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與沉：攝影家尤金˙史密斯的傳奇人生【百歲珍藏精裝版】

導讀 一個以紀實為名、化真理為偏見的攝影家

序曲 Prologue

PART Ⅰ
1 《墨西哥人》 Mexicana
2 威奇塔 Wichita

PART Ⅱ
3 計畫清單 List of Projects
4 吉姆‧卡羅勒斯 Jim Karales

PART Ⅲ
5 大書 The Big Book
6 賴瑞‧克拉克 Larry Clark
7 《國王大道》 Camino Real
8 尚恩‧歐凱西 Sean O’Casey
    
PART Ⅳ
9 卡羅萊納夜鷹 Chuck-Will’s-Widow
10 桑尼‧克拉克 Sonny Clark
11 羅尼‧佛里怎麼了？ What happened to Ronnie Free?

PART Ⅴ
12 塔馬斯‧詹達 Tamas Janda
13 多莉‧格蘭‧伍德森 Dorrie Glenn Woodson
14 瑪莉‧法蘭克 Mary Frank

PART Ⅵ
15 史密斯的一些票據和通訊，1959–1961 A Sample of Smith’s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1959–1961
16 露絲‧費斯基 Ruth Fetske
17 霍爾‧歐佛頓和凱文‧亞伯特 Hall Overton and Calvin Albert
18 歐佛頓和瑟隆尼斯‧孟克 Overton and Thelonious Monk

PART Ⅶ
19 艾琳‧美緒子‧史密斯 Aileen Mioko Smith
20 徵求口譯員 Interpreter Needed
21 相遇在成田 Meeting at Narita
22 元村和彥 Kazuhiko Motomura
23 靈魂 Reikon
24 石川武志 Takeshi Ishikawa
25 塞班島 Saipan

PART Ⅷ
26 一封長電報 A Long Telegram
27 茉德‧卡倫 Maude Callen
28 白蘭琪‧杜波依斯和麗娜‧格羅夫 Blanche Dubois and Lena Grove

終章 Epilogue

致謝 Acknowledgments

 

導讀

尤金•史密斯──一位以紀實之名、化真理為偏見的攝影家（節錄）

張世倫

　　一些人們熟知「攝影家尤金•史密斯」的外顯事蹟，大致是如此陳述的。

　　尤金•史密斯，1918年出生於美國中部堪薩斯州威奇塔，來自於一原屬小康、但家道中落的剛毅家庭。年少時的他經歷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苦澀嚴峻，從身為攝影師的母親處習得了拍攝與沖洗照片的專業技能，並很快以此為業、分擔喪父後的家計重擔。成年後的史密斯前往活絡蓬勃的紐約發展，開始以攝影記者身分為職，替正值全盛時期的圖像新聞雜誌供稿，逐步在1940年前後建立專業名聲。

　　史密斯作為紀實攝影名家的第一個重要系列，來自二次大戰期間擔任《生活》雜誌戰地記者，隨同美軍在亞洲戰場與顯露敗象的日本，進行最後階段的跳島作戰。一系列拍攝於塞班島、關島、硫磺島以及沖繩的前線影像，不但刻劃了戰爭場景的迫切險惡、砲火傷亡的無情殘酷，更以較具同理、而非妖魔化的角度，紀錄了身為美軍「敵人」的日本戰俘與平凡庶民，回歸他們同樣身為「人」的生命位置。多年後他曾重述此一經歷，稱當時親眼目睹亞洲戰場上身屬敵方的老弱婦孺慘狀，就像看到自己位在美國遠方的妻子孩童，無法不感同身受、以相機移情同理那平凡庶民在人為戰亂下的顛沛流離，而此一讓史密斯名聲初顯的影像報導，也被廣泛稱道為是人道主義攝影的重要典範之一。

　　追求視覺張力、貼近衝突現場的史密斯，在1945年的沖繩戰役裡為了搶拍照片，身受砲擊重傷險些喪命。戰後他靜養了整整兩年，無法從事攝影工作。一個如今聽來近乎傳奇的重拾攝影「事件」，發生於46年某日，正在家中休養的史密斯隔著窗子，看見自己兩個孩童後院玩耍的背影，於是拿起了睽違已久的相機、反覆指揮構圖，拍攝了名作《邁向天堂花園》（The Walk to Paradise Garden），藉此象徵棄絕黑暗、遠離戰爭、走向和平，邁向光明的祈望。這幅照片抒情感傷、近乎畫意的田園風格，雖然並非史密斯最經典的硬派寫實手法，卻因其淺顯易懂的圖像寓意，並被收錄於1955年由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策展人愛德華•史泰肯企劃的《人類一家》大展中作為壓軸照片而廣為世人所知，不但公認為史密斯最著名的一張照片，更隨著《人類一家》在美國國務院支持下進行國際巡迴的宣傳任務，而成為文化冷戰時代，象徵美國觀點世界「和平」的代表性圖像。

　　戰後傷癒復出的史密斯，在1947至54年間成為《生活》雜誌的全職攝影，這段期間他完成了幾個著名的紀實報導系列，例如聚焦在民間醫療人手不足的《鄉村醫生》（Country Doctor，1948）、佛朗哥獨裁統治下保守壓抑的《西班牙村莊》（A Spanish Village，1951），種族隔閡下衛福資源嚴重不均的《助產士》（Nurse Midwife，1951）等經典，被認為是「圖片故事」此一新聞攝影典範的奠基名作。有別於搭配新聞報導的單張配圖，所謂的「圖片故事」指的是以圖片為主、文字輔佐的報導體例，攝影家藉由多張照片的序列編排與版面組織，將鏡頭下所拍攝到的世間現實，藉由圖文整合與版面編排的設計，重新組織為一套以影像為敍事主體、藉圖像詮釋現實的新聞故事。而在史密斯具體實踐的新聞攝影裡，持相機的人不再只是客觀、被動的消極觀察者，而更應該是具有社會意識、追求社會改良的主動倡議者。

　　史密斯與《生活》雜誌的矛盾逐漸加劇，前者認為攝影家是最貼近拍攝現場的人，應該擁有刊登內容的主導權，後者則基於企業營運與銷售現實，講求高度分殊的專業分工。前者認為只有攝影家能清楚明白在現場按下快門後，照片在暗房裡應該如何沖洗、調控影像明暗層次，並應該如何進行圖文搭配與版面配置，才能最適切地詮釋「現實」。但在後者的工作慣例裡，攝影家的任務就是在現場拍攝，至於沖洗、放相、撰稿、排版，美編等，都像生產流程般交由專人處理，每個人如螺絲釘各盡其職，才是現代媒體企業追求採訪效率與編採節奏的展現。

　　雙方的衝突，終於在54年關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醫生在西非行醫的圖片故事《憐憫之人》裡達到頂點。史密斯認為《生活》最終刊出的篇幅版面，全然背離了他所付出的心力與原初設想，原本想要刻劃史氏身處的惡劣環境裡，社區眾人群志向上的勉力行徑，最終見刊的圖文詮釋卻十分偏頗，太聚焦在宛如集「聖人」與「暴君」於一身的白人主角史懷哲身上，史密斯因此憤而辭職。

　　離開《生活》的史密斯，在1955年加入了由攝影家自主創立、標榜影像主體性的馬格南通訊社，原本被外界普遍認為是一樁完美結合，結果卻不如想像美好。此一時期的史密斯，心理狀態起伏不定，數次進出精神病院，並有嚴重的酗酒與藥物成癮問題。缺乏委託案子的他在馬格南中介下，接到了一個關於匹茲堡建城兩百週年的專書拍攝案，委託方原本希望史密斯用三個禮拜時間、拍攝一百張照片結案，史密斯卻視此為天賜良機，意圖將其擴大為攝影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拍攝計畫，他不斷延遲交稿期限，硬是在匹茲堡待了一整年，拍攝了超過一萬七千張的照片，光是他最終沖洗出的確定入選版照片便高達兩千多張，遠超過原委託方的承受幅度。

　　為了減損財務損失，馬格南通訊社嘗試洽談多個圖片雜誌社尋求刊登，卻都因為史密斯出奇「難搞」的名聲而不得要領，未能成書、無疾而終的「匹茲堡計畫」，最終僅能以高度刪節的方式在《大眾攝影》年鑑裡局部刊載，而與馬格南成員關係緊張的史密斯，在1958年決定自行退出通訊社。史密斯試圖以一中等規模都市為樣本，使用多面向與意識流等手法，嘗試對戰後美國社會發展樣貌進行刻劃的「匹茲堡計畫」，最終成為攝影史上一個宛如希臘神話裡，伊卡洛斯在過於自負、向上昂揚的飛翔中，蠟製的翅膀竟被太陽炙熱所熔化，最終只能失速墜落的宏偉失敗。

　　財務吃緊、家庭失和的史密斯，自57年起移居至曼哈頓花卉批發區的一處閣樓裡。原本將窗戶全部漆黑、想要離群獨居的他，很快地將注意力從失敗的匹茲堡計畫轉移到此一有著「爵士閣樓」（Jazz Loft）別號的熱鬧場域。這棟大厦是50年代爵士樂手在俱樂部表演結束後，時常舉行午夜聚會的祕密基地，由於身處非住宅的商業區，晚上徹夜即興排練也不會遭人抗議，往來進出的又是各具鋒利感知稜角、卻身處社會邊緣的出色樂人，自然深深吸引了頗有同病相憐感受的史密斯。他不但開始大量拍攝這棟建築的一切，將此「閣樓」視為另一個可見微之著、管窺美國樣貌的微型「匹茲堡」，經濟拮据的他更添購了大量的錄音器材，宛如強迫症般不斷以聲音紀錄空間中發生的一切聲響——那些屬於爵士即興發想、天涯落魄孤零人、偶遇傳奇人物，或是屬於他自身牢騷的喃喃自語，留下數量可觀、史料意義極高、卻缺乏系統條理，以往公認極難解讀的磁帶檔案。讀者手上這本Sam Stephenson「非典型」史密斯傳記的起點之一，便出自這些零星破碎、無窮無盡，卻宛如孤高星辰，偶會閃現無比靈光的錄音聲響，Stephenson同時也是針對史密斯未能完成的「匹茲堡計畫」與「爵士閣樓計畫」，進行檔案整理與重新詮釋的兩本重要專書作者。

　　1961年，亟欲建立企業形象的日立公司跨海委託史密斯，盼其前往日本進行品牌宣傳的拍攝計畫。雖然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公關宣傳委託案，史密斯仍花了兩年時間緩慢進行，不落俗套地捕捉了那戰後高速復興的東瀛新貌，最終完成了名為《日本：一個章節的影像》（Japan: A Chapter of Image，1963）的攝影集，顯現了他在商業需求與個人創意間少見的妥協結合。而在個展邀約不斷、充滿回顧氛圍的60年代尾聲，指標性的美國光圈出版社終於出版了史密斯的作品專書，他自己所構想的個人創作回顧攝影集《大書》，則因為屏除任何文字干擾、只由圖像拼貼組構的高度實驗性與缺乏商業潛力，僅停留在樣書設想的階段。然而，史密斯生涯中最後一個宏大的紀實攝影計劃，要到生命尾聲的70年代才會發生。

　　對生平諸多起伏的史密斯而言，1971年顯得格外關鍵。這一年紐約的猶太博物館盛大舉辦了由他全權主導策展、照片件數高達六百多張，命名為「讓真理成為偏見」（Let Truth Be The Prejudice）的生涯回顧大展，是對其攝影成就的高度肯定。同一年，他與日裔美籍的艾琳美緒子再婚，兩人在隨「讓真理成為偏見」巡迴至日本等地展覽時，關注到發生在熊本縣水俁市的汞中毒公害事件，他們和當地正與黑心企業進行抗爭的自救團體合作，進行長期蹲點、為時數年的「水俁病」拍攝計畫，盼能將此一公害事件背後的不公不義昭告世人。為了廣為傳播兩人倡議的社會訴求，史密斯也與原本已停止往來的傳媒界接觸，他仇視多年的《生活》雜誌在72年刊登了中等篇幅的圖片故事，向英語世界揭露了發生在亞洲的水俁病危害，但其訴諸於感官聳動、且彷彿暗示弱勢者只能被動承受的標題〈來自一條水管的死亡水流〉，深深激怒了此時已改名為艾琳•史密斯的美緒子。為了克服圖像新聞雜誌在篇幅與尺度上的諸般「限制」，兩人最終以共同創作、集體署名方式，以結合照片與文字、內容兼具強烈議論和抒情感性的多重風格，在75年出版了近兩百頁的攝影集《水俁》，這不但是史密斯生涯最後一個重要計畫，同時也是歷史上重要的紀實攝影經典。

　　與此彷彿無比正義、但略顯僵化的攝影家形象相比，這本「非典型」傳記對於史密斯「神話」的多重拆解，或許讓我們看到一個不再那麼偉大崇高，卻也更為貼近人性、複雜有趣，充滿內在矛盾，並活在其時代氛圍下的血肉之「人」。事實上，史密斯所代表的紀實「典範」雖然重要，它卻也是一個產生於特定時空脈絡下、而難被複製重現的時代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