提供每一個台灣人在追求獨立建國的全民革命過程中，應該具備的常識。內容包括：「台灣的危機」，「中華民國不具合法性」，「獨立建國的革命的模式」，「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影響台灣革命的外力」，「鬥爭敵人的方法」，「處理內部矛盾的原則」，「實踐臺灣的獨立與建國」。
這書由劉重義博士執筆。「台灣國民會議」期待本書能像美國當年潘恩的「常識」一樣，鼓舞台灣人民正視台灣的危機，回歸基本的理念常識。使台灣人及本土社團能夠有效地凝聚共識，促成團結。使台灣能夠獨立建國成為真正屬於臺灣人的國家。
（四）「理論」「組織」與「活動」
任何國家從事建國運動時，或進行革命工作之先，都需要有一套建國與革命理論，作為建國工作及革命運動依據。
「理論」、「組織」與「活動」是任何政治運動所應具備的三要素。「理論」是「組織」的靈魂基礎，「組織」是「活動」的力量來源，「活動」使「理論」得以傳播，「組織」得以發展。三者缺一不可。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需要有健全的「理論」基礎。在各個不同時期，建國「理論」會有不同的面相，但基本理論應只有一個。
至今六十年間，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偉大人民，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場合，提出許多不同的理論。這些理論的發展，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經驗，不但有歷史的價值，也是未來運動的重要參考指針。
本書就數十年來，各界對「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提出的理論，加上作者本人數十年來對「台灣獨立建國」許多主張，整理成冊，名為「台灣建國論」。書中有系統的說明「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發展經過及面臨的各種問題，可引導海內外台灣人推動建國運動走向正確的方向，使我們的建國目標，早日完成。
（五）建國需要正確的理論
台灣進行「獨立建國運動」，常常擔心國際阻止或外國入侵。其實如今國際關係複雜，任何一國不可能單純以武力征服他國。任何武力行動，都會牽動國際勢力的平衡，引起國際干涉。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必須內能喚起民眾，團結國人，外能因應時勢，說服國際。軍事方面則必須能有自衛能力。古人說：「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防禦之固」（《管子》書中引吳臣之語，見《資治通鑑》）。如此，則不必過分擔心運動的困難。
印度有一傳說。古代印度的「摩揭陀國」之王，計畫進攻另一部落「范吉安斯」，派了一個使者去求教於佛教始祖釋迦牟尼，說：
「先生，我們的國王想去攻打『范吉安斯』人，您覺得可以嗎？」
釋迦牟尼反問使者說：
「你知道嗎？『范吉安斯』人是不是經常的舉行國會，而且是很團結的呢？」
使者回答：
「先生，是的。他們很團結，而且經常舉行全民會議。」
「那麼我告訴你」，釋迦牟尼說：「如果『范吉安斯』人很團結，而且經常舉行國會；如果他們沒有不公平的法律，沒有專制；如果他們在自己選出的領袖指導下精誠團結；如果他們敬老愛賢；如果他們尊敬婦女；如果他們容許宗教的信仰自由；如果他們是這樣的昌盛安定，那麼他們是不會被征服的。……你去這樣告訴你們的國王吧！」（引自吳俊才《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P174）。
釋迦牟尼的智慧與印度的經驗，可以啟示我們，也可以在台灣進行「獨立建國運動」時，給我們鼓勵與教訓。
前言
台灣要建國
公元一九○九年，中國維新運動學者梁啟超訪問日本，在東京時台灣人領袖林獻堂等人前往求見，請教台灣政治運動問題。梁啟超回答他們說：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之抗英……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
幾年以後，中國革命成功，一九一三年時，中國革命元勳戴天仇到東京訪問，林獻堂前往求見，痛陳台灣人民處境的慘狀，求助中國協助。戴天仇也告訴他說：
「中國現在因為袁世凱行將竊國，帝制自為，為致力討袁，無暇他顧，滅袁以後，仍須一番整頓。所以十年內無法幫助台灣人……」
台灣自鄭成功開始，一直有獨立自主及建國自立的思想。但是自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失敗以後以及因國際形勢缺乏建國條件，因此建國的主張無從發展，台灣社會只能先追求內部民主改革。林獻堂等人當時不能預見台灣何時可能脫離日本掌握，中國方面也從未想及有無可能「再取」台灣。在這種情形之下，台灣只能追求民主改革，中國也無多用心於台灣。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時，曾經說過：
「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熱烈支持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情勢改觀。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簽訂後，日本在法律上放棄了台灣主權，台灣脫離日本。入台佔據的蔣介石，雖然延用已亡國的「中華民國」國名，實際上是在台灣建立一個新國家新政權。由於東西冷戰國際對峙，蔣介石仍得以原「中華民國」政府名義，佔用聯合國中國代表席位，獲得美國政府的外交承認與支持。「中國國民黨」政府公開主張統治台灣及中國大陸及外蒙古。但當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席位，及一九八○年美國政府的外交承認相繼喪失後，情勢大變，「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主張破產。「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而藉此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使台灣地位及安全遭受威脅。
蔣介石以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明知繼續主張台灣與中國屬「中華民國」，會嚴重傷害台灣的地位，但仍無法改變立場，反而運用「以中國對付台灣」的策略，壓制「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成為台灣建國工程的最大障礙。
自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簽字生效以後，在法律上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但因欠缺正常國家的一些要件，而且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繼續使用「中國政府」的國號（「中華民國」），宣稱是事實上已亡國的「中華民國」的延續，引發「台灣」與「中國」（大陸），甚至「外蒙古（蒙古國）」同屬一國的聯想，這更使北京的共產「中國」政府據此主張台灣為其領土。這種作法對台灣傷害甚大。
台灣內部因長期接受「中國國民黨」教育洗腦，許多人無法清楚接受台灣為一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即使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學者（甚至國外台獨運動者），亦有主張台灣必須從「中華民國」脫離，台灣人應向「中華民國」宣佈獨立脫離中國。甚或有學者主張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更有主張台灣是美國的領土云云，均是不合事實。
早期台灣獨立運動者，多依據「台灣地位未定」理論，提出「統獨」之爭說，在公民投票的運動中，有請人民就「統一」「獨立」選項中二選一的說法。「中國國民黨」則多倡「統一」「獨立」及「維持現狀」選項中三選一，曲解了「維持現狀」的意義，企圖以此維持其政權的存續。
政治運動的成功，需要「理論」「組織」及「活動」三者的配合。「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不但在「理論」上紛雜不明，在「組織」及「活動」上亦爭議不斷，導致台灣建國之運動的推展無法迅速壯大。
台灣建國運動有待吾人努力，但應因應國際情勢的發展。如今國際情勢的發展，固然對台灣前途有利，但如吾人不知把握，徒然自己做無謂的爭議，恐將損失良機，或互相抵銷力量，延緩台灣建國工程的完成。只要吾人有正確的建國理論，整合海內外的建國組織，齊心協力共同推動建國工作，我們的目標必早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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