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外的最後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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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愛、親密關係、感恩與奇蹟，一則美麗、真摯且極為重要的故事。我們都了解生命短暫而寶貴的抽象觀念，或者至少，我們自以為了解，但對大衛‧蒙納許來說，一位在三十四歲被診斷罹患末期癌症的熱血青年教師，這個觀念絕不抽象。他滿心對生命的單純敬畏，踏上巡...

1

我的左耳在耳鳴。我沒有多想，只覺得那是類似遊樂場旋轉飛椅一樣的魔音穿腦，差只差在嗡鳴來自頭部的裡面，而我置之不理，在幾個月後，有一天，魔音化為顫抖，以我的臉部為起點，橫掃整個左半邊的軀幹，後來更擴散到腳尖。該看醫生了，蒙納許，我這麼告訴自己。寶拉幫我掛號，她一手包辦了我們婚姻生活中需要管理的大小事。要不是有寶拉，在我想起電費帳單還沒付這件事之前，電燈都不會亮了。

我掛了我平常會看的一般科醫生的門診，被轉到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判定我該看神經科。神經科的醫生叫保羅‧丹斯基，年紀很輕，只比當時三十四歲的我大一點點，似乎是個很酷、很直率的人，我喜歡這種人。我希望他會將我的症狀歸因於一條緊縮或痙攣的神經，但他送我去做一連串檢驗，統統都有縮寫，如EEG（腦電圖）、EKG（心電圖）、CAT（斷層掃描）、MRI（磁振造影）等。前三項的結果正常，讓我鬆了一大口氣。丹斯基醫生說，最後一項磁振造影，絕對可以看出端倪。檢驗報告要幾天後才會出爐。沒人喜歡等待，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專注在一項絕對可以占據我心思的事。我埋首於工作。

珊瑚礁高中，號稱邁阿密的超級磁鐵學校1，可不是沒有憑據的。來自全美各地的學生搶著就讀我們的六種大學預科：國際文憑、農業科技與工程、商業與金融、法律與公共事務、健康科學、視覺與表演藝術。篩選的方式是抽籤，但視覺與表演藝術不抽籤，採面試制，競爭很激烈。有這麼多志在演藝事業的年輕人在我們學校就讀，所以校園裡很有電影《名揚四海》2的味道。走廊上隨時有練歌、練舞的年輕男女。只要身處其中，你的心情就會忍不住好了起來，在我生病前，我沒有請過一次假。

我是一九九七年創校時的元老級教師，這是我的第一份教職工作，而且說真的，那時我也才二十五歲，並沒有比我的學生大上許多。在我任教的十六年期間，多半是帶十一年級的榮譽英文課3及大學預科英文4。我很愛看著這些十五、十六歲的孩子評量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抉擇：未來的職涯、感情生活、要住在哪裡、上哪一間大學、念什麼科系，同時，他們學習開車、找第一份工作，他們試探毒品、酒精、性愛、自我定位與自由，那是孩子們的超凡時期。神奇的是，儘管他們才開始一步步地變得獨立，經常熱切地想要更多，但多半還沒有對學校感到厭倦。能夠參與他們的蛻變過程，真是一項殊榮。

我樂於做個不同凡響的老師，而我向孩子們表明這分熱忱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永遠敞開教室的大門。午休時，多半會有五、六個到十幾個學生跑來我的教室。在許多日子裡，會有人排演台詞、唱歌、跳舞、演奏小提琴或吉他。偶爾會有人為了男友或難看的成績哭泣，這多半發生在第一堂課之前或放學後，其餘時候都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我得知診斷的那一天就是如此。

那是我最愛的感恩節前一天。

我坐在辦公桌前，跟我最投緣的同事丹妮絲‧阿諾坐在一邊，她教四年級5的榮譽英文課。嬌小的丹妮絲胃口就像小鳥，即使吃東西，通常不過是從她收在辦公桌裡的一包M&M巧克力裡摸幾顆出來。我午休常會買健康的餐點，存心要引發她的罪惡感，好哄她吃個幾口。那天，我們分食一份從自助餐廳買的沙拉，開玩笑地說著我們運氣真好，因為這次我們塑膠容器裡除了萎軟的生菜跟濕糊的麵包丁，還多了小黃瓜。孩子們來來去去，快吃完時，我的手機響起了舊版馬力歐兄弟電玩的鈴聲。我打開手機，在螢幕上看到我醫生的名字。

「哈囉？」我說，從桌子前站起來。

「我是丹斯基醫生的護士。」電話另一端的聲音很哀怨。「你的檢驗報告來了。」

或許是我生性樂觀，向來認為凡事都會平安落幕。我開心地說：「啊，太好了！結果怎樣？」

她遲疑一下，我感覺到心臟在顫抖。「不，你得來一趟，找人陪你來。」

我覺得肚子好像被她踹了一腳。「我在學校，要晚點才能去。」

恐懼實在擅長玩弄人心，我八成是希望只要我說不能馬上過去，死命抓住電話響起前的正常生活，就能扭轉結果，讓護士改口：噢，沒關係，我們安排其他時間好了，但她沒有。

「不用擔心時間，醫生會留下來等你。」她說。

這下子，她好像是用釘鞋踹了我肚子一樣。

「好。」我說。

我很快地關閉了手機，轉身看著丹妮絲，她張口結舌，憂心地瞪大了眼睛。我說：「檢查報告出爐了，醫生要我去聽結果，不見得就是壞消息。」我的朋友以安撫的目光看著我說：「不會有事的，大衛，我知道一定沒事的，拜託！你可是天下無敵的耶。」

天曉得我怎麼捱過下午的課，但我記得有些時候，我跟學生討論到渾然忘我，把醫生的事拋到九霄雲外。下班後，我跟丹妮絲走到停車場，我們聊了可能發生的情況、我的現狀等等。走到車子時，我轉身對她說：「一切正常的日子就到此為止了。」要是時間可以凍結就好了。

我鑽到車子的方向盤前，將廣播的音量調高，走帕爾梅托快速道路北上去接我太太。寶拉在邁阿密另一間高中教歷史，她沒有駕照，都是我載她上下班，這是我們的例行公事。一如往常，我到的時候，她已在學校外面等我。她坐上副駕駛座，我調低音樂的音量，告訴她這個消息。

她試圖冷靜，驚慌的程度卻顯然不輸給我。

去看醫生的車程似乎沒有盡頭，對我來說卻太短了。我滿腦子想著只要拖延聽到檢驗結果的時間，假裝天下太平的時間就越久，我口乾舌燥，胃揪成一團。寶拉試著要閒聊她今天工作的情況，我很感謝她的好意，但我一個字都聽不進去，只是不斷上上下下地點頭，還有努力地喘過氣來。

我們到的時候，丹斯基醫生果然在。護士兀自為我們指出他的辦公室，不和我們對上視線。辦公室的門是開著的，我跟寶拉走進去，丹斯基醫生坐在桌子後面，褐色的頭髮理得比上次見面時短，他披著白色的實驗室外衣，脖子上掛著一副聽診器，說了「請坐」後，他指著面向他桌子的兩張棕黑色系的塑膠椅。他說出我聽不懂的醫學術語，多形性神經膠質母細胞瘤？我連念都不會念，更不懂是什麼意思。「好，」丹斯基醫生說，「我們來看片子。」

在他背後，大大的電腦螢幕上有個不祥的影像，依我看，那一大坨洶湧迴旋的黑黑、白白、灰灰的糊狀物，很像羅夏克墨漬測驗的圖案。醫生轉過身，指著螢幕，就事論事地說：「那是你的大腦。」我調整椅子的位置，好看個清楚，寶拉站了起來，走到我背後。我根本不曉得自己看到的是什麼。他指著灰色背景上的一團白色玩意兒，感覺像氣象報告上會有的東西，就是都卜勒雷達螢幕上的颶風雲。我頭裡面的颶風是腦瘤，這個解釋夠淺白了，但我有千百萬個問題，我做老師的職業病發作了。

「所以那是什麼意思？」我問。「是良性的嗎？」我想得太美了。

丹斯基醫生放下寫字板跟筆，直視我的眼睛，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動身體。「大腦的腫瘤都不是良性的。」他說。

「像癌症那樣嗎？」

「對，是癌症。」

他乾脆朝我的太陽神經叢狠狠揍一拳算了，我吸不到空氣。我覺得自己被擊垮，感到空洞。醫生看到我臉上的驚駭，試圖減緩他剛才引發的震撼，說道：「但我們還不清楚你的病情，大衛。我們得做切片。」切片幹嘛？他都說是癌症了。「我們需要一些資訊。」丹斯基醫生說。「我們得了解它的成長速度，說不定它已經在那裡二十年，一直龜速生長。」

好，我心想。切片我還應付得來，但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們得切開我的顱骨。

「暑假可以嗎？」我問。

他噘起嘴巴。有時候，當學生提出特別天真的問題，我也會那樣地噘著嘴。

「不行，那拖太久了。」他說。

「好吧，那聖誕節假期呢？只剩一個月了。」

「我真的不曉得你能不能撐那麼久。」他說。

我猛然往後縮，就像是被甩了一記耳光，打擊接二連三地來。不治療的話，預估壽命大約是兩個月，丹斯基醫生說。我環顧他的辦公室，牆壁被漆成醫院手術服的顏色，只是色澤更淡，裝飾品是一張脊髓跟大腦的海報。角落有一張鋪了乾爽白紙的不鏽鋼檢驗台，一切都冰冷淡漠。當別人跟你說你的大限已到時，最起碼不是應該挑個舒適宜人的環境嗎？「我可以維持現狀多久？」我問，但其實我心裡有數，能夠維持現狀的時機已經過了。

寶拉隱忍著情緒，但我控制不了，我暫時告退，走到外面的停車場打電話給我的哥哥雅各。他大我八歲，是一位自由接案的編輯兼記者。儘管工作繁忙，他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支持我。雅各是我的磬石。當我聽到他的聲音，我放聲痛哭，幾乎說不出話。腦癌、末期、只剩幾個月可活。我才三十四歲，可惡。我熱愛工作、我熱愛妻子、我熱愛生命，雖然聽起來可能像陳腔濫調，但是當你被宣判死刑，你真的會兀自心想：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這場噩夢幾時結束？

這就是我一邊哭、一邊對雅各說的話。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我一向認真地做個好人，我努力要把事情做對，我是不是撞到頭了？吃了不該吃的食物？「大衛，」他最後說，「你一定要堅強起來。」這就是我老哥，要抬頭挺胸，撐過難關，鼓起勇氣。為了雅各、為了寶拉、為了我的學生，我要勇敢，我不要一副虛弱、無力、失控的樣子。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氣，再深呼吸，而那些完全出乎意料的話語不知道從哪來的，就從我嘴裡說了出來。

「別擔心，我可以搞定的。」我說，聽到自己這樣說很奇怪，更怪的是我還知道自己辦得到。



2

在縱情地大哭了一場後，我和寶拉在感恩節開車到我父母家，一份要命的診斷書帶來的改變可真大。之前，我迫不及待地想過感恩節，這是我最愛的節日，只有在這一天，媽媽會豁出一切，將她的上等銀器、精緻瓷器乃至敲一下就叮叮響的水晶高腳杯統統搬出來用，至親們都會在場：老爸老媽，雅各跟他老婆陶兒，他們的兒子伊曼紐、諾亞，還有我大哥莫里斯、大嫂蜜雪兒跟他們的兒子雅各、柴克（我們家族超過三十年沒有生女兒），近親也會來。這頓飯通常有二十到三十五人左右，我們得動用長長的折疊桌，從餐室排放到客廳，才能容納每一個人的位子。我們身處的氣氛總是和樂融融的，在五點前後，賓客就會陸續出現，雅各跟我會擔任酒保的角色，而其他人就坐著閒話家常，等著吃大餐。重頭戲會在大約七點上場，主菜必然是一隻大得像豐田Prius的火雞，還有各式各樣的配菜。

我父母住在彭布羅克派恩斯市中一個色彩柔和的小住宅區，距離邁阿密約四十分鐘的車程。寶拉有學習駕照，但平時除非萬不得已，否則絕不坐上駕駛座，這次卻主動提議要開車，我心裡頭鬆了一口氣。我已經決定以堅強的態度告訴父母我罹患癌症，但我很害怕這場對話，想先做心理準備。我知道媽媽會崩潰，感恩節對她來說是一年中最特殊的日子，說什麼也不能毀在我手裡。

我跟寶拉到的時候，從紐約搭機前來的雅各一家子，在幾個鐘頭前早就到了。當我們都坐在客廳時，我心想，不如趁這個時機向父母報告病情，客人還要幾個鐘頭才會到，大家會有將情緒平穩下來的時間。我對自己的肢體語言極度敏感，試圖藉此傳達我的自信：往後靠、腿交叉著、手臂不交疊、擺出放鬆的樣子。我父母就坐在我對面的雙人沙發上（他們即將慶祝結婚四十七週年，仍然坐得很近) 。

「那個，」我的口吻輕鬆得像報導地方氣象，「丹斯基醫生告訴我磁振造影的結果了。」

我媽的臉都僵了。

陶兒察覺我們好像要談正事，不然就是雅各有先和她說了，總之她起身就把孩子們帶過來，並參與對話。一開始，我擔心十一歲跟八歲的孩子年齡太小，不適合聽我接下要說的話，可是有侄子們在場，卻讓我更有保持鎮靜、安撫家人的動力。

「喔？他怎麼說？」媽媽問。

看到她眼裡的擔憂，我好想哭，但是一哭就會破壞我的目標。我宛如鸚鵡學舌，說出醫生講過的話，搬出同一套我後來查維基百科才搞懂的醫學術語：「多形性神經膠質母細胞瘤是人類最常見也最具侵略性的惡性腦瘤，屬於神經膠細胞病變，百分之五十二的功能性組織腦瘤及百分之二十的顱內腫瘤是多形性神經膠質母細胞瘤。這種病極為罕見，每十萬人會有兩至三個病例，治療方式包括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和手術。」我說出最後一部分：「接受治療的中位存活期6是十五個月，不予治療的中位存活期是四個月。」

我母親迸出淚水，專門用在悲傷到不能自已時的那種眼淚，那嚇到我了，我為之心碎。「媽，」我安撫地說，「我真的很愛妳，但妳先冷靜冷靜，我會好好的，一切都會沒事的。」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她在號哭間吐出了話，我看看坐在我旁邊的寶拉，希望她有什麼答案，但她默然無語。因此，我決定像醫生一樣，實際說明我出了什麼毛病，我將兩隻拳頭靠在一起，說：「大腦就這麼大。」我張開右手。「這隻手代表我健康的大腦，因為這顆腫瘤越長越大，導致我的大腦在顱骨內受到擠壓。」我握起右拳。這時，十一歲的侄子伊曼紐開口了，他問：「你怎麼會生這種病？」好問題，我心想，並誠實作答：「不知道，有的人就是會生病。這種病很罕見，病患絕大部分是嬰兒或很老的老人。其實，我的狀況算運氣很好了，我的身體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而且強壯，打倒病魔的勝算最大。」連我都覺得自己講得很有說服力。

我父親是藝術家，感情細膩，能藉由顏料優美地表達自己的感受，但是如果要用言語說出自己的感覺，卻常常會詞窮，而他面對這件事的方式就是否認。「好了，」他最後以一貫的簡扼風格說，「你可以搞定的，你會沒事的。」任務達成，爸爸變更話題，聊起罹患癲癎症的朋友們（好歹我得的不是那種病！），我們就像是癌症這個詞還沒入侵我們生活之前一樣的樣子，開始閒話家常。

稍後，大家都到齊了，在親戚跟家族的朋友們面前，我盡量擺出平時的樣子，無憂無慮，隨時準備玩個痛快。就我所知，其他人還沒聽說我生病，暫時不提病情的話題應該不難，但我錯了。雅各跟我在調酒、倒酒時，家族成員丹尼晃過來說：「聽說你生病了。」我調整呼吸，立即扮演起我為父母演練過的角色，努力雲淡風輕地說：「對啊，醫生要檢查我腦袋裡的東西。」他問：「癌症嗎？」我嘆了口氣，很努力裝出完全不在意的態度：「現在連切片都還沒做，什麼都還不知道。」對，我試著輕輕帶過這件事，可是丹尼不買帳，又問：「哪一種癌症？」我前一天晚上都在研究醫生給我的資料，而現在我就轉述給丹尼聽，那些術語對他來說實在太深奧，他聽得一頭霧水，就像我第一次聽到時一樣，也聽不太懂。「多形性神經膠質母細胞瘤，」我說，「直徑四十三公釐。」丹尼呆呆瞪著我，所以我換個說法：「我的右顳葉長了一顆跟高爾夫球差不多大的腫瘤。」

「你感覺還好嗎？」他問。

不曉得怎麼回事，我竟然放縱自己自暴自棄，瞞著沒說的話全部都說了出來。我描述了整個左半身所感受到的刺麻痛楚，還有令我覺得噁心又疲倦的痙攣。「一天會發作至少五次，」我說，「每次都像被電擊一樣。」我又再看他一眼，這次，他眼裡閃著淚光。「真的很遺憾。那太可怕了，我真的感到很遺憾。」他說了一遍又一遍。我說我也很抱歉，很抱歉我一時鬆懈，毀了他的感恩節。

在那一刻，我告誡自己：我，不准再大嘴巴了！對人說出癌症的真相是很不厚道的，別人只需要聽到可以解除他們心理壓力的話。反正他們對你的病無能為力，從今以後，跟他們說：「我沒事！」如此一來，他們就會覺得：「太好了！他沒事！」

看到丹尼的反應，我體認到，我要是詳細地交代我的健康狀態，別人就會開始畏縮，不再跟我提他們自己的困擾，生怕自己會加重我的心理負擔，我才不要那樣。我知道癌症會改變我，但我絕不容許癌症奪去我重視的個人特質，其中我最重視的就是樂觀和同理心。我向來是幫人加油打氣、伸出援手的人，所以我極不願意做的事就是自憐自艾、開口求助。

就這樣，我開始扮演隨後六年的角色。

你好嗎？

沒什麼可以抱怨的啊！我很好！你好嗎？

我越演越上手，最後就相信了這個角色。

那一晚從父母家告辭的時候，我堅持親自開車。我心愛的野馬再開也沒幾次了，不久我們便將車子換成比較實開的車款，我覺得新車看來像一台大型烤麵包機，但感覺上足以保障寶拉的駕駛安全。十三年來，我載著她四處跑，不論是買菜、看醫生、去買她的每一雙鞋。現在她說要去考駕照，我了解了這件事的諷刺，她明白她不能再繼續依賴我，我靠不住，恐怕她還沒學會並排停車，我可能就走了。

在午夜時分，我把車停在我們家的車道上，寶拉立刻上床，但我睡不著，決定起來準備下星期一的課。我在桌子前坐下，慌亂的心情像一道閃電撼動了我。我心想：學生們！我得請假去做切片，我沒跟學校請過假，他們會問我為什麼請假，我要跟他們說什麼？我究竟能說什麼？

那個週末，我清醒著的每個小時都在準備這場談話，操練到我滿意為止。我反覆重寫稿子，在鏡子前對著自己練習，確認我的表情可以配合我要傳遞的訊息，到了週日午夜，我已經操練到滾瓜爛熟。

3

我準備就緒，連踏進教室的步態也排練妥當，我的步伐必須恰到好處，自信、自制。當我在週末演練「我得了腦癌」談話時，就覺得應該動用道具，但這主要是為了孩子們，而不是我，我認為道具可以轉移他們對我醜惡病情的注意力。青少年很敏感（我知道這樣講太客氣了），對很多學生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疾病，我不能搞砸，我必須說明我的病情，但不能嚇到他們，也不能令他們覺得跟我有隔閡（我很訝異地發現，居然一堆人以為癌症會傳染）。我的癌症是瞞不了人的（畢竟，我很清楚我之後的命運，如果我運氣好到還有「之後」可言的話），手術、化療、放療的後續影響，絕對會洩我的底。

此外，我對這些孩子從來沒有秘密。我堅決主張做人要誠實坦白，即使真相很可怕，即使公開真相會招致不愉快的後果也是如此。多年來，我親眼看到了在課堂上開誠布公的好處，看到學生因而得到了唯有以真面目示人才會有的自由解放感。每個學期，在我們例行的誠實待人待己的討論後，必定會有一個男孩或女孩向全班「出櫃」，我還沒見過哪一次擦槍走火。我看過孩子們承認以刀割或火燒自戕，還有不少其他的個人事實或痛苦真相。我知道吐露真相對他們來說很困難，他們確實很勇敢，我看到當我和他們的同儕全然接納他們的真實樣貌，他們的人生也隨之轉變。我看到學生們卸下了秘密的重擔以後，立刻茁壯起來，他們本人跟同窗們都學會了寶貴的一課：信任帶來尊重。我需要學生們知道因為我對他們極具信心，所以我跟他們分享人生最神聖的一段旅程：死亡。我只需要採用能讓他們感到安全的方式就行了。身體力行你的教誨，我告訴自己：孩子們有權知道，他們要陪你走這一段，讓他們接受這件事。我有一隻戴著帽子的填充企鵝，那帽子看起來其實像髮辮，我覺得它或許可以讓我的告白活潑一點。我不曉得企鵝哪來的，一定是哪個學生送我的禮物，我很高興能在週末找到它，並且靈光一閃，將它命名為溫斯洛。

星期一，燦爛的一天，就像一張水色的邁阿密明信片。我大步走向上第一堂課的學生，臉上掛著笑容，懷裡抱裡溫斯洛。「早安！大家今天好嗎？」我拉出桌子後面的高腳椅，讓溫斯洛坐在上面，自己站在高腳椅後方，待在溫斯洛右後方一點點的位置。「我有事要宣布，現在把桌子靠攏一點。」孩子們暗暗竊笑，你看我我看你，好像確定我終於瘋了。「好了，我們要做什麼？」他們問。「你現在在玩什麼把戲，蒙納許？」我跟他們一起哈哈笑。

大家都坐定好之後，我看著溫斯洛，就開始說話：「我跟大家說過，我最近身體不太舒服。」我語氣很爽朗。溫斯洛點頭附和。「記得我的耳朵會耳鳴嗎？」我問。「好消息是，我的耳朵沒問題！」我收起小腹，說下去。「但我做了其他檢查，發現我長了腦瘤。」我抬頭看著學生。

片刻前，那些還在嘻嘻哈哈的孩子們反應很大，現在他們神情嚴肅、鴉雀無聲。「腫瘤是什麼？」有人問。「一個會長大的東西。」我說，而突如其來的滿室寂靜令人迷亂，我的教室一向充滿學習與分享的喧鬧。另一個女學生發言：「我叔叔得癌症死了。」她湧出淚水，有另一個人提問：「你會死掉嗎？」我說：「遲早會死，但不是現在。」

我看得出這個消息令他們很難過。我想到了家族成員丹尼，知道自己必須趕緊恢復鎮靜。「嘿，」我說，「沒理由喪氣，我有大好的人生！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擔子要扛，而這是我的擔子。」我將溫斯洛擺到一邊，開始精神喊話，說我哪裡都不去，想甩掉我，可沒那麼簡單，然後我複誦我的新箴言。

「別擔心，」我說，「有我就搞定了。」





我在那一堂課上，我坐在第一排，每次都是。蒙納許老師帶著溫斯洛走進來，剛開始，我不知道那是要幹嘛的。然後他開始說話。一開始，他的口氣像是要跟我們說故事，他都從講故事開始上課，可是我聽到了「癌症」這個詞，我在錯愕之餘就哭了。我以為他第二天就不會來學校，我覺得很無助、很孤單。以後不能上他的課是很慘，但永遠沒機會遇到他的學生更慘。

他是那種一輩子才碰得到一次的老師。這樣的老師教你的事情，會在上完課很久以後還記得。他很尊重我們，我們也很尊重他，拜託，他說我們可以在上課時寫紙條耶。他說：「我是英文老師！憑什麼不鼓勵你們閱讀和寫作？」但他的課非常引人入勝，你連寫紙條給朋友的念頭都不會有，你只會忙著聽進每一個字，融入其中，好好學習。

我受不了他會離開我們的想法，更受不了他在未來幾年受苦。我不曉得該說什麼或怎麼辦。唯一能做的就是哭，然後他說了一句我永遠不會忘的話。「別擔心，有我就搞定了。」這輩子還沒有誰讓我這麼引以為榮。當我走出教室時，我的心滿溢，而且我掛著微笑。

─吉賽兒‧羅德里格斯

珊瑚礁高中／二○○八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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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耳在耳鳴。我沒有多想，只覺得那是類似遊樂場旋轉飛椅一樣的魔音穿腦，差只差在嗡鳴來自頭部的裡面，而我置之不理，在幾個月後，有一天，魔音化為顫抖，以我的臉部為起點，橫掃整個左半邊的軀幹，後來更擴散到腳尖。該看醫生了，蒙納許，我這麼告訴自己。寶拉幫我掛號，她一手包辦了我們婚姻生活中需要管理的大小事。要不是有寶拉，在我想起電費帳單還沒付這件事之前，電燈都不會亮了。

我掛了我平常會看的一般科醫生的門診，被轉到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判定我該看神經科。神經科的醫生叫保羅‧丹斯基，年紀很輕，只比當時三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