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漫騎：高雄港史單車踏查

名人推薦：【各家推薦】

陳　菊（高雄市長）、黃國昌（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馮光遠（作家）

李怡德（高雄市都發局局長）、沈清楷（「哲學星期五」發起人）、

黃建龍（自由文史工作者）、佛國喬（知名政論部落客）──好讀推薦

一二三亭、三餘書店

打狗文史再興會社──在地相挺

陳奕齊的《打狗漫騎：高雄港史單車踏查》一書，帶著我們以二輪漫遊，行過城市的時空走廊，看見現代的風情，也看見歷史的足跡。這其中，有在地回憶的詳實陳述、有社區文化的深入探掘，當然也有關於城市建設的種種反思。

──陳菊（高雄市長）

西班牙是...

　　愛河，曾經是市民親水休憩之所，也曾以「黑水溝」之臭名，使人避之唯恐不及，更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因血水染紅河面，見證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與守備大隊陳國儒如何率隊百人以手榴彈和機關槍，沿著壽山、鹽埕區一路鎮壓至愛河畔的血腥歷史。

　　愛河從清澈見底的小河，淪為臭氣薰天的黑龍江，再到目前夜晚燈光灑下，河面便折射出片片波光灩影，猶如一支支迷人舞曲的美景。這樣的愛河夜晚，宛如蕩漾一派玫瑰色的浪漫，遠觀似剔透，近看則迷濛，好似晃動後的失焦與失真；實則是愛河猶如人生起落，交錯各種人生的故事。愛河的篇章，無須多愁詩人的襯托，只需如實的擁抱──不管那是美麗的一夜，還是哀愁的一頁！

愛河很政治──「黑色」的愛河？

　　愛河得名，源自一個美麗的誤會。原本愛河在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稱呼，直到日治時期整治這條產業運輸河之後，始有「高雄運河」的稱號；高雄市民慣以「愛河」統稱此河，則起因於一件烏龍的新聞標題。

　　據稱一九四八年之間，高雄市民陳木潘接手日人遺留的河面觀光遊艇，並由詩人呂筆起名為「愛河遊船所」，意謂情侶到此一遊，感情可隨河面遊船的搖曳而浪漫加溫。然而是年的一次颱風天竟吹落了「遊船所」，只剩「愛河」二字招牌孤懸空中。時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新生報》高雄分社正式於鼓山區成立之後，某位從北部奉調至此的林姓記者在赴任之日，正巧發生運河浮屍命案並予以報導。於是，民眾一方面錯把孤懸空中的「愛河」二字招牌當成河名，另一方面是《新生報》林姓記者以「愛河浮起豔屍一具」的新聞標題報導此事，引起各報跟進。再加上諸如「愛著卡慘死」的譬喻，抑或是洋溢著幸福滋味的「永浴愛河」等語，種種原因讓「愛河」之名不脛而走，也逐漸

成為市民慣用的名稱。

　　順帶一提，現今因為網路資訊容易張貼、流傳變動的特性之故，遂讓烏龍催生愛河之名的報紙，有訛記成《台灣新聞報》之說。事實上，《台灣新聞

報》乃是《台灣新生報南部版》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改組獨立後的新名稱；雖說《台灣新生報》南部版與新聞報乃同源，並同樣隸屬省營「台灣新生報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但基於改組先後之關係，《台灣新聞報》之說算是訛誤。

　　不過，愛侶殉情的故事，在國民黨威權年代中也不能亂報，否則牢獄之災隨時可能降臨。例如這位讓「愛河」得名的林姓記者，他在《台灣新生報》的同事姚勇來，便因為報導跳河殉情而惹禍。

　　話說二二八事件之後，蔣介石鼓勵台灣女子與外省男性通婚，藉此降低省籍矛盾。而一九五○年在淡水河畔，果真發生一件跨省籍的殉情案。本省籍的女主角陳素卿與外省籍男子張白帆相戀，女子雙親雖不知男子已婚，依舊反對兩人的交往。於是，兩人遂相約綁繩跳河殉情，不過狡獪的張某在身上留下活結而獲救。

　　事後，媒體吹捧張某乃一大情聖，並對阻礙其交往的陳女雙親大肆撻伐；台大校長傅斯年等名人更以詩為弔，發起「將陳素卿補葬台大校園」的活動。見獵心喜的國民黨特務，將此事加工成「本省外省的浪漫情史」，卻沒想到記者姚勇來發現事件中的諸多疑點，深入追查，終於揭露事件背後的秘密──原來這是張白帆藉以擺脫陳女的假殉情計畫！但姚勇來的真相報導一出，竟被視為是「破壞基本國策」之舉，招來特務不滿而將其列進安全資料，姚勇來也因此在一場整肅中淪為階下囚。

愛河命名政治學

　　正當「愛河」之名遠播全台，並成為許多不被祝福的愛侶殉情之地的同時，各種政治上的角力也激烈進行著，讓「愛河」被迫更名為「仁愛河」。

　　一九二三年四月，日本裕仁皇太子抵台視察遊覽，入住打狗山下的賓館。裕仁太子於四月二十七日離去後，正時逢太子壽誕，故台灣總督田健次郎將該賓館改稱壽山館，打狗山也一併更名為壽山。等到蔣介石轉進台灣之後，這般造神風氣不但不落人後，反而更加盛行。只要一到蔣介石生日，台灣社會必定掀起一波又一波簽名祝壽、懸旗結綵、打造富麗堂皇的壽堂、吃壽麵壽桃、鑄銅像獻壽、化妝遊行、祝壽美展、祝壽歌唱、祝壽猜謎、祝壽釣魚比賽等諂媚獻殷的活動，熱烈與瘋狂的程度一點都不輸當前的「廟會建醮」，恰似這廂「三月迎媽祖」，那廂「十月瘋蔣公」，以互別苗頭。

　　此外，十月是普天同慶的雙十和老蔣生日，任何觸霉頭的新聞都得小心過濾處理。如同資深記者盛竹如所言：「雙十節這天，不能發生不吉利的新聞，任何火警、兇殺、搶劫、車禍等社會新聞案件一律不播出，就連地震都不能發生。」、「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總統華誕，所有報紙的電影廣告，任何不吉利的片名都會被塗抹掉，例如『決死突擊隊』成了『○○突擊隊』……」當然，除了蔣介石誕辰之外，其連任總統之日也得「舉國歡騰」。在一九六○年蔣介石三連任總統之時，新竹南寮國小的一群學童搭乘渡船橫越頭前溪，準備往學校參與活動，卻不幸發生沉船事件，造成二十多名學童溺斃之慘劇，但由於時值救星偉人的好天良夜，此事件果然成了當年報紙新聞中「不能報導的祕密」。後來，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的畫家父親李澤藩，便用畫筆將心中對此事的鬱悶畫成〈斷我心腸（舊港翻船）一九六○〉此一畫作。

　　同樣與國民黨系出「列寧式政黨」之源的中國共產黨，在二○一二年十一月舉辦「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即要求電視台播出的歌曲中不能有「死」跟「下」等不吉利的字眼，否則一律禁唱。如果人類歷史是彼此的倒影，那從中共現今的種種荒謬行徑看來，不也是當年台灣威權政權離譜統治光景的映射嗎？

　　由於「十月瘋蔣公」的各種祝壽活動越演越烈，迎合統治者的創意發想益發困難，因此腦筋動得快的政客，開始出現用「獻公園」祝壽的發想。例如一九七○年十月三十日，台北市議會便通過楊黃秀玉議員的提案，把台北圓山公園正名為「中正公園」，並在公園內建造一座蔣介石銅像做為國人之精神堡壘，並為蔣介石祝壽。在輸人不輸陣的情況之下，落居高雄的萬年立委黃玉明，也在同年矯情地以高雄市民身分發起請願運動，要求高雄市政府把「愛河」正名為「仁愛河」，「壽山」加乘為「萬壽山」，並在河畔興築「仁愛堂」，山巔打造「萬壽塔」，並敦請南部佛教高僧及三十位百歲人瑞舉辦萬人法會，發功加持遠在陽明山的蔣公，以期仁德蓋世之蔣公，能與山河並壽。

　　事後觀之，黃玉明在高雄搞出來的套裝馬屁之舉，應可睥睨全台。因為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蔣介石車隊欲回陽明山官邸之際，不慎在仰德大道發生車禍，從此蔣介石的健康便每況愈下。不過說來也離奇，不知是否偉人跟救星被叫慣了，真以為自己的命令可如呼風喚雨的神諭一般，早在車禍發生的前二十天，蔣介石便親自下了一道「手諭三軍『杜絕車禍』的指示」，要求在三個月內杜絕車禍發生，責成交通部主其事，並由省市相關單位、警務處與警備總部相互配合，否則將予嚴懲云云。結果，蔣介石手諭不僅無法阻絕車禍的發生，還在車禍中嚴重折損自身陽壽。因此，以河山雙報的壽禮、新建壽堂，與壽塔為玄異的「生基風水」之壽墳，再輔以高僧法會中的拔渡功德迴向與人瑞的共聚集氣，終算完成替蔣介石補運固元、延年益壽的生基改命之功。運用風水玄學做為包裝的政治文化，令人不敢恭維，高雄何其有幸，如此迎合統治者，堪稱「創舉」。

　　當然，愛河跟壽山的更名一定需要市長同意，時任高雄市長的楊金虎也因此樂於做個順水人情。而楊金虎乃是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前，首位以選票打敗國民黨籍候選人陳武璋，以號稱「黨外」之姿榮膺市長寶座之人。然而，我們不難發現這種諂媚的政治文化對政治人物而言，似乎是百利而無一害。畢竟非國民黨籍的楊金虎，在任內可說深受各種政治干擾，並深陷市府顧問洪劍鋒的「賣官鬻爵」案之中，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卸任之後即遭收押偵辦，並求處徒刑五年，而後因病才以四十萬元交保。此案經楊金虎一再上訴，纏訟至一九九○年楊氏往生為止，官司仍未定讞。

　　事實上，楊金虎是否「賣官鬻爵」，我們並無法確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從威權時期一路承襲下來，未經任何清理、重整的台灣法院，其獨立性與公正性原本就相當可疑。有的人收錢是政治獻金，有的人則是貪瀆，檢察官與法院不叩問「對價關係」的客觀證據，而改從想當然爾的道德瑕疵出發，並長期混淆道德上的「罪行」（sin）與法律上的「罪刑」（crime）之差別，讓台灣法律的公正性有受到「政治力」滲入的空間。

　　同樣的賣官行徑，起訴或不起訴的界線考慮，容易有政治操作的可能。但身處國民黨威權洗腦年代的楊金虎，在某種程度上卻也分享著「黨國高於人民」的意識形態。這一點無庸置疑，否則他怎麼會在「述競選市長的政見」首條即

寫下：「（一）建設全省最大中山堂來報答 孫國父建國之大恩，建設全省最大中正像來報答 蔣總統復國之仁。」之語？

　　如果這是威權年代下的制式作文比賽範本，尚可理解；但詎料楊金虎竟在卸任時的《告別市民書》手稿中，對於其所倡建的「中山堂」遲遲未見起步仍念茲在茲，而非向將楊氏拱上市長寶座的市民一一細述其未完之政治心志，抑或對其它洋洋灑灑十九條的政見兌現率侃侃而談？畢竟楊金虎政見第十一條即提出增加中洲輪渡船數量之承諾；設使當年楊金虎能夠兌現這項政見支票的話，楊金虎卸任市長半年後的那場造成二十五位加工區年輕女工罹難的中洲渡輪工殤死亡記事，是否就能避免？何況，非國民黨籍的楊金虎，當年可是在輿論一面倒的抨擊聲下，倚靠著民眾無比的熱情，並凝結成盛況空前的選前大遊行隊伍，才奇蹟般地殺出國民黨的圍堵而當選的。

　　無論如何，該是闔上愛河命名政治學的最後一頁了。愛河命名的風風雨雨，迨至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市議會與市府順應民意，恢復了「愛河」與「壽山」之名後，愛河的命名政治學終告一段落。

愛河原木政治學

　　一九六○年代，正是政府開始鼓勵產業出口創匯，高雄加工出口經濟的號角聲響之刻。從菲律賓、印尼以及馬來西亞進口原木加工製造成夾板的合板業，也就在這個加工出口的黃金年代中替台灣創下可觀的外匯。為了因應原木大量進口，高雄港區裡頭的旗津8號船渠左側，便興建了高雄港的第一個儲（貯）木池，緊接著高雄港務局在一九七二與一九七三兩個年度，陸續在前鎮漁港對岸興建第二與第三座儲木池；於是，高雄港原本的漁民養殖業，就這麼隨著儲木池的興建而走入歷史。

　　儲木池又被稱作杉木池，可以說是原木的碼頭倉庫。據說將原木浸泡在貯存池當中，不僅有助於原木的樹脂釋出，更可據此延長木材的使用年限。但由於進口原木有沉木與浮木之分：亦即放進水面會平躺伏貼的屬於浮木，原木本身頭重腳輕會導致垂直浮沉水中的，則是沉木。因此，在高雄港區裡頭，就時常會看見浮木下卸水面之後「紮排」，橫排以一根原木之寬度為限，豎排每排排面寬度不得超過十公尺，然後由一艘小船往前拖，拖往港區內的儲木池，或者前往與高雄港接鄰的前鎮河或愛河沿岸的儲木池存放。

　　所謂的紮排，即是將浮在水面的浮木，前後左右用鐵絲釘緊互抓，形成一列前後相連的浮木船隊。但由於在水面下載浮載沉的沉木可能危及航行船隻，所以沉木通常是由駁船進行起卸。假如在進口的木頭上看見「Ｓ」或「Ｘ」的記號，就代表那是沉木的特別印記，必須特別小心這種木頭被丟放進水中而發生危險。

　　當時在港區裡頭，卸完原木的碼頭工人會在紮排的一隊浮木上小憩或打盹，成了高雄港區特殊的景象。但由於水面上的浮木會滾動，有時碼頭工人或港務局的督工員在進行裝卸活動時，可能會不小心隨著滾動的浮木跌入水中，甚至被壓在下頭而發生溺斃的悲劇。

　　此外，由於原木長度很長，從船上吊卸至水面或駁船上的時候，往往會

左右搖晃而甩傷底下指揮的工人，因此，原木吊卸必須將吊掛支點放在原木

三分之一長的位置，讓原木形成垂直狀態，而非吊掛原木的中心點使得原木呈

現水平而導致左右搖晃。職是之故，原木裝卸乃屬於相當危險之作業，稍有不

甚就可能出現職業災害的死傷。

　　一九六二年初，台灣的合板出口還低於日本的出口量，但到了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之時，台灣的合板出口已不亞於日本，從中可見台灣合板業發展的驚人勢頭。甚至在一九六六年之時，木材加工業者還曾遊說政府設立一個木材工業專屬的加工出口區。當時，許許多多從高雄港進口的木材，便沿著愛河溯流而上拖往河岸兩旁的儲木池，等待加工製作成「三合板」之後外銷全球以創匯，其中最浩瀚壯觀者，莫過於佔地十餘公頃的內惟埤儲木池。

　　目前愛河旁的內惟埤與中都等溼地生態，都可說是拜當年儲木池之賜。一九六四年之際，高雄港激增的原木進口量造成儲木池的供應缺口，於是，愛河沿岸的廠商索性把愛河當成私家露天儲木場。

　　基於愛河河面整潔與秩序之維護，高雄市政府、市議會便擬了一份《愛河放置浮木管理辦法》，並送經台灣省水利局進行研討。同時，為落實此項辦法，兩位高雄出身的市議員便遠赴省水利局開會，結果吃了好大一頓閉門羹；高雄選區出身的省議員李源棧甚至為此大動肝火，並在省議會猛烈質詢當時的省府水利局局長王道隆。然而，此事件背後要說明的是，合板業做為賺取外匯的新興產業，雖然占據愛河，但省水利局無法放任市議會只從市容整潔的觀點出發，而阻礙了合板廠商以及連帶的外匯掙取。這也是市港不合一的狀態之下，各級政府間必然會出現的施政目標無法協調的弊端。

　　原本高雄港的裝卸事務，長期以來一直被壟斷在港務局的棧埠處與少數幾家民營裝卸公司手中，但由於三合板加工業日漸蓬發，原木進口的卸船、紮排、拖運、繫帶與看管業務，逐漸成為龐大的利益商機。因此，省府便在《原木進口管理辦法》中一舉規定，原木進口後的相關裝卸與運送處理，必須按老規矩一律由公民營裝卸單位處理。但此規定一出，隨即引來李源棧的強烈不滿，而與高雄港的民營台灣通運公司董事長兼省議員黃堯在議會中以三字經互譙，並相互「嗆賭」在議場外以拳頭為輸贏。

　　事實上，社會科學界對台灣政治關注的一項主要議題即是：做為「外來政權」（émigré regime）的國民黨，如何能夠在異地求生，甚至有效統治台灣社會數十年。因此，黃堯與李源棧之間差一點上演全武行的爭議，其實是具體而微地提供我們關於「外來政權」的國民黨如何有效統治與經略異地社會的一種解答。威權時期，省議會是台灣人可以參與的最高議政機關，更是台灣地方利益的分配場域。但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黨外」人士不好挑動敏感的威權政治議題，於是聚焦於更能引起大眾共鳴的經濟寡斷與壟斷特權事項上，大加撻伐。是故，少數獲得國民黨的經濟特惠待遇者，一方面在「政治忠誠與經濟利益」的侍從、抵換中成了國民黨的地方基礎；另一方面，為了捍衛自身的經濟特惠待遇，此類問題往往也就容易演變成本地人士之間的攻訐鬥爭，國民黨可坐收「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統治效果，讓「本土vs.外來」的爭議得以巧妙地轉換成「本土vs.本土」之爭。若學者研究為真，那愛河當年原木進口引發的爭端，無疑是幫大家上了一堂戰後台灣政經發展的課程。

　　愛河，曾經是市民親水休憩之所，也曾以「黑水溝」之臭名，使人避之唯恐不及，更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因血水染紅河面，見證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與守備大隊陳國儒如何率隊百人以手榴彈和機關槍，沿著壽山、鹽埕區一路鎮壓至愛河畔的血腥歷史。

　　愛河從清澈見底的小河，淪為臭氣薰天的黑龍江，再到目前夜晚燈光灑下，河面便折射出片片波光灩影，猶如一支支迷人舞曲的美景。這樣的愛河夜晚，宛如蕩漾一派玫瑰色的浪漫，遠觀似剔透，近看則迷濛，好似晃動後的失焦與失真；實則是愛河猶如人生起落，交錯各種人生的故事。愛河的篇章，無須多...

　　我一直相信，「旅遊」可能會改變一個人，只要我們用「旅者／旅人」（traveler）的心情，而非走馬看花、吃吃喝喝的「觀光客」（tourist）姿態。而改變一個人最劇的旅行個案，我想，非拉丁美洲浪漫的革命家切．格瓦拉莫屬。

　　一九五一年，患有氣喘的二十三歲醫學院學生格瓦拉與死黨阿爾貝托，以一輛摩托車滿載行囊和無限憧憬，親身體會這個受到殖民者蹂躪五百年而傷痕累累的拉丁美洲大地，以及親炙這大地上依舊深受苦難不義鞭笞的眾多生命。這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現實上，如格瓦拉者畢竟少數，吾人不奢求旅行可以改變一個人，並產生「知行合一」的效果，但期待至少透過旅行能有「知易行難」之功能，並加深我們對於所處城市歷史脈動的認識。不幸的是，或許拜電子跟數位媒體媚俗傳播之賜，抑或是台灣人長期過勞之故，讓台灣人的旅行次數與機會雖然增加了，但仍僅止於一路的吃吃喝喝。若吃吃喝喝之旅可以昇華成為一國飲食文化的催生動力也不錯，但看下來，暴發戶式的大吃大喝，似乎仍是台灣民眾觀光模式的主旋律。

　　於是，膚淺的活動式人潮，湧向了各觀光景點與現場，宛如一陣蝗蟲過境之後，便「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徒留滿地垃圾。至於以媚俗熱鬧的活動抵換選票的政府，不只任憑那些曾留下各種歷史足跡的現場無端消失，更有甚者，則常以發展為名，淪為城市歷史文化的主要殺手。學者說這是「發展主義」之弊；我則認為，此乃是「無知」所導致，以為「發展」只能有一種長相跟想像。惡性循環之下，不要說城市裡的「知性」旅行，連可以在城市悠哉探險、品嚐城市的獨特風味，以感受城市的心跳呼吸聲，都在這種「躁動式」的觀光人潮急速湧入與快速退散之間，讓原可雋永體會與細緻品味城市紋理的心情，也都不可得了。

　　此外，近年以有閒階級品味所帶動的單車小摺風，在高雄市不斷地蔓延、拓染開來。市政府也隨此風潮加速單車道的修築，尤其沿著高雄港區的單車道，在假日或晚間，常會有許多單車族錯身而過。這種掠過耳際的單車「風」，是呼嘯的，而不是那種在城市大街小巷中穿梭的傳統鐵馬，由近而遠的「幾拐！幾拐！」聲。美其名是單車「休閒」，但這種休閒的內涵除了運動健身之外，幾乎與城市的呼吸脈動脫鉤，不再是城市紋理的一環，畢竟，在哪一個城市踩踏單車，似乎已無多大關聯，只有單車道的好壞之別罷了。

　　城市不該是外在於我們的「他者」，不該只是一個容器，單純地容納各路逐工作而落腳或離去的流動者。流動，曾被許諾成全球化之下的進步表現，駐足在地與深根則被視為是滯後與保守的。但是，連全球性的匯豐銀行都懂得喊出「global bank, local knowledge」，以實踐全球化的真實義──「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之時，認識並凸顯出所居所住城市的獨特性，便顯得至關緊要，不是嗎？

　　基於以上種種心情與考慮，個人便心生寫一本可讓人藉由城市探險的方式，感受屬於城市的生命點滴，以此貼近城市呼吸與脈動的另類旅遊書。高雄人曾經頭疼的是，外地朋友來訪，可以帶他們去哪裡玩耍？雖然現在不同了，有好多地方可去可看，但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到愛河、到高雄港區是要「看」什麼？看河跟港嗎？這河跟港和台灣其它地方的河與港有什麼不同？那景致相較於國外的河與港，又有勝出之處嗎？為了解決「看」什麼的焦慮，我們還是得從高雄城市的近現代身世與故事之謎著手，否則「看」將只能停留於表像式的直觀「視界」，而無法成為歷史想像式的縱深「世界」。更何況，高雄港區此刻正因許多工程而處於外觀巨幅變動之期！

　　因此，這本以具體場景或地點來拉開高雄港歷史身世卷軸的書籍，便如此誕生。過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滯留在海外，讓個人遲遲無法兌現帶領朋友導覽高雄港區的承諾。這本遲到五年以上的另類旅遊書，是個人將導覽解說落實為文字，創造出一種儘管「缺席」也可以導覽的可能性，以彌補長期以來虧欠朋友的芭樂票。

　　配合高雄市的單車風潮，以及市府的單車道興建，本書「站點」的選取，幾乎都是以單車可輕易抵達的地點為主，希冀單車族能夠「內在於」城市，認識城市與親近城市，而非對於踩踏經過之處全然無感，而產生「外在於」城市的窘況。同時，許多站點也是市民或觀光客會造訪的景點，若能藉此讓造訪者更深刻地認識尋訪駐足之處所曾寫就的人文風貌，提供到訪者親近城市脈動與傾聽歷史呼吸聲的機會，那麼，不論歷史過往書寫的是美麗，還是哀愁，我想都會讓旅人更容易愛上高雄的。

　　本書因為有具體場景、地點可資造訪，並讓探訪者有歷史想像的起飛基礎，而可被當成另類的旅遊書籍之外，本書也是一本歷史書籍。但筆者並非歷史學者，側重的也不是城市編年史本身；再者，由於筆者本身的專業是政經社會科學，所以場景地點的歷史事件背後，筆者採取的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科學的角度，進行事件解釋與歷史敘事。因此，本書更像是一本戰後高雄政經發展的歷史書。如果高雄現代身世的譜寫，反映的是台灣戰後政經發展的城市微縮表現，那麼本書雖是以高雄港區為主，但隱而不諱的企圖，實是希冀以高雄港區之發展，以為管窺台灣戰後政經發展歷史圖像的潛望鏡。是故，本書是一本高雄港區的深度與知性旅遊ＤＩＹ，也是一本戰後高雄發展身世的圖譜，更是一本由政經視角切入歷史發展，企圖重構台灣戰後發展「史觀」的書籍。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個人認為歷史事件與現象解釋的取徑，不論是採取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或文化人類學式的各種切入點，尊重史實乃是基本前提，這是本書以註腳附上資料出處的主要理由。此舉也方便那些想要在城市進行更深入探險的讀者，能以本書所提供之索引，做為進一步探深挖掘的基礎與可能。

　　本書的完成，得力於許多人的幫忙。怡萍的陪伴、造訪與照片拍攝，提供本書不少可「觀」的照片，一切點滴在心。此外，陳婉娥、姚開陽、吳庭和、何浩明、柯坤佑、陳以箴、周孟涵、洪琬棋、陳坤毅、李怡志、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旗山農會等朋友跟單位的協助，更讓本書蒐羅的照片更具可看性。好友翁緯華在舊報紙資料收集上的幫忙，不僅豐富了本書的故事內容，更可為史實的交叉比對之用，委實感動。同時，協同訪問與採擷口述歷史的伙伴：廖沛怡、詹力穎、陳婉娥、胡耿豪、孔瓊徵等，不僅讓本書歷史故事更具「人味」，也讓本書運用的歷史素材在檔案、舊報紙之外，有更多口述資料可供使用；當然，這一切還是得歸功感謝這些接受訪問的受訪報導人，沒有你們的生命故事，本書必定枯燥許多。至於，慨然贈序的前輩朋友曾貴海醫師與蔡炳煌醫師，對於他們的提攜愛護，銘感五內。還有陳美君的耗時校讀，大大降低本書疏誤之處，委實感恩。

　　值此台灣觀光業在國民與外人抵台旅遊推促之下蓬發，但國內旅遊卻在媒體全台飲食大發現的推波助瀾之下，幾乎淪為「吃吃喝喝蝗蟲過境旅」；至於外國人抵台觀光，則淪為廉價旅行團的「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吃飯兼拍照」。無論本國人或者外國人，從來就沒有正視過我們所居所住的城市，遑論傾聽屬於城市的歷史心跳聲。記得十八世紀的義大利劇作家哥爾多尼（Carlo Goldoni）曾言：「聰明的旅人，從來不會看低自己的家鄉。」這份心情，真的值得吾人把握學習。捫心而問，除了吃之外，對於我們所處的城市，我們又了解了多少呢？

　　就在準備啟程之際，想起英國親王菲利普那句名言：「觀光業？不過是國家在賣春！」（Tourism? It's just national prostitution!），然而這句尖酸刻薄的話，套在台灣，都仍嫌恭維；畢竟，我們連自己的「春」（可賣的優勢）在哪、是啥都不知道的時候，我們賣了身，還會被嫌髒，端看中國觀光客對台灣的品頭論足，便略知一二，不是嗎？

陳奕齊　於小時候生活咖啡館

　　我一直相信，「旅遊」可能會改變一個人，只要我們用「旅者／旅人」（traveler）的心情，而非走馬看花、吃吃喝喝的「觀光客」（tourist）姿態。而改變一個人最劇的旅行個案，我想，非拉丁美洲浪漫的革命家切．格瓦拉莫屬。

　　一九五一年，患有氣喘的二十三歲醫學院學生格瓦拉與死黨阿爾貝托，以一輛摩托車滿載行囊和無限憧憬，親身體會這個受到殖民者蹂躪五百年而傷痕累累的拉丁美洲大地，以及親炙這大地上依舊深受苦難不義鞭笞的眾多生命。這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現實上，如格瓦拉者畢竟少數，吾人不奢求旅行可以改變一個...

序一　　　　陳　菊
序二　　　　曾貴海
序三　　　　蔡炳惶
自序　　　　陳奕齊

Ⅰ　愛河
Ⅱ　13號光榮碼頭區
Ⅲ　12號真愛碼頭區
Ⅳ　打狗五金老街
Ⅴ　3號香蕉碼頭區
Ⅵ　旗后
Ⅶ　旗津大陳聚落區
Ⅷ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Ⅸ　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Ⅹ　高雄港第二港口

序一　　　　陳　菊
序二　　　　曾貴海
序三　　　　蔡炳惶
自序　　　　陳奕齊

Ⅰ　愛河
Ⅱ　13號光榮碼頭區
Ⅲ　12號真愛碼頭區
Ⅳ　打狗五金老街
Ⅴ　3號香蕉碼頭區
Ⅵ　旗后
Ⅶ　旗津大陳聚落區
Ⅷ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Ⅸ　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Ⅹ　高雄港第二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