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導讀】
終結貧窮必先消滅暴力
黃默 (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台灣人權學刊主編)
這是一本讀來十分沉重的書,但也充滿了期待與希望。兩位作者既有學術的背景,也有豐富的經驗。書中描述當今發展中世界貧窮階層受到的暴力迫害與屈辱,遍及非洲、拉丁美洲、南亞、與東南亞各個國家。對貧窮階層來說,暴力無所不在、如影相隨,也使得脫離貧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作者稱之為「蝗蟲效應」,十分貼切。
雖是如此,發展的國家(台灣也是)對「蝗蟲效應」幾乎沒有瞭解,即使少數人有所認識,也都不願意去面對,這也是為什麼作者強調,如果我們不能消滅暴力,改變貧窮的努力,也必然事倍功半。
消除貧窮是一件十分艱辛的工作。既需要大量的資源,尤其需要價值觀的改變,涉及的面向涵蓋醫療、教育、就業、生活條件、住屋條件等等。如果我們同意作者的分析(我們又不能不同意),我們的工作可以說是雪上加霜,十分地艱鉅。
回顧人類社會的歷史,貧窮在傳統的社會,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是人的意志與努力所能改變的。到了十九世紀初,科技的進步與利用,人類才擺脫了貧窮的主宰。然而,即使在今日,大多數經濟學者仍然將貧窮視為一個單純的經濟成長問題,不涉及文化、政治、社會的各個面向。誠然,這幾年來,這想法已經逐步受到挑戰。沈恩(Amartya Sen)教授主張發展是為了自由,自由是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薩克思教授(Jeffrey Sachs)也提出「貧窮陷阱」的概念,以及破除的具體辦法。2000年,聯合國千禧年計畫,尤以消除貧窮為核心的工作。聯合國組織、各國政府與民間團體,也都全力以赴,作了不少工作。但如本書作者所說,千禧年計畫幾乎沒有提到暴力的問題。
進一步的分析,暴力的問題來自於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各個國家的刑事司法體制的失能,警察、檢察官、法院與律師都不是為保障貧窮階層的基本權利而設置的。適得其反,他們都淪為政府或是社會上有錢有勢階層的幫兇。他們既歧視貧窮階層,也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不願為貧窮階層挺身而出。只有非常少數的警察、律師、檢察官與法官是例外的情形。普遍來看,貧窮階層不在法律保障之列。在許多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發展中的國家,貧窮階層世世代代生活在暴力與貧窮的陰影之下。
面對這樣難以改變的情勢,作者的答案又是什麼呢?他們一方面回顧十九世紀歐洲、美國、日本刑事司法體制的革新,包括在短時期內改善貪污、腐化、訓練與設備不足的問題,還有扭轉觀念,不再將暴力視為警察執行任務理所當然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們又敘述當前國際民間團體的活動與努力,包括作者多年來所主持的「國際正義使命團」(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在世界各地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在菲律賓宿霧(Cebu)城市,透過與政府、社區、律師、社工體系共同合作,所做的改革,深信我們應該保持信心與開放的視野,試探各種有效消滅暴力的途徑。
作者十分強調只有非洲、拉丁美洲與亞洲的社區領導階層投入與行動,改變才有可能,這與十九世紀的改革運動,並沒有什麼不一樣。如果當今的情勢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國際民間組織的出現與參與。早在二零年代、三零年代,國際民間組織已經逐步出現,比如說美國杜威教授(John Dewey)所領導的對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案件的調查,又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領導的反越戰運動,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事情。到了七零年代,美國卡特總統倡議人權外交,國際民間組織投入改革的運動蓬勃發展、日新又新,普及世界各地。其中最著名的,如國際特赦組織、樂施會等等。本書作者所主持的「國際正義使命團」,根據他們的自述,也深受國際特赦組織的影響。
對台灣來說,蝗蟲效應的問題並不那麼嚴重,但地方政府迫遷以及私人暴力討債的事件時有所聞。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新貧階層的出現,值得政府與民間組織密切地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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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貧窮的漫漫長路
李茂生(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本書《蝗蟲效應》談一個看似與我們並無多大關係,但實際上卻是存在於我們身邊,曾經發生過,而且不能保證將來不會再度現身的悲慘世界。兩位作者都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任教,而且都參與了企圖改變開發中國家刑事司法制度運作的非官方組織。他們寫下了觀察所得,也企圖揭開成功的序幕。
《蝗蟲效應》一書從一九九四年發生在盧安達的集團暴力屠殺事件談起。小教堂內的被害人幾乎都是被砍刀斬殺的。男人、女人、老人、幼童,都是些赤貧之人。之後,本書花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詳述了在開發中國家發生的許多悲慘犯罪結果。
這些敘述都僅是為了說服讀者一件殘酷的事實。全世界有近二十億的赤貧階級,不管其多麼努力想改變自己的處境,也不管國際社會投入多少資源,透過糧食供應、醫療的提供、教育體制的改革等企圖改變現狀,只要沒有公共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保障,日常化的掠奪、性侵、人口販賣、奴役的拘禁等暴力犯罪,將會剝奪所有在福利、醫療、教育方面的援助所達成的效果。這種蔓延的、日常化的暴力犯罪,就像群聚的蝗蟲災害一樣,一旦發生,所有的生機都會停頓。這些赤貧的二十幾億人,他們受不了任何的摧殘,而且受殘害後,幾乎是無法復原。
作者進一步研究,為何這些開發中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會如此功能不彰。根據其研究發現,帝國殖民時代所創設的現代刑事司法制度,其本意並不是為了保障被殖民者的權利,而僅是用來確保殖民者權益的制度。其後,取代殖民者地位的本土社會菁英顯然也會沿用以往的制度而企圖確保其政經社地位。再者,經濟的發達造成了貧富上的不均,私人的保全制度日益發達,菁英分子溫飽之餘,當然不會願意資助公共司法的建設,於是公權力的司法機關日益衰敗,毫無起色。尤有甚者,菁英分子更是利用了功能不彰的公共司法而進一步剝削窮人藉此獲利。
雖然作者不斷強調刑事司法的保障是確保所有援助功效的前提要件,但是事實上國際援助幾乎都不重視這個領域。表面上,刑事司法的執行本身就是個暴力犯罪;再者,先進國家中透過刑事司法所展開的嚴罰政策,其本身就對貧困階級不利;此外,刑事司法的執行沒有降低暴力犯罪的效能,硬要強化無效的刑事司法,則最後可能會影響到對其他救貧計畫的資源投入;這些都是國際組織不願意介入開發中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原因。事實上,先進國家投資以及協助的司法改革僅限於國際性犯罪的預防,例如毒品、恐怖活動的防制,以及透明商業機制的建設等;這些都是以不干預內國國權活動的名義下進行的活動,但是其本質不外是先進國家僅援助對其本國有利的他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而已。
二十世紀被謂為國際人權的世紀,而放諸四海皆準的人權保障,都是透過三個階段而被實現的。此即,宣言、具有約束力的公約與實現的具體計畫。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權宣言、二十年後六零年代的兩公約以及公約的國內法化,均實現了前兩個階段的要求,不過在最後一個階段,卻遭受到頓挫。
作者於本書的最後展現了最後一個階段的黎明曙光,其舉出許多成功的例子說明了前進兩步退後一步的荊棘進步。然而,果真前途就是如此地光明?
本書沒有提及台灣,或許作者並不認為台灣是正值司法改革的開發中國家,也或許作者並不認為台灣是個值得重視的國家。但是,不斷被殖民且企圖克服殖民的台灣、面臨兩公約的落實困境的台灣、缺乏最後踢出臨門一腳的社會菁英的台灣,縱然局勢不似本書所描述的非洲、南亞等國家般地悲慘,難道不是個歷經諸階段改革,但是卻在每個改革的階段都留下遺憾的國度?本書所論及的局勢貌似與台灣無關,但是點點滴滴都留下一些反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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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窮人共同奮力打一場真正遠離貧窮的仗
賴樹盛 (全球在地行動公益協會副秘書長、《邊境漂流》作者)
十餘年前我至柬補寨拜訪時,有回隨著社福機構主管駕車訪視鄉間,記得他曾說過,當地人若看到「穿制服的人」在路邊攔檢,不但不要停下來,更要想辦法避開,讓我印象深刻。
我帶疑惑問著,他們不是執法人員嗎?難道沒違規也要如此嗎?他笑著回應:沒錯,就因為穿著警察或軍人制服,才可以對你予取予求。
坦白說,當時我蠻震驚的。但自己從事援助發展工作數年後,逐漸明白此書所言「對全球貧窮人口而言,最普遍的犯罪和掠奪者時常就是他們自己的警察機關。」
想盡辦法打工攢錢回老家的緬甸朋友談起,他們擔憂的不僅是惡劣工作環境、苛扣低廉工資,更害怕遇上了警察臨檢或拘禁時的索賄……
某日午後辦公室門前,行經一位衣衫不整的緬甸婦女,當地同事給予協助後轉告我,婦人說她被好像警察的人強暴了⋯⋯
邊境有著流離失所的緬甸難民或非法移工,總不難聽聞這些邊緣弱勢者,受到鄰人、雇主或執法者的勒索、性侵害、人口販運,甚至動用私刑。曾有泰國雇主因懷疑緬甸工人盜賣作物,竟雇用槍手處決數人後焚屍滅跡,其中一人負傷逃跑才讓雇主惡行敗露。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來說,警政司法保護是理所當然的享有,對這些無法無天暴力行為,或許會感到荒謬至極。
然而,在泰緬服務時自己曾經想像過,若我沒有錢、沒有護照身分、語言又不通,當遇上暴力對待時,我真有能力反抗嗎?若不幸受到侵害後,我有辦法舉證並指認加害者,使其受到司法審判後定罪嗎?又有誰能真正幫助我?
「出於某種原因,世人忽略了全球窮人大多缺乏向前進展的最基本要素──全球窮人大多生活在執法的基本保護之外,而且極度易於受到蝗蟲般的暴力掠奪。蝗蟲可能在任何一天來到,把所有試圖改善他們生活的良善努力投入一掃而空。」
正如作者蓋瑞・豪根和維克多・布特羅斯所指出,困擾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並不只是貧窮、衝突及效能不彰,更有暴力不斷造成的秩序混亂,當欠缺可靠的威嚇力量(有效的執法制度),將使無數「無名小卒」不斷遭受侵害,無力反抗。
本書實地探究非洲、拉丁美洲、南亞等地真實案例,在社區遭強暴殺害的女童、監禁在磚造工廠裡的奴隸、被趕出自家土地的寡母等,無數受害者們重複陷入痛苦深淵,令人怵目驚心。一如我在東南亞曾接觸過的人們。
國際社會雖致力於各項援助投入,世上數億貧窮人口仍生活在貧窮及暴力威脅下。當社會持續漠視公共司法制度,有如重要環節總是被遺落了。作者呼籲各國政府及援助機構,此一失敗對於消滅貧窮具有毀滅性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司法制度何以如此失能狀態,且對窮人全然失去效用?」作者抽絲剝繭般深入分析,除了舊殖民司法制度的怠惰、援助扶貧機構的忽視,或菁英的私人司法替代等,最大障礙來自於國家內部的激烈反對者——藉由制度維持失靈,繼續得到對窮人剝削式支配的好處。
此書讀來引人入勝,層次豐富而分明,直指貧窮與暴力共生的本質,不僅使援助發展工作者獲得啟發,更讓讀者改變對於終結貧窮的視角。
豪根任職人權組織「國際正義使命團」執行長,在各地協助健全司法制度。這個團體的努力「是讓窮人終於拉開布幕,揭露他們必須日日應付的持續性暴力威脅」,藉由當地律師及社工組成團隊,與權力當局合作,以期做到拯救受害者,將罪犯繩之以法,並使倖存者獲得安置及力量。
他同時坦言,這需要草根社區及國際社會,共同奮力打一場有意識、有策略、且成本高昂的仗——而且耗時經年,有時得花上數十年。如今在菲律賓、祕魯、獅子山等國,希望的示範計畫正陸續推展中。
數年海外服務工作經驗裡,我曾共事的貧困弱勢者,為帶給家人更穩定生活,投注了令人動容的決心和勇氣,但他們遭遇暴力侵害時的脆弱無助,仍為多數富足人們所難以想像。
所幸《蝗蟲效應》一書提醒世人,只有當發展中國家裡有了秩序,有了公平,有了安全——扶貧援助成果將能避免被蝗蟲啃食殆盡,貧窮者才得以真正邁上遠離貧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