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憂鬱症：憂鬱症治療大突破

第一章 勇於跳脫思維的窠臼（節錄）

我們都知道憂鬱症，它影響地球上每個家庭，但我們對它的了解卻意料之外地少。

關於這一點，我在接受精神科醫師訓練的頭幾年，有一天恍然大悟，而且還是在極度尷尬的情況下。當時，我在倫敦莫斯里醫院（Maudsley Hospital）的門診，為一名男子看診。我照著教科書教我的方法詢問對方，他說他的心情低落，生活中找不到一絲樂趣；每天凌晨時分醒來，就再也無法入眠；他沒什麼胃口，體重掉了一點；他對過去懷抱著罪惡感，對未來悲觀。我告訴他：「我認為你有憂鬱症。」「我知道啊。」他很有耐心地告訴我。「所以我才要我的家庭醫師把我轉介到這裡。我想知道的是，我為什麼會有憂鬱症，你能幫我嗎？」

我試著解釋「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亦稱 SSRI）之類的抗憂鬱藥物以及它們的功效。我喋喋不休著血清素，搬出理論解釋：要是缺乏它，就會引發憂鬱症。資深的精神科醫師在這種場合裡，都是泰然自若地用失衡這個詞。「你的症狀可能是因為大腦裡的血清素失衡，SSRI 可以讓它恢復平衡。」我揮舞著雙手，用手勢來表示失衡怎麼重新平衡，他擺盪的心情又會如何回復平靜。但他問我：「你怎麼知道？」於是我又重複了一遍教科書裡關於憂鬱症的血清素理論，結果他打斷我：「不，我的意思是你怎麼知道我有這種問題？你怎麼知道我大腦的血清素失衡？」事實上，我的確不知道。

那大概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直到目前，關於憂鬱症的源頭與治療，以及其他許多問題，我們仍然沒有辦法給出前後一致的答案。憂鬱症只是心理作用嗎？那為什麼在治療上常常針對神經細胞投藥？全部問題都在腦部嗎？面對患有憂鬱症的親友，我們可能不知道該說什麼，如果是自己有憂鬱症，我們或許羞於啟齒。

現在，對於憂鬱症和其他精神疾病，大家已經不再像從前一樣噤聲不語。我們愈來愈能夠侃侃而談。這是好事，就算我們不見得意見一致。我們現在知道憂鬱症其實很普遍，在很多方面害我們失能。它降低生活的質（有憂鬱症的人開心不起來），也會降低生活的量（有憂鬱症的人壽命較短）。所以不意外地，憂鬱症和其他精神疾病造成龐大的經濟負擔。事實上，它的經濟成本非常可觀。如果我們下個會計年度開始，就治好了英國境內所有的憂鬱症，國內生產毛額GDP大概可以提高百分之四，或者說年總體經濟將三倍成長，從百分之二變成百分之六。若是整個國家突然都沒有憂鬱症了，我們國家的財富將會爆增。

雖然我們漸漸意識到，在我們身邊，憂鬱症的發作以及隨之而來的失調問題非常普遍，也知道憂鬱症對全世界的公共衛生帶來巨大的挑戰，但我們應對的方法仍然有限。市面上被廣泛接受且還算有效的療法，在過去三十年來，始終沒有進一步的突破。我們在一九九○年用來治療憂鬱症的調整血清素藥物（譬如百憂解〔Prozac〕）以及心理治療，到現在也還是主流。但這些顯然不夠完善，要不然也不會有人預言，憂鬱症將在二○三○年成為全球失能的主因。

我們必須勇於跳脫思維的窠臼。

一九八九年的某一天，當時我還在接受醫師訓練，也就是在我專攻精神醫學之前，有一位病人是一名快六十歲的婦人，她罹患了類風濕性關節炎。我在這裡姑且稱她為P太太。她的病已經好多年了。她的雙手關節腫大疼痛，甚至因疤痕而變形；她膝蓋的膠原蛋白和骨頭已經損壞到關節，以致於難以行走。我們一起順過類風溼性關節炎的一長串症狀，她全部都有。接著，我問了她幾個關節炎以外的問題，包括她的精神狀況、她的心情如何。結果，接下來十分鐘左右，她小聲但清楚地告訴我，她很沒精神，沒有什麼事能讓她開心起來，她的睡眠常中斷，她既悲觀又有罪惡感。她很憂鬱。

我很得意，認為是自己多問了幾個問題，才有額外的發現。她來看類風濕性關節炎，但我又多診斷出她有憂鬱症。我衝去告訴學長這個重大發現：「P太太不只有關節炎，還有憂鬱症。」但學長並沒有對我的敏銳刮目相看。「憂鬱症？換作是你，你也會有憂鬱症吧，不是嗎？」

我們兩個都知道P太太有憂鬱症，也有發炎的問題。只是那時候的主流醫療觀點是，她是因為知道自己有慢性發炎，才憂鬱成疾，純屬心理作用。我們兩個都沒有想過憂鬱也可能源自身體。P太太之所以憂鬱，不是因為她知道自己發炎，而是因為她正在發炎。P太太離開診間時，可能還是跟她來的時候一樣憂鬱和疲累。我們都不敢跳脫窠臼思考，我們什麼事也沒做，什麼都沒改變。

這三十年下來，我們變得比較知道如何連結憂鬱症和發炎，以科學的方式來思考心理與生理之間的關聯。其中一個例子，是我最近對多年前某次看牙經驗的體悟。

根管的憂鬱

幾年前，我有一顆補過的臼齒爛掉了，因為已經感染，所以我的牙醫需要拿掉蛀牙，鑽到牙根。雖然花一個多小時做根管手術實在讓人心煩，但長痛不如短痛。我乖乖跳上診療椅，打開嘴巴，當時心情其實還可以。可是等手術一完，我只想回家躺在床上，不想跟任何人說話。我獨自在家，鬱悶地想著關於死亡的事，直到睡著。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上班，忘了生而有涯這回事。我不過就經歷鑽牙、牙齦腫和短暫的精神和行為症狀：嗜睡、社會退縮、反芻病態的思維。你或許可以說我當時有一點輕微的憂鬱症。嘿，不過話說回來，誰喜歡去看牙醫呢？

這起事件的過程看起來很尋常，但用「尋常」這兩個字帶過就太簡單了。

對於這個牙痛小事件，傳統上，會從我身體對感染和受傷出現免疫反應開始說起。我的牙齒先是遭細菌感染，牙齦跟著發炎，牙醫只好又鑽又刮，雖然目的是為了根治，但那個當下卻讓牙齦發炎更加嚴重，甚至增加細菌從牙齒擴散到血液循環系統的風險。我原本的牙齒問題以及我到那裡之後的遭遇，加總起來干擾了身體的正常運作，也對我的生存造成威脅，於是，號角響起，我的免疫系統挺身而出，產生發炎反應。

釐清這整個過程的因果關係――因為生理損傷（例如傷害或感染）導致免疫系統產生發炎反應――是科學性醫學（scientific medicine）的一大里程碑。這是屬於免疫學的勝利。如今我們對所有疾病的了解，幾乎都是透過這門科學。舉凡疫苗接種，移植手術，專為類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硬化症和各種癌症所成功研發的新藥，全都歸功於它。這門強大的科學可以鉅細靡遺地說明，我那顆牙齒的感染是如何造成牙齦的局部發炎，以及根管手術又是如何加劇發炎反應。

只是免疫學幾乎尚未問過，對發炎的病人來說，發炎是什麼感覺？或者發炎會對思緒和行為造成什麼影響？我為什麼想獨處？我為什麼只想賴在床上？我為什麼那麼陰沉鬱悶？像這些問題的答案，傳統上都是由心理學來解答，而非免疫學。

那麼，我就從心理學來為自己解答。看了牙醫，一定讓我覺得我真的老了，而衰老一直以來就是死亡的隱喻。我因此產生了短暫的悲觀，盤算著自己還能活多久。換句話說：我之所以瞬間憂鬱起來，是因為我想到根管手術所代表的含意。我的心理狀態是因為我思索了自己的生理狀態，而不是生理狀態直接引發的。

如果你對我的解答毫不驚訝，那就代表你是二元論者。對於我的遭遇，傳統醫學給的就是二元解釋：生理和心理是兩個不同的領域，而兩者之間只有一個模糊不清的接合點。我去看牙醫之前和看牙醫這件事，都屬於生理層面，是生物科學裡的感染和免疫。至於看牙醫之後所出現的心情和行為，則可以從心理層面上，用我覺得自己老了這個邏輯來回答。

那個時候是二○一三年左右。當我用這套方法解釋自己的發炎和憂鬱時，我發現我竟然還滿欣慰可以「弄懂這一切」。但現在回頭看，我卻很訝異，驚覺這種標準的二元論有多不完整、有多夾纏不清。現在我已經知道，我的遭遇可以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解釋，有另一套思維可以弄清楚我的根管憂鬱。之所以短暫憂鬱，純粹是因為我發炎了，不是因為我想到發炎的後果是什麼。口腔裡劇烈的發炎可能直接影響我的情緒、行為和認知，而我在手術後立刻注意到了這些改變。

這個新的解釋在邏輯上簡單多了，相較之下，我老了的那種二元論述反而複雜。

新的解釋不會將故事分成兩段，把我在診療椅上和消沉回家，分別以生理與心理來看。新的解釋把因與果都視為生理狀態，因是爛掉的牙，果是憂鬱的心情。

但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說，要敲定前因後果並不容易。為了百分之百確定發炎會引發憂鬱，我們要先知道以下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

人體免疫系統的發炎反應究竟如何一步步改變大腦的運作方式，而造成情緒低落？

憂鬱症患者一開始為什麼發炎？還有，為什麼人體的發炎反應原本應該跟我們同一陣線，畢竟它是演化來幫助我們戰勝疾病的，但是卻反而造成憂鬱？

回到三十年前我遇到P太太的時候，這些和因果有關的問題幾乎無人提出，也得不到好的科學或醫學解答。

到了二○一三年我做根管手術時，這類問題就比較常看到了，而且也問得精準許多，答案也是愈來愈清楚。這歸功於一個顛覆傳統的新領域，在最近五年快速發展。就像其它許多新知，這個新領域出現在已臻成熟的知識介面之間，橫跨免疫學、神經科學、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的交界。它的名字各式各樣，合併不同的學科名稱，譬如神經免疫學或精神免疫學。它起源複雜，企圖藉由免疫系統的機制來連結大腦、身體和心理。神經免疫學研究的是，免疫系統如何與大腦或神經系統相互作用；精神免疫學則是，側重免疫系統如何與心智和心理健康相互作用。

神經免疫學和精神免疫學

起初只有幾個人勇於自稱是神經免疫學家，這小小一群人，被主流科學家高傲地懷疑著。研究大腦（神經科學的領域）和免疫系統（免疫學的領域）之間的關聯，並不是什麼光彩的專業。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紀的觀念是大腦和免疫系統沒有關係。免疫系統的白血球細胞和抗體在血液系統裡循環，它們可以經過脾臟和淋巴結，以及體內其他在免疫功能上重要的器官。但是免疫系統的細胞和蛋白質並無法自由進出大腦，因為會被一個叫做「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的東西擋下來。

一九八○年代我在醫學院時，血腦屏障被比喻成柏林圍牆，它把免疫系統完全阻隔在神經系統之外。血腦屏障的堅實讓神經免疫學剛萌芽的理論遭到傳統科學家的無情嘲諷。神經免疫學家怎麼會真心認為（他們大概從一九九○年就開始主張了），血液檢查中炎性蛋白質數值對大腦或心理有影響？畢竟當時大家都知道，蛋白質無法越過血液和大腦之間的那道屏障。這說法不只錯，而且還大錯特錯。

血腦屏障的柏林圍牆概念是強大舊思維的具體化身，而這樣的二元論點可追溯到笛卡兒（Descartes）。按照笛卡兒的說法，我們現在所謂的生理和心理（在他那個年代，他說的是靈魂和身體）是全然不同的。十七世紀笛卡兒的二元論堪稱是西方科學性醫學的基石。大腦在血腦屏障銅牆鐵壁的保護下，被阻絕在免疫系統之外，完全體現了笛卡兒的那套哲學。所以，當神經免疫學的先鋒提出，血液裡的炎性蛋白質可以穿過血腦屏障，對大腦產生影響時，大家不只認為他們在生物學上錯得離譜，也褻瀆了科學性醫學的哲學基礎。

現在，大家知道，我在醫學院學到的東西很多是錯的。血腦屏障並無法阻斷大腦和身體之間的互相干擾。如今我們已經知道，血液裡的炎性蛋白質（稱作細胞激素〔cytokines〕）可以穿透血腦屏障傳遞訊號，從身體傳到大腦和心理。我之後會再著墨這個東西，但如果你以前沒聽過，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在血液系統裡循環的荷爾蒙，可以在全身上下誘發強烈的發炎反應，包括大腦在內。所以，當我的牙醫又刮牙齦又鑽牙齒時，我嘴裡的免疫細胞就開始製造細胞激素，細胞激素在血液裡循環，跨過原本人們以為無法通過的血腦屏障，遞送發炎訊號到大腦裡的神經細胞，讓我的心智也開始發炎。

第一章 勇於跳脫思維的窠臼（節錄）

我們都知道憂鬱症，它影響地球上每個家庭，但我們對它的了解卻意料之外地少。

關於這一點，我在接受精神科醫師訓練的頭幾年，有一天恍然大悟，而且還是在極度尷尬的情況下。當時，我在倫敦莫斯里醫院（Maudsley Hospital）的門診，為一名男子看診。我照著教科書教我的方法詢問對方，他說他的心情低落，生活中找不到一絲樂趣；每天凌晨時分醒來，就再也無法入眠；他沒什麼胃口，體重掉了一點；他對過去懷抱著罪惡感，對未來悲觀。我告訴他：「我認為你有憂鬱症。」「我知道啊。」他很有耐心地告訴我。...

憂鬱症是傷害生理和心理的大腦疾患

蘇冠賓 教授（台中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任、精神醫學教授，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理事長）

憂鬱症已經成為本世紀戕害人類健康、造成人類失能最嚴重的疾病。面對全球憂鬱症所帶來的重大負擔，目前醫學對治癒憂鬱症卻束手無策，以藥物為主的治療模式幾乎停留在一九九○年代血清素藥物發明的時代！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憂鬱症臨床研究STAR*D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為期三個月的「第一線血清素抗憂鬱劑」嚴謹治療下，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病患病情出現緩解；而當病患持續配合為期一年「四階段、合併藥物及非藥物的治療」之後，竟仍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沒有改善！如果再考慮治療中的安慰劑效應，那麼目前銷售最好的第一線抗憂鬱症藥物，竟需要治療九位病人，才能產生和安慰劑的差異。簡言之，在設計嚴謹的臨床試驗中，科學家要收集數以百計的病患資料，才能證實抗憂鬱症藥物的療效。

為什麼憂鬱症治療成效不彰、裹足不前，三十年來不見長足進步？最主要的原因是，從社會大眾到神經科學家，普遍對憂鬱症存有迷思。

一般民眾常見的迷思包括：（一）誤以為憂鬱症會讓人情緒不佳、心理不適，但其實憂鬱症更常以胸悶、疼痛、失眠和疲勞等非特異性的身體症狀來表現；（二）沒發現身邊的人得到憂鬱症，這是因為憂鬱症患者儘管處在崩潰邊緣，仍能耗費加倍心力去維持生活和工作表面正常，使周遭親友無法察覺；（三）媒體及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的「污名化及標籤化」（stigmatization），引發患者潛意識的否認；（四）憂鬱症的病理特質常被誤解，有時甚至精神科及心理衛生工作人員也會有不正確的觀念及態度。

而神經科學家最大的迷思，就是迷信憂鬱症的「血清素失衡理論」。事實上，在身心介面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當我們研究團隊開始從事憂鬱症的炎症研究時，神經免疫學還在醫學圈子裡遭到嘲諷奚落。

所以《終結憂鬱症：憂鬱症治療大突破》一書的作者艾德華．布爾摩能夠很成功地把最新、最夯的醫學新知帶給眾人，既清楚呈現基礎大腦科學中的脈絡，又寫得淺顯易讀，真的是值得大力推薦！

此書清楚說明了憂鬱症不僅僅是大腦的疾病，它從神經免疫學這個嶄新領域出發，解答「憂鬱症多數以身體病狀來表現」的事實，更解釋了「憂鬱症和代謝性、心血管、自體免疫疾病高度共病性」的現象。

身為第一線的精神科醫師，我發現病患睡不好、整天疲倦、全身病痛卻找不到病因、壓力大而心情不振、過度焦慮、記憶衰弱等，這些都是大腦健康出狀況的警訊。事實上，台灣在一九九○到二○一○年的二十年內，常見身心疾患（例如憂鬱症及焦慮症）之盛行率增為兩倍，期間自殺率、失業率、離婚率也同樣節節升高。我們不也常常納悶：「事業成功家庭美滿，為什麼卻不快樂？」「如此注重養身保健，為什麼還是失眠疲憊？」

面對這些現代文明的現象，我們應該更全面性、整體性地思考：追求社會進步和經濟成長，卻犧牲了精神健康的嚴重問題。的確，未來二十年，當人類可以利用再生科學和精確醫療獲得長壽，醫學就只剩下大腦保健的難題了！（更多身心保健文章可參考蘇冠賓醫師部落格：https://cobolsu.blogspot.com/）

憂鬱症是傷害生理和心理的大腦疾患

蘇冠賓 教授（台中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任、精神醫學教授，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理事長）

憂鬱症已經成為本世紀戕害人類健康、造成人類失能最嚴重的疾病。面對全球憂鬱症所帶來的重大負擔，目前醫學對治癒憂鬱症卻束手無策，以藥物為主的治療模式幾乎停留在一九九○年代血清素藥物發明的時代！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憂鬱症臨床研究STAR*D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為期三個月的「第一線血清素抗憂鬱劑」嚴謹治療下，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病患病情出現緩解；而當病患持續配合為期一年「四階段、合併藥物...

多年前，我投入了精神科。那時，我覺得這是一門既精彩又私密的學問：精神醫學關注自我紊亂的病例、失衡的情緒、心境和記憶，以及人類的世界觀。當時我還是一位新手醫師。對我來說，每一個個體的精神狀況比起腳踝腫大或皮膚癢這種生理毛病來得有意思多了。從科學角度來看，我對於大腦在精神病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到萬分有趣。那時候的我和現在的我都覺得，如果能多了解大腦的運作機制，就更有可能治療和預防精神疾病。同時，如果能確定精神疾病的源頭和成因，我們或許就可以放寬心胸、不帶成見地討論心理健康。

在我三十歲左右時，這成了我的使命。大概是一九九○年前後，很多精神科醫師研究多巴胺和血清素這類大腦化學物質，探討它們如何引發精神病和憂鬱症等。不過，顯然還有很多東西尚待釐清和了解。那時，我知道我不僅要是一名臨床精神科醫師，也需要成為一位科學家。

九○年代時，我在惠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的獎助下，花了幾年在倫敦精神醫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sychiatry in London）攻讀博士學位，我的指導教授是麥可．布拉默（Michael Brammer）。那時候，第一批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fMRI）掃描儀才剛出現，全世界只有幾個地方有。我接觸了這個新的科技，處理fMRI的數據分析，負責繪製健康人士和精神病患的人腦功能圖譜。我撰寫了也合寫了不少論文，主題都跟神經造影、神經科學和精神健康有關。對我來說，這是個有趣的轉變。在fMRI發展成全球學人前仆後繼的領域前，我何其有幸就參與了其初期的研究。我當時非常樂觀，認為不出幾年，在我五十歲前，就會有各種關於大腦掃描和一般腦科學的新發現排山倒海而來，徹底改變我們對精神疾病的看法及治療方式。

在這樣的勢頭下，我從一九九九年開始在劍橋大學擔任精神醫學教授。起初我還是照常做著腦造影研究，試圖找出新的方法來檢測和分析人腦的網絡組織。我為人所知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網絡神經科學，或者說神經連接體（connectome），不過這不是本書的重點。

在我快四十五歲時，我不由得注意到，儘管神經科學在全球各地似乎有很大的進展，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的地方診所和醫院，在日常作業上卻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重大的改變。我開始有點定不下心，覺得就算自己寫出再多關於大腦掃描的論文，恐怕也對精神科的醫療改革無濟於事。我想，一直以來，引領醫學改變的都是新療法的誕生。關於憂鬱症、精神病和其他疾病，我想要進一步發現、了解新的藥物。

於是，二○○五年，在一個還滿特別的機會下，我開始為英國一家大藥廠葛蘭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又稱GSK）工作。我一個星期有一半時間在大學實驗室裡興奮地研究著充滿奧秘的神經網絡分析，另一半時間則主管GSK的臨床研究單位，它的辦公室剛好就在阿登布魯克醫院（Addenbrooke’s Hospital）裡，沿著走廊走一下就到了。在GSK的這個單位裡，我們針對精神醫學、腦神經學和其他醫學領域，測試了很多新藥的臨床效果，感覺就快要看見新療法的曙光，振奮不已。但就在二○一○年，GSK突然停止了精神疾病的所有研發計畫。已經五十歲的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我任職的藥廠根本不想再投入精神醫學研究。過去二十年來，我一直信誓旦旦地期待見到更先進療法的問世，但如果像GSK這麼大的一家藥廠，都無法預見治療心理疾病的突破和進展，我堅持的信念又有何意義呢？在那一刻，我開始認真思考本書的內容。

那時，抓住我目光的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有些科學家連結了大腦、心理和免疫系統，他們稱之為精神免疫學（immuno-psychiatry），或神經免疫學（neuro-immunology）。老實說，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覺得根本胡扯，原因有很多。可是當我深入了解時，卻覺得愈來愈有道理，由於它的新穎與不同，這可能可以為精神科帶來新的療法和認知。我到處找人討論，這時幸運之神再度降臨。我的GSK老闆也覺得這個領域值得探索。於是大概從二○一三年起，在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和惠康信託基金會財援下，我們和其他公司及學術專家共同合作，著手研究發炎和憂鬱症之間的關聯。

我希望以上所述足以解釋我為何會投入精神免疫學的研究。直到目前，我們都還在努力透過科學方法不斷鑽研。但這無法解釋我為什麼要寫一本跟它有關、給普羅大眾閱讀的書，畢竟科學家多半寧願把心神花在學術出版上。因為，我已經花了五年多，研究免疫系統與神經系統的互動，思考身體的發炎如何引發憂鬱症等精神疾病，我愈來愈覺得這些問題其實互相牽連，並且涉及到最基本的身心關係，以及精神醫學和其他醫學領域的箇中差異。探討這些問題，並不只是開發幾種新的抗憂鬱劑而已，而是徹底重塑——並且，容我大膽地說，改善——我們的認知，同時關照生理和心理疾病，而不是分開治療。

這本書的確有一些很專門的術語，尤其是跟免疫系統有關的東西。因為如果我不著墨專業上的細節，就沒有辦法詳實地說明問題的始末。這本書揭示了新的科學如何大大改變我們對心理健康的認知，希望你也喜歡。

二○一八年三月，艾德．布爾摩寫於英國劍橋

多年前，我投入了精神科。那時，我覺得這是一門既精彩又私密的學問：精神醫學關注自我紊亂的病例、失衡的情緒、心境和記憶，以及人類的世界觀。當時我還是一位新手醫師。對我來說，每一個個體的精神狀況比起腳踝腫大或皮膚癢這種生理毛病來得有意思多了。從科學角度來看，我對於大腦在精神病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到萬分有趣。那時候的我和現在的我都覺得，如果能多了解大腦的運作機制，就更有可能治療和預防精神疾病。同時，如果能確定精神疾病的源頭和成因，我們或許就可以放寬心胸、不帶成見地討論心理健康。

在我三十歲左右時，這成了...

各界讚譽
推薦序 憂鬱症是傷害生理和心理的大腦疾患
前言

第一章　勇於跳脫思維的窠臼
根管的憂鬱
神經免疫學和精神免疫學
心智在發炎看起來像什麼樣子？
變革是不會電視實況轉播的

第二章　免疫系統的運作
發炎和感染
位置、位置、還是位置
溝通：媒介就是訊息
快速的反擊和學習
自體免疫的負面效果

第三章　堂而皇之就在眼前，卻被視而不見
生病讓人沮喪
所謂的我思故我在，上帝，還有這台機器
P太太並非特例
一鳴驚人的賣座商品
笛卡兒主義的盲點

第四章 笛卡兒之後的哀愁
從黑膽汁到鬱症
背負的十字架
超級心理學家
在療養院裡起舞
黃金年代
可笑的血清素
問題在於缺乏生物標記

第五章　如何引發？
非比尋常的主張需要非比尋常的佐證
執拗的證據
一定是先有因
大腦裡的柏林圍牆
發炎的大腦

第六章　為何引發？
是什麼造成你發炎（且憂鬱）？
劇烈的壓力
線性因果鍊和循環
最終，答案一定在達爾文身上
薩瓦那大草原的求生故事

第七章　所以呢？
醫學上的｢種族隔離」
已經有了改變嗎？
市場失靈
除了一鳴驚人之外：市場不用比百憂解大，但要更有效
阿茲海默症和微膠細胞的陰陽兩極
精神分裂症和自體中毒

參考書目
致謝
免責聲明

各界讚譽
推薦序 憂鬱症是傷害生理和心理的大腦疾患
前言

第一章　勇於跳脫思維的窠臼
根管的憂鬱
神經免疫學和精神免疫學
心智在發炎看起來像什麼樣子？
變革是不會電視實況轉播的

第二章　免疫系統的運作
發炎和感染
位置、位置、還是位置
溝通：媒介就是訊息
快速的反擊和學習
自體免疫的負面效果

第三章　堂而皇之就在眼前，卻被視而不見
生病讓人沮喪
所謂的我思故我在，上帝，還有這台機器
P太太並非特例
一鳴驚人的賣座商品
笛卡兒主義的盲點

第四章 笛卡兒之後的哀愁
從黑膽汁到鬱症
背負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