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追尋先父母的足跡

【第一章】先父西安歷險記

我們童年時，很少聽到父母談起西安事變和他們有何關係。直到父親晚年退休後，他開始寫回憶錄時，仔細的描述當時的情景，我們才知道，他竟然親身經歷了西安事變。

◆兵諫緣起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的西安事變，可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關係的轉捩點，也是此後國共勢力消長的一個關鍵。事變的起因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蔣介石把他的中央軍嫡系部隊三○個師，從湖南湖北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陜，完成他眼中的剿共戰役的最後階段。蔣在十二月初要求張、楊配合他的計畫，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陜北前線，以圖畢其功於一役。

領導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在陜西西安臨潼華清池突然發動「兵諫」，劫持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意圖迫使他改弦易轍，終止「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兄弟鬩牆，外禦其侮」，面對步步進逼的強鄰日本，國共停戰，聯合抗日，似乎變成了當時全民的一致願望。

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作為國民政府的領導人，蔣介石的想法是，抗日既是國家的總方針，大前提首先必須是在政治上實現一個統一的中國，才能凝聚全民意志，「外禦其侮」。而共產黨卻是一個在中國內部割據一方的「叛亂團體」。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江西蘇維埃）開始，共產黨的目標就不只是要建立一個「國中之國」，而是要把「革命政權」發展擴大，最後席捲全國。

為達成政治統一，蔣介石接連發動了幾次圍剿紅軍的行動，但都無功而返。到了第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終於獲得成效，一九三五年，紅軍在江西的反圍剿行動失敗，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傷亡慘重。潰退到陜北的紅軍只剩下幾萬人。而此時紅軍領袖張國燾又帶領一批軍隊出走，另立中央，留在陜北的紅軍剩餘不到兩萬人，共產黨在陜北的根據地，已處於危急情勢。對照之下，在西安事變前夕，包圍剿共的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加起來，兵員超過三十萬人。

在這種眾寡懸殊的情況下，為什麼張學良、楊虎城卻要發動西安事變呢？這一直是困擾著近代史家的謎題。

對張學良來說，日本無疑是有殺父之仇的。他的父親張作霖是被日本特務在他的專列火車抵達瀋陽皇姑屯時，在南滿鐵路交叉道放置炸彈炸死的。可是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採取的卻是退卻避戰的政策，這使他在全國贏得「不抵抗將軍」的罵名。他領導的東北軍，讓日本軍隊輕易奪取東三省，在輿論指責下，灰頭土臉，很不好受。當時有傳聞說，張的「不抵抗」政策，是奉蔣介石一個祕密電報（銑電）而採取的。但不論如何，蔣張關係如同父子，在北伐之後，蔣對張尤其倚重，而張對蔣就像是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

九一八事件後，南京政府的一些軍事將領，如商震、宋哲元等，對張學良這個吸毒成癮而又沉迷於酒色的紈褲子弟，是否有能力應付日本關東軍的入侵，非常懷疑。他們敦促蔣介石必須親自去指揮抗日。一些名流學者，如胡適、丁文江也都公開質疑張學良的軍事領導能力，呼籲政府要拿出負責任的態度，不能一味姑息。

果不其然，在熱河遭遇戰中，號稱三十萬大軍的張學良部隊，面對幾萬兵員的關東軍，在很短的時間就遭潰敗。日軍只派了一二八名騎兵突擊隊就攻佔了熱河省會承德。這不免使人懷疑，蔣介石根本無心對付日本，只是把東北軍擺在那裡充樣子。

事實上，從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到一九三三年的《塘沽協定》，到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協定》，都是對日姑息讓步，出讓華北利益的舉措。這段時期，蔣的用心所在是要對付共產黨的勢力。

大家心照不宣的是，東北向來是土匪盤踞之地。張學良從他父親張作霖那裡繼承的東北軍，本身其實就是一支最大的土匪部隊，由土匪據地自雄，成為軍閥，一旦遇上裝備精良、受過正規訓練的日本關東軍，就不堪一擊。別說對抗日本的現代化部隊，就是為爭奪鐵路權而與蘇聯軍隊交戰，也是一交手就敗下陣來。儘管如此，蔣介石對張學良還是疼愛有加，不但一直為他護短，為他的「不抵抗」找理由，例如糧食補給不足等等，而且還委託澳大利亞籍的顧問端納（William H. Donald）幫助他戒毒，送他出國避風頭，到歐洲去周遊列國。

張學良在歐洲周遊返國後，起初獲得的任命是豫（河南）鄂（湖北）皖（安徽）三省剿共總司令部副司令，這個剿共總部先設在漢口，後移武昌，總司令是由蔣介石兼任。不久這個總部撤銷，改設為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的行營，仍在武昌，張學良的頭銜是行營主任。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武昌的委員長行營結束，由西北剿共總部取代，地點設在西安，仍然是由蔣委員長兼任總司令，張學良任副司令。

中共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就是由江西而湖南而貴州而四川，到達陜西陜北的一段路途。國軍追擊，紅軍逃奔。剿共總部也是由最初的（江西）南昌行營，順勢遷移到武昌（豫鄂皖「剿總」），而繼武昌行營後，在西安設立的「西北剿總」，在蔣介石心目中，應是剿共工作到了最後階段。所以西安事變的發生，當然使他特別惱火。

蔣在南京的職務無法分身，把剿共的指揮權交給張學良，這樣的安排是否明智？蔣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器重」張學良，是否也有什麼不可言說的理由，值得後世史家推敲？（只因在北伐後期，張學良率東北軍「易幟」輸誠，幫助成就了蔣的北伐事功？）

然而，西安事變畢竟是如此的突如起來，國民黨和共產黨當下的反應，同樣都是不知所措的。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是因無法抗日復仇而不滿嗎？張學良是受到共產黨「聯合抗日」、「槍口對外」的號召，而一時衝動？還是派去剿共的東北軍由於是非嫡系部隊而受到差別待遇？或是受中央軍的排擠而生怨尤？作為事變起因，這些因素似乎都言之成理，但是否就是真正的觸發動機？或許仍值得深究。

西安事變從發生到結束，為時不到半個月，南京高層何應欽等軍政領導人調兵遣將，制定軍事討伐計畫，蔣介石的親人宋美齡、宋子文展開營救談判，外國顧問端納周旋其中，中共代表周恩來參與斡旋。幾方面的互動，快刀斬亂麻，對蔣個人來說，終於化險為夷，但也付出不小的代價。長遠來說，這使得中共從此能在「聯合抗日」大帽子的庇蔭下，迅速發展壯大。

◆親歷事變的中級軍官

交涉談判中的各方要角，歷來都是史家分析關注的對象。但若是從捲入事變的中級官員和部屬的角度去看，他們對西安事變的經歷和感受又是如何？這似乎也是值得深究的。

我父親閔湘帆就是親身經歷過西安事變的人。在事變發生之前，他曾奉張學良之命，赴東北軍在中國西北的各個防區視察，除了收集軍需補給的資料，他對部隊的實際處境和軍心士氣，也有第一手的瞭解。

父親畢業於軍需學校，他在軍隊的財務核算與補給調度方面，有特殊才能。長官與同僚都公認他是一流的人才，擔任重要的職位，卻是中等的官銜。我父親起初是在南京政府行政院軍政部（後改名國防部）軍需署任職，一九三二年奉蔣委員長之命，調到豫鄂皖總部任經理處處長，此後隨著情勢變化，總部變成行營，行營又改為總部，最後他在「西北剿總」擔任第二處處長。從調任到「豫鄂皖剿總」開始，張學良一直都是他的直接上司。在豫鄂皖總部，張是副司令，我父親是經理處長，在武昌的委員長行營，張是行營主任，我父親是第二處處長。最後在「西北剿總」，我父親依舊是張的第二處處長。朝夕相見，父親盡心竭力地工作，深得張副司令的信任。

在豫鄂皖總部，當時部隊中吃空餉和長官擅自克扣軍餉的情形很嚴重，張學良很關心這個問題，但他沒經過調查就以為問題是出在軍需身上。有一次在舉行擴大總理紀念週的集會上，張隨口便說，當軍需三年就可以抓來槍斃。這句話傳到經理處父親的耳朵裡，他大不以為然，高聲抗議說，長官關心軍餉是應該的，但說當軍需三年就該槍斃，這太虧負人心，我閔某人自北伐追隨總司令，自信做到糧餉準時，涓滴歸公八個字，今天出席紀念週的各部隊都是證人，怎麼可以顛倒是非？

此時有一位炮八旅喬旅長聞聲趕來解釋。喬旅長是東北部隊炮兵戰將，駐防武昌，很得張學良的信任，所以經他反映後，張副司令立即過來向閔處長道歉。從此父親「獅子吼」的嗓門，在軍中留給人深刻的印象。

張學良對我父親的工作似乎很滿意，時有好評。據他人轉告，張也時常在一些東北軍老將面前，指著父親的名字，頻頻稱許。

例如，在西安事變前，東北軍老將，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將軍說過，「副令對老閔印象很好，副令說交到了一個新朋友，咱們原來的幾個老軍需都不如。」

在西安事變期間，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將軍曾說，「若不是閔某做人沒話說，這回事變是沒有命的了，咱們是早已研究過的。」因為父親的職務是中央（蔣總司令）調派的。

在西安事變後，有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將軍到奉化見過張學良，回到南京後對我父親當面說：「副令對您非常關念，問我現在老閔怎樣了，我已把您的現狀告之，他歎一口氣說，『我對不起他，咱們相交一場，只落得如此下場。』」

父親雖有感於長官眷念僚屬的厚意，但也痛惜張學良的一念之差，把國家搞到這樣的地步。這是否就是常人所說的東北人好「捅漏子」的性格，情緒激動起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捅」再說？

但父親確實相信，事變並非出於預謀，而是臨時起意。因為事變當時，東北軍都在剿共前線，要到事變發生之後，才急調一部分軍隊回師西安。父親在那段時期與張學良朝夕相處，張副司令在起事前和起事後，曾與山西的閻錫山將軍祕密商議過，但閻是老謀深算，虛與委蛇，實際是各懷主意。閻雖憂慮日本對華北的圖謀，也認為蔣傾全力來打剿共內戰十分不智，但他並不贊成公開反蔣，逼得張學良最後只好放棄與他商議：「我決不讓老閻作這一票買賣。」張自以為是一腔忠憤，卻無法得到閻錫山的認同。

對於事變的發生，一般人總認為，張學良是少年得志，率性而為。張學良十九歲那年，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辦的軍校「講武堂」一畢業，即被任命為旅長，那年年底被提拔為陸軍少將。雖因無能丟掉了整個東北，一九三六年他還不到三十六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

我父親覺得，最高統帥對待張副司令一定是太好了，把他寵壞了，平時親密的程度，情同父子，張學良也就恃寵而撒野，非要委員長屈從其意不可。殊不知以他當時的地位，兵變也好，兵諫也好，個人的魯莽行動對國家卻有深遠的影響。

【第一章】先父西安歷險記

我們童年時，很少聽到父母談起西安事變和他們有何關係。直到父親晚年退休後，他開始寫回憶錄時，仔細的描述當時的情景，我們才知道，他竟然親身經歷了西安事變。

◆兵諫緣起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的西安事變，可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關係的轉捩點，也是此後國共勢力消長的一個關鍵。事變的起因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蔣介石把他的中央軍嫡系部隊三○個師，從湖南湖北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陜，完成他眼中的剿共戰役的最後階段。蔣在十二月初要求張、楊配合他...

【前言】我們這一家

在抗戰的兵馬倥傯時期，我們家從南京而漢口而重慶，搬了好幾次家。我們一家六口，父親閔湘帆，母親仝道雲，加上我們四個兄弟姐妹。大哥錫鈞，二哥錫金，大姐錫明，我排行最小，是在重慶出生的，所以叫做錫慶。

童年時代，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重慶居住期間，我們住在臨江門內夫子池附近。有一天休假日，父母親拎著我去逛商場菜市，買點日常用品。那時我四歲，在人潮洶湧的街道上，我因好奇停下來看商品，掙脫了父母的手。他們忙著買東西，也沒留意我在哪裡。轉瞬間，我就見不到爸媽的臉面。自己人小，在大人的胯下鑽來鑽去，也找不到他們。我也不敢啼哭叫喊，只有摸到路邊，仔細觀察來時的街面店鋪，一步一步追憶攤位陳列的貨物，尋覓歸途。走到家門時才知道，父母親早已急得團團轉，怕我給歹徒拐走，已報警尋找。

當時住在附近的一位畫家黃翰青先生，青年時代在南京曾同我母親一起，拜著名畫家梁公約學畫。他為此還畫了一張「群雛圖」，畫的是小雞四隻，指我們兄弟姐妹四人。父親還在畫上題詩以記：

群雛花下自親親，粒米相呼見性真，鷹鷙有時須記取，莫忘離母遠遊身。

這幅畫，至今我還保留在身邊，每當看到它，父母濃濃的愛盈溢在畫面，溫暖在心頭。

抗戰結束之前的一九四四年，父親調差到雲南昆明的軍中後勤部門工作。我還記得一九四五年夏天，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子女從重慶到昆明探望父親的情景。對父母親來說，那時的生活真可以「居無定所」四個字來形容。

我們閔家兄妹，都可說是戰爭的子女。父母親最大的遺憾，應該是離開大陸到臺灣時，沒有帶上錫金同去。說起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抗戰之初，大哥和父母隨政府遷到後方，二哥和大姐留在淪陷區，逃難失學，骨肉分離。本來以為這只是短暫的離別，沒想到戰爭卻是經年累月的延續下去。好不容易熬到抗戰勝利，我們才能全家團圓。當時已在上海市銀行工作的二哥，有四年的時間，與父母家人時常相聚。父親還勉勵二哥進到上海法學院銀行系夜間大學讀書。可是二哥在學期間，卻因患肺結核而中途退學。一九四九年我們一家匆忙離開大陸時，二哥住院，無法與我們同行，從此兩地阻絕，相隔了四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父親去世後，二哥才能赴台奔喪。

大哥錫鈞中央大學醫學院畢業後，經香港赴美留學，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後與大嫂在美國大學教書定居。多年後，我步大哥後塵，出國留學，並在美國成家立業。只有大姐錫明和姐夫甘毓龍留在臺灣陪伴日漸老去的父母。從父親日後寄給我的詩文中才知道，我的「遠遊」不歸，也是他晚年心中的一大憾事。

父母親在北伐時期結識，隨後因工作關係，兩人時常分隔兩地。有一回，母親坐火車到西安去探訪父親，住了兩個星期，誰知就在父親送走母親當晚的第二天凌晨，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父親因為是南京中央派去的官員，事發後叛軍捉捕中央人員，父親在緊急情況下潛逃出城，還經歷了一段相當危險的旅程。協助他出逃的是西安中國農民銀行許海仙經理。這位許經理先前也曾幫助過在西安工作的我姨爹王思誠和姨媽仝道英，化裝搭車，脫離險境。重情義的父親事後打聽到許經理的下落，還親自去答謝他當年的恩情。

後來我姨爹被經濟部派往甘肅玉門油礦局，擔任處長。在國共內戰情況危急的時候，姨爹姨媽跟隨姨爹的山西老鄉，當時的行政院長閻錫山，遷到四川重慶，我們一家則到臺灣。後來沒想到局勢緊急之時，閻錫山又突然飛到臺灣，在四川留下了一大批跟隨他去的行政院部屬。我的母親和姨媽兩姐妹在廣州一別，各奔東西，竟成了永訣。四川失陷後，姨爹一家隱名埋姓，做苦工度日，最後一家人貧病交迫。母親娘家輾轉來信，告知姨媽的死訊和姨爹帶著兩個兒女待援的困境。對母親來說，這應是她的錐心之痛。

父母親生在憂患的中國。他們在戰亂中成長，在兵馬倥傯的時局中，拉拔我們子女長大。伊斯蘭信仰始終是他們堅定不移的精神寄託。他們的友輩稱讚父親是勇於任事、思慮周密的儒將，母親是有俠義精神的女中豪傑。抗戰期間母親在戰火中搶救難民孤兒的事蹟為人稱道。但在家中，在我們子女面前，他們絕少提到。他們對伊斯蘭的奉獻，對教胞的幫助，我們也都是長大之後從別人那裡聽來的。

有一位同母親從未晤面，只靠通信的大陸學者鄭勉之先生，想用平易近人的中國人思維方式來闡釋《古蘭經》的微言大義。母親知道後就設法資助他出版。

母親過世後，鄭先生在給我的信中說：

我只聽傳說，令堂以一個年輕新女性參加過北伐，以巾幗英雄之形象出現在社會上，其具體形象就不詳了。中國穆斯林婦女大都文化低下，在那個時代多在社會底層，碌碌無為，令堂確為不可多得也。不入史冊，愧對先人，不知您有何感慨？

是的，不入史冊，愧對先人。比起父母親一代所經歷過的風浪，我們這一代子女的經歷，全部加起來，恐怕也及不上他們。相形之下，我們的生活平凡得多，也單純得多。父親生前在給我們四個子女的信中曾說，「來臺已三十年，棉襖線襪，補補縫縫，仍有大陸舊物，繼續穿著。」父母希望我們「不以財物為重」。

現在人到暮年，我常想到為父母的一代做些什麼。不敢說立傳，因為史料搜尋不易，許多事蹟都隨時間日漸湮沒了。只能從父母親和其他長輩的片段回憶中去爬梳整理，希望能理出他們走過的足跡，理出他們心路歷程的一個梗概，同時也希望藉此呈現他們那個時代的風貌。

【前言】我們這一家

在抗戰的兵馬倥傯時期，我們家從南京而漢口而重慶，搬了好幾次家。我們一家六口，父親閔湘帆，母親仝道雲，加上我們四個兄弟姐妹。大哥錫鈞，二哥錫金，大姐錫明，我排行最小，是在重慶出生的，所以叫做錫慶。

童年時代，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重慶居住期間，我們住在臨江門內夫子池附近。有一天休假日，父母親拎著我去逛商場菜市，買點日常用品。那時我四歲，在人潮洶湧的街道上，我因好奇停下來看商品，掙脫了父母的手。他們忙著買東西，也沒留意我在哪裡。轉瞬間，我就見不到爸媽的臉面。自己人小，在大人的胯下鑽來鑽...

【目次】
前言我們這一家
第一章先父西安歷險記
兵諫緣起
親歷事變的中級軍官
代表張學良視察西北
呈遞報告，略感蹊蹺
黎明，報恩寺街
華清池的槍聲
密室窩藏江科長
「西北剿總」換招牌
策劃換裝出逃

第二章張學良─功過誰與評說？
東北軍的怨懟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涕泣諫諍，屢遭重斥
先捉了再說
周恩來背後的太上皇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幽囚的命運

第三章投身抗戰的洪流
「脫亞入歐」的新帝國
忍無可忍的國土保衛戰
淞滬前線的糧秣軍需
南京的送款任務
以空間換取時間
跋山涉水流亡圖
起來吧，中國的穆斯林
回教訪問團
軍民心理的轉變
史迪威的預言
「以德報怨」，得不償失

第四章《醒回篇》的時代啟示
北伐年代的愛情
最年輕的女督學
戰雲密布的環境
吃「八寶飯」的日子
主計長與參議員
母親的安徽選戰

第五章穆斯林的心路足跡
臺北清真大寺
六信五功，聖地朝覲
天堂裡的宮室
口喚與還願

第六章儒家倫理與伊斯蘭教義
閔家的穆斯林
「爾等拜主，爾等孝親」
終極關懷
以儒釋經
敬天畏人

第七章兒時的南匯─父親夢中的故鄉
父親寫給我們子女的詩作選摘

第八章回首來時路─我的自述
綠衣黑裙的年代
大陸法系與海洋法系
被人「捲款潛逃」
兩件華人官司
不同的政治走向
我的參政經驗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我的「口喚」

【目次】
前言我們這一家
第一章先父西安歷險記
兵諫緣起
親歷事變的中級軍官
代表張學良視察西北
呈遞報告，略感蹊蹺
黎明，報恩寺街
華清池的槍聲
密室窩藏江科長
「西北剿總」換招牌
策劃換裝出逃

第二章張學良─功過誰與評說？
東北軍的怨懟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涕泣諫諍，屢遭重斥
先捉了再說
周恩來背後的太上皇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幽囚的命運

第三章投身抗戰的洪流
「脫亞入歐」的新帝國
忍無可忍的國土保衛戰
淞滬前線的糧秣軍需
南京的送款任務
以空間換取時間
跋山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