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父習近平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習近平伸向台灣的黑手

真正的自由社會不是一個人居於頂端的金字塔的底座，而是每個人都能自主參加選擇本身命運的聯合體。

──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二○○八年，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隨即宣布兩岸相關政策「大鬆綁」。所謂「鬆綁」的政策，包括金融、經濟、人員、土地、交通五大項。而兩岸電子媒體產業落地、大陸新聞、電視節目、電影、書籍、唱片到台，及其他大陸演藝事業交流計劃，都會陸續推進。當時，台灣社會並未加以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出現強烈反對的聲音。

　　看到暗渡陳倉之計可行，馬英九開始其第二個任期後，又大力推動「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共對此協議的達成急不可耐、反復敦促。二○一三年九月，中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會見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時表示，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台灣的爭議很困惑，因為這對台灣是「非常利好（利多）的協議」。林中森說，真理愈辯愈明，在疑慮消除後，立法院很快會做出最明智的決定。

　　獨裁者不會明白，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對任何議題都會有爭議。獨裁者的思維方式是一元化的、唯我獨尊的。既然習近平的意願要在台灣貫徹，馬英九就不敢怠慢，否則「習馬會」上怎麼會有馬英九的座椅？

　　然而，臺灣已經是三權分立體制，總統不能一言九鼎，立法院那一關繞不過去。立法院長王金平不願使用警察驅趕阻撓「服貿協議」的在野黨立委，致使協議始終無法在立法院闖關成功。於是，馬英九悍然啟動「斬王」計劃，掀起了近年來島內一場最劇烈的政爭，台灣的民主自由也遭到解嚴以來最大的威脅。這是兩岸外交事務直接影響台灣內政的危險信號。

　　台灣民眾在此事件的刺激之下，從睡夢中醒來，沉寂多年的公民運動新發於硎、蔚為壯觀。

中共是鐵板一塊，台灣是透明玻璃

　　「兩岸服貿協議」表面上只涉及服務貿易領域，實際上觸動了台灣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江澤民時代，對台政策的重點是武力威嚇、飛彈試射；胡錦濤時代，對台政策的重點轉為懷柔，即給予台商種種優待和進口台灣農產品；到了習近平時代，對台政策升級換代，黑手直接伸向島內，染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國防等各個領域，不知不覺地廢去台灣的武功。

　　「兩岸服貿協議」是習近平招安台灣的第一步。此協議一旦實施，台灣無異於自投羅網。這種「開放」，乃是不對等的開放，正如台灣一位獨立出版人所言：「純粹以商業競爭角度思考，商業協議理當公正對待雙方利益，但此次簽訂的協議卻是完全不對等。台灣全面開放，中國層層封鎖。可以說，中國出版印刷集團能輕鬆來台插旗，我方卻連到中國插一枝旗的資格都得先。」台灣的當政者和民眾理應謹慎而嚴肅地對待之，不可為取悅中國而門戶開放、自我降卑。

　　兩岸交流，前提是平等。若無平等，示弱一方必然遭害。「兩岸服貿協議」就像是為一場拳擊賽制訂不公平的規則：台灣赤身裸體，中國一身鎧甲，誰更容易受傷？答案不言而喻。

　　以傳媒領域而論，真正的開放，是讓兩岸民眾都能自由地收看、收聽、閱讀對方的媒體及資訊，並讓兩岸媒體在各個領域平等競爭。顯然，自詡為「三個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習近平，並沒有此種自信，不敢放台灣媒體進入中國，而只願意以巨資支持中國官媒「走出去」，或者利用親中的台商收購買台灣媒體、使之變成中共的「第五縱隊」。

　　習近平心知肚明，中國那些被官家豢養的「偽媒體」，並沒有能力與自由世界經歷市場洗禮的獨立媒體公平競爭。央視國際頻道不會有多少西方人收看，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和《文彙報》不是由香港人購買和閱讀的媒體，親中的台商控制的《中國時報》在台灣的銷量亦日漸萎縮。謊言不可能永久掩蓋真相，這是最簡單不過的真理。反之，一旦台灣媒體在中國登陸，一旦中國民眾擁有自我選擇的權利，央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不可一世的壟斷巨獸，以及它們制造的謊言，就會在一夜之間不攻自破。

　　維系中共統治的兩大支柱，乃是暴力與謊言。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槍桿子」和「筆桿子」。當年，中共戰勝國民黨，文宣方面的勝利先於戰場上的勝利。中共深知文宣的重要性，故而不敢開放報禁。在今天的中國，有一道由耗資百億的「金盾工程」打造的「網絡長城」，普通民眾無法進入港台媒體及國際媒體的網站瀏覽信息。中國的各大海關，嚴格檢查入境遊客和國民的行李，沒收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港台版本的書籍、報紙和雜誌。港台的各個電視台的信號，也不能進入尋常百姓家。只有在少數高級酒店，客人才能收看部分經過嚴格審查的、親北京的港台電視台的節目。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新興居民小區，有少數居民冒險安裝家庭式的衛星接收器，俗稱「鍋蓋」，用於收看港台和西方的電視節目。這些「鍋蓋」並不合法，隨時可能遭到有關部門的查處和拆除。

　　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媒體。所有的「媒體」都在中共宣傳部控制之下，都是「公有」（更準確地說，是「黨有」）而非「私有」和「民有」。各大媒體的主管由黨的組織部任命，在日常事務上受中宣部之監督。從報刊、出版社、電影廠，到電視台、廣播電台，再到網絡，統統都是「黨的喉舌」，而非監督政府的「第四種權力」。

　　中共利用對媒體的掌控，成功地對幾代中國人實行洗腦，將大多數中國人變成「古拉格群島」中心甘情願的囚徒，以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幾乎每個中國家庭，都有累累血痕與心靈痛史——習近平、俞正聲等中共最高層領袖亦不例外。但是，死難者和受害者的家人們仍然熱情澎湃地歌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仍然奮不顧身地為捍衛奧運火炬而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這就是愚民政策的可怕。

專制主義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將侵蝕台灣的自由價值

　　在一黨獨裁的體制下，中共形成了一種反文化和反人性的政治傳統，以及一套蠱惑人心的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胡錦濤到習近平，都將這套把戲玩到爐火純青之地步。這種「有中國特色」的「黨文化」，讓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亦望塵莫及。

　　近年來，中共在涉及「下半身」內容的審查上，稍稍放開一道口子，但對思想的控制，越發密不透風。習近平深知，人民一旦有了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就意味著獨裁政權的末日來臨。

　　學者徐賁在〈見證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一文中，分析了猶太人維克多•克萊普勒的日記《我會作見證》，這本書通過一個在場證人的眼睛，讓後人看到納粹極權統治是如何逐漸升溫，愈演愈烈，終於成為人間煉獄。

　　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希特勒、戈培爾和納粹其他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帝國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個人獨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納粹語言在提到人的時候，用的總是沒有個人面孔的集體稱呼，如「猶太人」、「德國人」（在中共那裡則是：「人民群眾」、「螺絲釘」、「接班人」、「愛國人士」）。這種語言將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如「猶太害蟲」（在中共那裡則是：「牛鬼蛇神」、「反華勢力」）。這種語言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狂熱，總是使用最高的極端語式，如「元首萬歲」（在中共那裡則是：「巨大成就」、「偉大勝利」、「祖國萬歲」）。

　　中國在國際上以「大國」自居，卻毫無大國的胸襟和氣度，也沒有生機勃勃的文化和思想創造。許多到過中國的海外人士驚訝地發現，無論是在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還是在困窘凋敝的內地鄉村，處處充滿暴戾之氣。這是共產黨「仇恨」教育的結果。納粹和共產黨的語言，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其目的不是解放人，而是奴役人；不是讓人相愛，而是讓人仇恨。

　　共產黨的專制文化毀滅了幾代中國人良知和理性，難道還要任由其漂過海，戕害台灣民眾的心靈嗎？台灣的民主尚處於成長階段，自由理念尚未根深蒂固，從政黨文化和選舉文化都還需要一個提升和成熟的過程。國民黨「白色恐怖」時代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的遺毒尚未徹底清除，轉型正義依舊缺席。在此一階段，對於台灣社會而言，最需要的乃是輸入歐美先進的制度文明，而不是讓中國的專制文化乘虛而入。如果共產黨的獨裁主義與國民黨內在的威權本性完成嫁接，台灣的憲政框架將崩解，台灣的自由人權將再度喪失。

　　這一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有台灣獨立出版人指出：舉例來說，目前台灣國小至高中的教科書，已無統一版本，而是由各出版社送審核定後出版。各版本教科書的意識形態已常引起爭議，若有圖謀不軌的中資出版社，以教科書包裝特定的意識形態，再搶下由老師推薦的假期課外讀物清單（此類書籍不需審核，也是非教科書出版社足以支撐年收入的商機），誰能確定香港愛國教科書事件不會在台重演？

台灣的選擇：克服恐共症、拒絕洗腦術

　　習近平上台之後，加快了對台灣的經濟控制、文化滲透和政治統戰。除了推動中國宣傳機構長驅直入、駐點臺灣，更是通過已經染紅的在陸台商並購台灣媒體，然後如臂使指表達北京的意願和意志。旺旺集團購買《中國時報》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如今的《中國時報》早已喪失了余紀忠時代的「報格」，幾乎淪為「第二《人民日報》」。

　　面對此種危機，身在美國的史學大師余英時教授致信台灣民眾：「我在美國遙看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余先生語重心長地提醒說：「台灣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這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成果，體制雖已初具，基礎則尚未穩固。台灣知識人社群必須以維護民主、自由體制並促使它不斷成長，為最大的天職；稍有鬆懈，便必將落進中共的『統戰』謀略之中。」

　　克服恐共症，拒絕洗腦術，是台灣維護民主、自由體制的唯一選擇。如果兩岸同樣實行民主制度，服務業包括傳媒業和出版業的互動，當然不會是一個問題；但是，一邊是民主制度，一邊是專制制度，在文化交流時就得格外小心，切不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前車之鑒。在中國的傳媒業和出版業都是極端封閉的狀態之下，台灣切不可輕率地、單方面地將此一領域向中國開放。否則，如同引狼入室，羊群的安全堪憂。

　　台灣「大塊文化」創辦人郝明義憤而辭去國策顧問的職務，發表公開信痛批馬英九政府強行推行「服貿協議」，罔顧國家安全，「您身為中華民國總統，不應該忘記這個『兩岸』的對方，並不是一般WTO的簽約國，而是一個有上千顆飛彈還瞄準台灣的對方。兩岸關係的本質，一直是戰爭狀態。只不過，早期，主要是政治與砲彈的戰爭；之後則改為經濟與銀彈的戰爭。因此，我們要在做『產業衝擊評估』之外，更要做『社會衝擊影響評估』、『國家安全衝擊影響評估』。」然而，馬英九不願意傾聽來自台灣民間的聲音，而願意接受來自習近平的指揮和命令。

　　馬英九政府不願捍衛台灣的價值和利益，那麼台灣民眾就當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台灣不必妄自菲薄，不必眼饞於中共拋給的殘羹冷炙。對於中國的文宣攻勢，台灣可以轉守為攻：台灣的軟實力遠遠強於中國——人權、選舉、健保、環保、資訊開放、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個個都在亞洲名列前茅。中國若要求台灣開放服務業，台灣也要應要求中國對台灣同等開放。如此，既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讓台灣服務業的空間和市場在中國拓展；同時，也可巧妙地對中國民主化進程施加正面影響——惟有實現了民主化的中國，才可能放棄武力征服台灣的野心，改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兩岸遺留問題。那樣，台灣的安全與兩岸的和平才會觸手可及。

　　可喜的是，台灣民眾已不是國民黨一黨獨裁時代那樣，以政府之是非為是非。馬英九的民調跌到了兩位數以下，習近平對此功不可沒。由此可見，誰要充當中共在台灣的代理人，誰就會立刻被台灣的主流民意所唾棄。台灣的民眾已然意識到：「『兩岸服貿協議』是一面照妖鏡，將台灣日趨緊縮的民主打回原形：政府倉促完成協議，就動用行政資源強加推動，甚至演變成『誰擋在前頭，誰就得被拔除』的非民主國家現像。要是就此接受，我們將永遠失去反抗的立場。而這『反抗的權利』，才是我們自由價值的真實展現。」

　　兩岸交流，經貿並非最為重要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價值和觀念的分享，進而形成關於自由與人權的共識。如今，台灣已經邁入民主的正道，而中國仍然在專制的沼澤中掙扎。不過，兩岸民眾反抗獨裁暴政的經驗，卻可以互相激蕩、互相扶持、互相啓發。最典型的一個案例就是：彰化北鬥鎮中寮裡民眾，為抗議台電公司在不經溝通下，逕行施設超高壓輸電線路，在施工地點或坐、或臥及或站包圍台電工程車，結果遭檢方以涉及強制罪嫌起訴。二○一三年一月，全案由彰化地院審結，判決民眾無罪。法官陳義忠在判決中指出，就像天安門事件中有一張震懾世人的照片，手無寸鐵的北京民眾王維林勇敢站在正列隊前進的坦克車前方，螳臂擋車式的企圖阻止坦克車前進，若是將王維林的行為視為涉及強制罪，駕駛坦克車的劊子手反而變成強制罪的直接被害人，這樣的狀況顯與人權普世價值相違背。法官認為，居於弱勢的居民以抗爭手段迫使大企業軟化，是民主國家的常態，這樣的抗爭行動只是要傳達一種訊息，應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

　　既然天安門的抗爭者可以成為台灣民主法治進程中加以援引的精神資源，那麼，台灣從「二二八」到「美麗島」再到「野百合」學運，以及當下的種種社運，也都可以「拿來」為中國的有識之士所用。讓令習近平和馬英九始料未及的是，在「兩岸政商聯盟」的威逼利誘之下，兩岸處於不同階段的民主和人權運動，反倒逆流而上，神奇地彙集在一起，蔚為大觀。最終，不僅將深化與鞏固台灣的民主體製，而且將大大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習近平伸向台灣的黑手

真正的自由社會不是一個人居於頂端的金字塔的底座，而是每個人都能自主參加選擇本身命運的聯合體。

──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二○○八年，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隨即宣布兩岸相關政策「大鬆綁」。所謂「鬆綁」的政策，包括金融、經濟、人員、土地、交通五大項。而兩岸電子媒體產業落地、大陸新聞、電視節目、電影、書籍、唱片到台，及其他大陸演藝事業交流計劃，都會陸續推進。當時，台灣社會並未加以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出現強烈反對...

自序　認識習近平，才能避免開門揖盜

余杰

　　二○一二年二月，習近平以副元首身份訪美，剛剛逃離中國的我，是白宮門口眾多的抗議者當中的一員。習近平的車隊從旁門溜入，避免了與抗議者們正面相遇。

　　此後，習近平赴愛荷華州小鎮馬斯卡廷，與二十七年前招待過他的美國房東德沃切克夫婦茶敘。習近平说道：「我記得你们還有個可爱的女兒，她問我很多好奇的問題，比如你們有没有看過美國電影呀，當我說我看過《獵鹿人》、《上尉的女兒》、《教父》後，她感到非常詫異。」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好萊塢電影《教父》是習近平的政治教材，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力不亞於《資治通鑒》和《毛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父》不可能在中國的戲院裡公映，習近平應該是在高幹子弟圈子裡看到「特供片」，從此念念不忘。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宣佈設置權力薰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此舉動也許是受到《教父》的啟發，《紐約時報》評論說：「習近平曾承認自己看過《教父》這部电影，他證明了他從電影的一個主題中精明學來的東西：在一個男人的秘密小圈子裡集中與運用權力的藝術。」

　　一九七二年問世的電影《教父》，憑借恢弘的結構與精湛的鏡頭語言，榮獲第四十五屆奥斯卡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改編劇本三大獎項，成為電影史上不朽的傳奇。導演柯波拉將紐約黑手黨

柯里昂家族代際傳承的故事拍攝得動人心魄：紐約五大黑勢力集團之一柯里昂家族採用多種極端手段，實現了在美國黑勢力團體中的獨尊地位。在這場鬥爭中，有宴席上的運籌帷幄、決策千里；有街頭上真槍實彈的追逐和射擊；有欲擒故縱的計謀；有單刀直入的對決……人性幽暗，權力如春藥；生命卑微，殺戮如便飯。黑手黨如此，共產黨亦如此。

「習近平主義」呼之欲出

　　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黑社會，黨魁習近平自然是中國的教父，比起那個紐約黑幫的教父來，無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所控制之人口與資源，也不知擴大了多少倍。我從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大進入軍機處，成為接班人的那個時刻，便開始了對他做觀察、分析和評論。

二○一○年，當我寫完並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影帝溫家寶》之後，厄運便降臨了。周永康只是祕密警察隊我發出「活埋」的威脅，中共政權的「黑幫化」進入了圖窮匕現的階段。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了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和酷刑折磨之後，出走中國。在自由的美國，我重新安置書房，寫完了《中國影帝溫家寶》的續集：《河蟹大帝胡錦濤》。中共當局對我發出製造「江南案」的死亡威脅，我難道要繼續生活在「佛地魔」的陰影下嗎？二○一二年秋，我按照原來的計畫，在香港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錦濤》。

二○一三年冬，當我宣佈寫作《中國教父習近平》之時，與我合作多年的香港晨鐘書局關閉了。可見，中共的黑手已經伸向了整個華文文化圈。

《中國教父習近平》的寫作和出版，經歷了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艱難過程，我能夠體會到當年寫《蔣經國傳》的江南的決絕心態。

　　習近平執政以來，「習近平主義」已經隱然成形。一切熱愛自由、關注中國問題的人士，都不能對此視而不見。在《中國教父習近平》中，我從五個面向論述了「習近平主義」的特質：

第一章「癡人說夢：論『中國夢』之難圓」指出，習近平「中國夢」的「基本色」是「教父夢」：既實現國家富強，又保持一黨長期排他性執政，在中共建黨一百年時，畫一個從毛到習的完美完圈。由此，習與毛肩而立。

但是，此夢不可能實現。低人權、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中國模式」已經無以為繼，畸形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走到盡頭，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習近平不可能安然度過他的十年任期。

第二章「南柯一夢：論法西斯之迷狂」指出，習近平執政以來，法西斯之路初露端倪：經濟上加強國企尤其是央企的壟斷地位，意識形態上變守勢為攻勢（敢於「亮劍」），內政上變本加厲地暴力「維穩」，軍事上高速提昇軍費（以「強軍」為「強國」之先聲），外交上拋棄鄧小平「韜光養晦」之遺訓而走向對外擴張。

然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和日本嘗試過的法西斯主義霸權夢，早已灰飛煙滅。在此覆轍之上，習近平能夠帶領中國締造「輕舟已過萬重山」、「帝國霸業萬代傳」的奇蹟嗎？

第三章「魂勞夢斷：論毛旗幟之難舉」指出，習近平「在肉身上是習仲勛的兒子，在精神上是毛澤東的兒子」。這一結論是我最早提出來的，逐漸被很多中國問題觀察家接受。習近平「打通兩個三十年」的設想，即「以毛為父，以鄧為師」，如學者李偉東所說：「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視角總結蘇聯亡黨教訓，用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領導人道德感召力來整頓執政黨團隊，用威權主義的反腐來重拾民心，用壓制輿論、重佔『思想陣地』來奪回話語權。」

但是，習近平的這一狂想不可能實現。今天中國真正的毛派寥寥無幾，口頭上的毛派，實踐中都過著「走資派」的生活，習近平也是如此──彭麗媛不久隨身帶著新款的蘋果手機嗎？所以，即便習高舉毛旗，也無法忽悠互聯網時代世事洞明的民眾；而若不實現「非毛」化，中國就邁不出民主憲政的關鍵一步。

第四章「醉生夢死：論當權派之裝睡」指出，從中樞到地方，整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都進入一種香港學者周廉所說的「裝睡」狀態，或者中國學者溫克堅所說的「腦死亡」狀態。中央欺騙地方，地方欺騙中央，執政黨對人民實行「訓政」，人民則假裝向執政黨效忠。

習近平作親民秀，講動聽話，並引用毛的名言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以此麻醉民眾。然而，就連習近平的女兒也在美國唸書，習近平根本就是半個「裸官」，最好的種子都散播在大洋彼岸，何來「三個自信」？中國民眾怎麼會相信這個裝睡的人呢？

第五章「夢醒時分：論獨裁黨之覆滅」指出，習近平上台後，拼命集權，軍國主義和新威權主義是其左右兩翼，用智囊王滬寧的話來說就是：「沒有集中的權力，或是中央權力減弱，國家就會四分五裂，陷入混亂。強大的中央集權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以較低代價實現穩定增長的一個基本保證。」習近平廢除了「集體總統制」，儼然就是獨斷專行的「毛二世」。

然而，火山終究會爆發，黃河終究會決堤，習近平的命運，如果在中國歷史上尋找參照系，類似於隋煬帝、崇禎皇帝、晚清攝政王載灃；如果在世界範疇內尋找參照系，則類似於納粹德國的希特勒、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伊拉克的薩達姆和利比亞的卡扎菲，哪一個有好下場呢？

「霧裡看花」會給台灣帶來滅頂之災

　　我在書中梳理了習近平的人格模式和思維方式的形成過程，習近平的個性特徵與中國專制體制的互相影響，習近平的治國方略和目標及中國未來的變局與走向，希望提供給華人世界的讀者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系。我也願意這本書成為台灣讀者認識習近平、認識「中共國」的入門讀物。中國用數千枚導彈對準台灣，台灣能熟視無睹嗎？既然不能讓台灣一夜之間飛到太平洋的另一邊，飛到加州的邊上，跟美國當鄰居，就得直面中國這個蠻橫凶暴的強鄰。

然而，台灣對中國的了解實在是太膚淺。僅舉一個例子便可看證明：台灣資深媒體人戎撫天訪問中國，在汕頭大學以「我的新聞馬拉松」為題演講，比較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威權體制與今天中國的威權體制，「希望這個觀察有助於大陸年輕人思考中國轉型的問題」。用心固然不錯，他的核心論點卻是「共產黨集體為善，個人卻多為惡」。戎氏的看法代表了許多台灣人對中共一廂情願的幻想，在我看來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彼岸的真相是：人是惡人，黨是惡黨，國是惡國，三者互動，惡性循環。首先，兩蔣時代的台灣是威權體制，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是極權體制。蔣經國使用鎮暴警察對付黨外的街頭運動，拳腳與棍棒並用；鄧小平則命令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將手無寸鐵的學生和使命碾成肉醬。威權與極權是迥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不可輕易類比。

其次，共產黨何曾「集體為善」？從一誕生起，它就是一個邪惡組織，正如德國的納粹黨，哪有半點善念？共產黨奪取和維持政權的兩大法寶是暴力和謊言，即毛澤東所謂的「槍桿子」和「筆桿子」。久居中國的台灣評論家宮鈴指出：「不斷論證中共向善，這是主觀的自作多情。這個組織本質是邪惡的，在多年專權的浸潤下，只是邪惡的不斷擴大、加強與鞏固而已！」一位名叫趙弘越的中國年輕人也指出：「作為一個生長在大陸十八年的人聽到戎老先生這樣的話，只能讓人感到匪夷所思和寒心！我沒法用一種善良的台灣人能夠理解的方式來向你們闡述『政治性腐敗』和『制度性邪惡』的本質，但我只能希望：如果您真有心了解中共，只能通過讀它們的歷史以及真正深入大陸人的生活才能有體會。如果您沒有這樣的時間和精力，就不要寫任何有關大陸的東西！一個正常的大陸人看到老先生這樣的話，就如同當著一個正常的德國人面前闡述納粹是一心向善一個道理。」

習近平的對外政策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咄咄逼人，對台灣更是君臨天下的派頭。台灣學者吳介民所説的「兩岸跨海政商集團」，正在習近平的操控之下斷送台灣的民主成就和獨立地位。我在書中也論及習近平的對台政策，勾勒出習近平心中統一台灣的時間表。中共對台灣「三手齊下」：其一，軍事威脅，航母和新式飛機耀武揚威；其二，經濟羈絆，以經貿利益為誘餌，以「服務貿易協定」為枷鎖，在台灣培養出一個親中賣台的政商集團；其三，文化統戰，如龍應台「兩岸共同申報世界遺產」之類的異想天開，如「兩岸宗教論壇」和「兩岸傳媒論壇」的次第展開，真個是「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豺狼當綿羊」。倘若台灣人繼續對中國霧裡看花、卑躬屈膝，台灣將陷入萬劫不復之深淵。

但願《中國教父習近平》是「獨裁者系列」之「終結篇」

　　從習近平的言談舉止、行事為人，可以看出中共極權制度對人的智性和良心造成了多大的戕害。習近平被恐懼所吞噬，同時又是更大的恐懼的制造者。他本已病入膏肓，卻諱疾忌醫，甚至殺害良醫；他不願意聽到噩耗，便下令割掉信使的舌頭。

　　因報導中共最高層的家族貪腐（包括習家），《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路透社等國際媒體的中文網站先後被中共封鎖，《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社的二十多名駐華記者的簽證不獲延期。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三度獲得普立茲獎的湯瑪斯．L．佛里曼，憤而發表一封致習近平的公開信，信中直接譴責「您的一些同事及其子女胃口巨大的貪婪之心」，並一針見血地指出，「《紐約時報》和彭博社對此類事件的曝光極大地幫助了您的領導工作。這是心髒病發作前的一種警告。縱觀歷史，中國政權滅亡的頭號原因就是貪婪與腐敗。」若習近平一意孤行，佛里曼亦發出警告：「這還將迫使我們驅逐中國的記者。你們既然要蒙住我們的眼睛，我們也不會讓你們享受我們的開放。」最終，習近平退步了，給那些他不喜歡的外國記者頒發了證件和簽證。不是因為他害怕佛里曼的文章，而是因為他還沒有做好向全世界攤牌的準備。

　　作為一名中國知識分子，我也責無旁貸地，要像佛里曼那樣向習近平發出「當頭棒喝」。當年，自稱「萬王之王」的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在接受了義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之後，後悔地説：「任何讀過她寫我的文字的人，都會降低對我的評價。」這也是我的志向所在：揭開皇帝的新裝的秘密，讓每個獨裁者醜態畢露。習近平的獠牙既已露出，我看到了，就當發出示警的吶喊。為了説真話，我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險些失去生命，並長久地告別故土。但是，我無怨無悔，我更堅信：真話必須大聲說出來，否則它無法對抗和戳破謊言。

　　我更期盼，《中國教父習近平》是我的「中國獨裁者三部曲」之「終結篇」。我對黑暗的詛咒將劃上一個句號，而我對光明的呼喚剛剛開始。

自序　認識習近平，才能避免開門揖盜

余杰

　　二○一二年二月，習近平以副元首身份訪美，剛剛逃離中國的我，是白宮門口眾多的抗議者當中的一員。習近平的車隊從旁門溜入，避免了與抗議者們正面相遇。

　　此後，習近平赴愛荷華州小鎮馬斯卡廷，與二十七年前招待過他的美國房東德沃切克夫婦茶敘。習近平说道：「我記得你们還有個可爱的女兒，她問我很多好奇的問題，比如你們有没有看過美國電影呀，當我說我看過《獵鹿人》、《上尉的女兒》、《教父》後，她感到非常詫異。」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好萊塢電影《教父》是習近平的政治...

序一　　李筱峰　　願中國與台灣一樣享有民主自由
序二　　李政亮　　傾聽出走者的聲音
序三　　夏　明　　本性難移、惡習不改
自序　　余　杰　　認識習近平，才能避免開門揖盜

第一章　癡人說夢：論「中國夢」之難圓

　魔教換教主，屁民難翻身
　他從黃土地中走來——從地域文化看習近平的文化取向和心理結構
馬戲團必須以小丑為中心嗎？——對習近平最具影響力的十個人
　習近平有幾個推心置腹的朋友？
　　——側評中俄、中美、中朝、中越、中南、中德關係
習近平真的「看上去很美」嗎？
——剖析歐巴馬、拜登、李光耀、吳伯雄和星雲和尚對習近平的評價
你的美夢，我們的噩夢
　習近平與習仲勛同床異夢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習近平伸向台灣的黑手

第二章　南柯一夢：論法西斯之迷狂
　
　「習家軍」為何而戰？
　「習胖」學「金胖」，「強軍」仿「先軍」
　黨已腐敗，軍又如何？
　對日開戰是習近平的「速效救心丸」嗎？
　習近平的「刀」與「劍」
　從「希特勒的孩子」到「習近平的孩子」
　習近平有統一台灣的時間表嗎？
　「習四條」能夠哄騙幾個台灣人？
　劉進圖被斬：香港版的江南案

第三章　魂勞夢斷：論毛旗幟之難舉

　「毛」病不改，惡「習」難除
　知青時代的習近平有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嗎？
　擒賊不擒王，去薄不去毛
　毛澤東愛游泳與習近平愛踢球
　那個演戲的人，你是叫不醒的——評習近平主導的「整風」運動
　習近平為何重提「楓橋經驗」？
　習近平不妨改名「習禁評」
　惟有偽造歷史，才能壟斷未來

第四章　醉生夢死：論當權派之裝睡

　習近平比拿破崙三世愚蠢一百倍
　解析習近平的智商與情商
　空談從來不誤國，實幹未必能興邦
　誰在為習近平抬轎子？——從「公知捧習」看文人奴性
　是望梅止渴，還是飲鴆止渴？
　　——中國的傳統道德和傳統宗教是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嗎？
　何不食肉糜？——看習近平如何深入基層
　人話乎？鬼話乎？——透視「習近平語錄」
　彭麗媛能代表中國的「軟實力」嗎？

第五章　夢醒時分：論獨裁黨之覆滅

　夏俊峰是習近平手上沾的第一滴血
　軍機處、中央文革小組與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習近平向知識份子宣戰
　玩火自焚的「類人孩」——讀矢板明夫《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
　習近平不是蔣經國
　不學不丹國王辛格，偏學滿清攝政王載灃
　習近平要走安德羅波夫的老路？
　遠看是暴君，近看是小丑
　習近平為什麼要對王功權下毒手？
　「康師傅」下架，暴力維穩不改

附　錄

　做一個持自己政見的公民
　　——余杰、陳小平對話錄
　存謙卑的心與天安門母親風雨兼程
　　──在華盛頓紀念「六四」二十三周年集會上的發言
　牛犢可以頂開橡樹
　　──在紐約「公民勇氣獎」頒獎典禮上的致辭
　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
　　──我所認識的姚文田

序一　　李筱峰　　願中國與台灣一樣享有民主自由
序二　　李政亮　　傾聽出走者的聲音
序三　　夏　明　　本性難移、惡習不改
自序　　余　杰　　認識習近平，才能避免開門揖盜

第一章　癡人說夢：論「中國夢」之難圓

　魔教換教主，屁民難翻身
　他從黃土地中走來——從地域文化看習近平的文化取向和心理結構
馬戲團必須以小丑為中心嗎？——對習近平最具影響力的十個人
　習近平有幾個推心置腹的朋友？
　　——側評中俄、中美、中朝、中越、中南、中德關係
習近平真的「看上去很美」嗎？
——剖析歐巴馬、拜登、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