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當心理醫生也得到了憂鬱症

第一部

一九九○年一月五日

我和九歲的病人史蒂芬妮坐在辦公室的地板上玩「抱歉」遊戲。「抱歉」是一種簡單又好玩的遊戲，年紀很小的兒童也會玩，但是心智成熟的大人往往卻難以忍受，有時候眼看就要到「家」了，情勢卻因為對手的致命一擊而急轉直下，不得不重新回到「起點」。這種遊戲瞬息萬變，一路領先的人可能一敗塗地，劣勢者卻能反敗為勝。

當史蒂芬妮第三度打敗我的時候興奮地大聲歡呼。每次她讓我的棋子重回起點時，總是拉長聲音低低地說：「抱——歉。」聲音裡愉悅的成分顯然多於同情。我看了一下鐘，同時也讓她知道時間快到了。我們把棋子收進盒子裡，然後她把盒子放回架子上。我站起身來，不料衛生棉條竟然掉了出來，落在我的鞋子上。我們都嚇了一跳，瞪著那玩意兒，我結結巴巴地說：「我的天啊！」

史蒂芬妮原本是個相當沉靜的孩子，這會兒卻大笑不止，我也被她傳染得笑個不停。我趕緊把衛生棉條包起來，塞進公事包，史蒂芬妮則驚魂未定，大叫著：「完美的曼寧醫生要散掉了！」

史蒂芬妮衝進擁擠的候診室，比手畫腳地向父母描述剛才的情景，看樣子整個候診室裡的人都很喜歡這個故事，我可以看到他們躲在家庭婦女期刊和世界地理雜誌後面偷笑。我的朋友艾德在大廳裡碰到我時，還隨口問我：「這不會是妳在潛意識裡洩露了妳的性需求吧？」

一九九○年一月八日

我的辦公桌堆積了太多東西，它們根本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力。其中有一堆標著「待辦」的文件靜靜地等著，在那裡待得太久，都開始褪色了。桌上還有四罐喝了一半的健怡可樂，裡面是早已失味的褐色液體。旁邊是一個有缺口的咖啡杯，裡面有幾根吃了一半的糖果棒，那是我和罪惡感掙扎後的結果。另外還有逾期兩個月的電話費帳單、三張國民健康保險表格在那裡向我招手。最近我實在太忙了，於是把一些還沒拆封的信件，堆放在一堆我遲早要看的文件中。每天傍晚我離開辦公室時，總會有一種神奇的想法，希望在一夜之間，這一團混亂能自動恢復秩序，不過這就像我把鋁箔箱堆進亂七八糟的櫥櫃裡，然後趁著東西還沒坍落前趕緊關上門一樣。我總是盼望時間一久，櫥櫃裡的東西會自動排列整齊，於是每當我打開櫥櫃，被滑落下來的包裹砸到頭時，都會大吃一驚。

我幻想有一個女人和我一樣忙碌，但是她總是在東西到了辦公桌之後，就會立刻將它們處理完畢。她不但能及時繳付帳款，甚至還有空做臉、洗牙，知道孩子的抽屜裡裝滿了乾淨、摺疊好的衣服，也曉得三天後家人的晚餐要吃什麼。每天都能在上床睡覺前把事情料理妥當。日程表上的每一個項目都畫上「×」。我恨她。

九九○年一月九日

我發動閃電攻勢。一星期前，聽說國家衛生研究所有一項提供初級研究人員獎助金的計畫。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展開了一連串狂亂的活動：和獎助單位聯繫、構思研究計畫、估算經費、找人寫推薦函、徵詢意見，還要把所有的資料輸人電腦。我已經連續兩天沒睡覺了，精神卻好得很。我依靠抽菸和健怡可樂、咖啡、甜甜圈的營養支撐著。午夜時分，我埋首電腦前，房子的其他部分一片黑暗寧靜，我突然有一種超越沉睡世界的優越感。即使我花了這麼大功夫，還是不確定是否能在期限前完成研究計畫，不過，我的腳已經放在油門上了，我打算把它踩到底，這油門還不曾讓我失望過。

一九九○年一月十二日

申請獎助金的研究計畫終於完成了，距離下午五點的最後期限只差三分鐘。部門主管特別派了一位實驗室助理，幫我把計畫送到國家衛生研究所。在我們慌亂裝訂時，我發現打錯了一個字，幾乎要哭出來，然而已經來不及修正了。我只好把整本計畫和相關信函裝進紙袋裡，交給助理，拜託他在不違反重大交通規則的原則下，飛車盡快送到。他答應我在紙袋蓋上收件章後，立刻打電話給我。

接下來一小時，我開始會見辦公室外大排長龍的學生，為他們解答學業上的問題。電話鈴響時，我整個人跳了起來。助理告訴我他在最後一秒鐘趕到了，我不曉得向他說了多少個謝字，並且保證以後絕對不會再把時間逼得這麼緊。但是話還沒有完全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在說謊。

一九九○年一月十四日

過去一個星期，時間飛也似的過去了，讓我覺得自己似乎擺脫了重力的束縛。然而，今天我卻清楚感覺到自己並沒有那種能耐，因為我把其他的事情都搞砸了，這就是發動閃電攻勢的代價。我重重地摔在地上，我在那份研究計畫上費力太多，現在必須承受可怕的後遺症。我想那是因為我飛得太靠近太陽，當我高高在上時，完全忘了自己已經透支太多。

一九九○年一月十八日

房子髒得要命，到處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沿著客廳牆壁是一排深綠色垃圾袋，裡面是要捐給救世軍的舊衣物。這些袋子堆在那裡太久了，我們開始把外套和背包都往上堆，好像它們已經成為一種很有創意的家具。大門旁是一堆從圖書館借來的書，由於過期太久，郡政府可以為這些逾期未還的書的罰款，大幅增列預算。在放掃把的櫃子裡，有一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買回來的

馬鈴薯，現在已經起了一些化學變化，而最讓我擔心的是，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那種味道。

我寧可買新的內衣，也不願意去碰地下室那些堆積如山的髒衣服。我甚至還穿布萊恩的內褲，那可不是名家設計、色彩繽紛的新潮內褲，而是有點笨拙的白色四角褲。如果哪一天我出了車禍，急診室裡的人一定以為我有穿男裝的怪癖。昨天我的內衣抽屜裡，只剩下一套情趣商店買來的黑色性感內衣。通常我是不會讓這種緊身玩意兒在我身上超過十分鐘的，不過今天我卻一路穿著它。從輔導學生，到三個小時有關統計方法信度的演講，以及會見幾個有希望直升研究所的學生，我一直感覺到內衣的存在，總覺得背後有幾根線拉著我的身體，而唯一稍可安慰的是，我今天的身材線條可是大大地改善了。

過去幾年來，布萊恩和我一直遵守諾言平均分擔家事，最近我們倆卻處在誰也不做家事的恐怖平衡狀態下。有一次我的朋友派特對我說，她差一點想買一條上頭寫著「我唯一做的家事就是…

第一部

一九九○年一月五日

我和九歲的病人史蒂芬妮坐在辦公室的地板上玩「抱歉」遊戲。「抱歉」是一種簡單又好玩的遊戲，年紀很小的兒童也會玩，但是心智成熟的大人往往卻難以忍受，有時候眼看就要到「家」了，情勢卻因為對手的致命一擊而急轉直下，不得不重新回到「起點」。這種遊戲瞬息萬變，一路領先的人可能一敗塗地，劣勢者卻能反敗為勝。

當史蒂芬妮第三度打敗我的時候興奮地大聲歡呼。每次她讓我的棋子重回起點時，總是拉長聲音低低地說：「抱——歉。」聲音裡愉悅的成分顯然多於同情。我看了一下鐘，同時也讓她知道時間...

序 聖馬大的憂鬱與放贖

——當一位心理醫師自己病了



憂鬱盤踞我 像 濃雲壓著天空

陽光穿不透 雨也下不來

只有無止盡的瀰漫

如人間有恨綿延不絕

—拜倫

在醫院的病歷中，有一部分是記錄病情變化和治療進展的，稱為progressive note，慣例由醫師填寫。病人有時會要求查看病歷，好像有關自己的私密被記錄了，自己有權利知道；這種要求也會讓醫師覺得觀察治療病人的權威被質疑而感到尷尬。有人建議不妨病人書寫一份自己的病歷。

精神醫學的發展，仰賴很多病人敘述自己的內心經驗，提供精神病理現象學的知識。本書就是一個例子，作者瑪莎•曼寧在重度憂鬱症的漫漫長夜裡，仔細地記錄自己前後兩年的情緒和生活狀態。她採取的日記自傳體方式，是一種難得的病傳（pathography，一稱病蹟學）寫作。由於作者本身是個心理治療師，她的紀錄也是反覆自我觀看的過程。讀者從中可以發覺，當一個心理醫師自己生病時，如何逐漸解構自己的醫師角色，認同純粹的病人身分。這本著作可以說是另一類不假手於醫師，比較切近自我真實的「病歷表」。

憂鬱有許多描寫的方式，有像沙岡小說「日安」式白色透亮的憂鬱；也有詩人拜倫的黑色沉淪式憂鬱。每個人都有過憂鬱的經驗，對這種情緒並不陌生，憂鬱有時的確是浪漫的，富有創造性；但也可能是毀滅性的病疾，曾在古希臘時代被視為另一類瘋狂，這種瘋狂不是精神分裂病式的。憂鬱症患者有時會欽羨精神病患者的精力，嫉妒他們和上帝的某種聯繫，而自己已被上帝棄之不顧？假如人間有一種徹底絕望與虛無的病，那必是憂鬱症無疑，作者個人即是憂鬱症患者的治療師，但是在本身親歷這種絕望與虛無時，也驚異於其毀滅性的巨大力量。

瑪莎•曼寧是大學心理系博士班受歡迎的成功老師，病發那年春天正申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研究計畫。對於精神衛生學者而言，這個機構的研究計畫具有成就象徵的指標作用。無論發病是否和該計畫通過與否有關，她的確病得很深。憂鬱比死亡還沉重，像癌症在體內腐蝕一樣，患者會確信自己正邁向死亡，連自殺、加速死亡的力氣都沒有。如作者形容，感覺自己「像糞坑裡的屎一般」，渴望死亡是絕望的最後實現。不想死是恨自己，想死則是愛自己，自殺自是不足為奇。

憂鬱像隔代詛咒一樣附隨著作者的家族女性成員，包括妹妹的酒癮。瑪莎繼承了祖母的念珠和抗鬱藥物，像《刺烏》中的女性家族成員一樣，一個愛爾蘭天主教移民家庭的女性們，是否有著憂鬱等不凡的特質？

瑪莎•曼寧在娘家是堅強自信的大姊，婚後是操掌經濟權的妻子，先生在平時或她病中對她都很溫柔容忍。但是在這樣優越的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中卻仍然有著為數頗多的憂鬱症患者，其中是否有性別政治的意涵，作者其實不甚關心。日記中描述某次參與聖燭節女性團體的儀式，瑪莎自覺格格不人，在成員為女性身體祈福的過程裡，使勁隱忍自己的荒謬感覺。本書著作過程中，女性同伴們曾提示其「女性口敘文學」的立場，但作者似乎無意於此，倒是流產的創傷多次出現於片段敘述，憂鬱還有著比單純性別抗爭更深的意涵。

在尋求治療的過程中，最難堪的是作者原為一個治療者的威脅。她習慣於以心理治療師訓練有素的表情武裝自己，有時想大喊「我還是一名治療者」，不斷地粉飾、抗拒與隱藏所有治療的作用與副作用。恍惚時，主治醫師的形貌會倏而扭曲，成為眼神深沉，牙齒尖銳，身上長毛的狼人。自我的喪失與害怕被吞噬，是一種從控制者成為被控制者的跌落。

最後，電氣痙攣治療的效果讓作者逐漸康復。治療引起的暫時失憶作用，也讓她不再與自己爭辯；當她接受自己是病人時，憂鬱反而消失了。長期被誤解的電療，在素來反對生物精神醫學的心理治療師身上，弔詭地獲得一次平反。不過，最值得一提的是病後的曼寧醫師，她做了結紮，像要永遠解決憂鬱的詛咒一樣，迅速地經歷由生到死，又再重生。治療後，憂鬱有時不能完全消除，痛楚會冷不防地出現；但也會偶有頓悟：人生可能不如預期的稱心如意，甚至難免朝壞的方向走；經歷漫漫長夜的好處之一是，對陽光更加敏感。作者不再是以擅用美麗學術詞藻自豪的治療師，而是真正能伴隨憂鬱症患者，並且從他們身上得到更多的治療者。

精神疾病從發病到社會對待與治療，最後都會觸及人的存在等哲學命題。作者將生病前後兩次宗教避靜活動逐日用心寫出，藉以包紮自己的憂鬱症。瑪莎是作者的母親以聖經中勤樸、有信心的聖瑪莎（St. Martha）命名的。福音書中記載：當妹妹馬利亞在耶穌腳前聽道時，瑪莎一個人忙著伺候備餐，不被耶穌嘉許，更添思慮煩擾。在天主教文化中，瑪莎是家庭主婦與女服務生的守護神，她的角色也饒富現代性，性別解讀在這裡依然有效。

復原與寫作此書時的瑪莎•曼寧對憂鬱和生命的態度是謙遜的，齊克果曾引用瑪莎的兄弟拉撒路的死亡與復活，討論絕望與死病的關係。有信心盼望的時候，死亡的疾病仍不致於令人死亡，這種訓義切合於憂鬱症的治療，憂鬱是槁木死灰的病。國內宗教精神醫學的發展，仍然缺乏像《暗流――當心理醫生也得到了憂鬱症》這樣的論述。

序 聖馬大的憂鬱與放贖

——當一位心理醫師自己病了



憂鬱盤踞我 像 濃雲壓著天空

陽光穿不透 雨也下不來

只有無止盡的瀰漫

如人間有恨綿延不絕

—拜倫

在醫院的病歷中，有一部分是記錄病情變化和治療進展的，稱為progressive note，慣例由醫師填寫。病人有時會要求查看病歷，好像有關自己的私密被記錄了，自己有權利知道；這種要求也會讓醫師覺得觀察治療病人的權威被質疑而感到尷尬。有人建議不妨病人書寫一份自己的病歷。

精神醫學的發展，仰賴很多病人敘述自己的內心經驗，提供精神病理現象學的知識。本書就是一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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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聖馬大的憂鬱與救贖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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