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自誕生之初，便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雅俗大眾，此種情形中外皆然。
中國的小說時代開啟於明清，當時的人們，無論社會上層還是下層，都以一種痴迷的心情迎接一部又一部小說的問世。《三國演義》書成，時人「爭相謄錄，以便觀覽」。「上自縉紳先生，下至草莽齊民，於諸子百家之衵，或不悉備，備亦不能悉讀，而獨至稗官野史則必搜羅遍，讀亦殆遍。至《列國》、《三國》，則尤家置一編，雖婦人女子，略識之無者，且時時偷針餘閑，團坐老幼，以漫聲演說之，為消遺計」（嘯廬：《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序》）：《水滸傳》出，「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廝養隸卒，通都大郡，窮鄉小邑，罔不目覽耳聽，口誦舌翻，與紙牌同行」（許自昌：《樗齋漫錄》卷六）。嚴復因此斷言：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天津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梁啟超也指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文化生成的動態過程中，古典小說起著經、史、子、集無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作為前代的文化遺存，中國古典小說能挾「不可思議之力」進入中華文化發展的縱向鏈條之中，重要的動力還是在於代際傳播社會性的文本讀解。所文本讀解，即用當代語言翻譯出古典文學活動的某個方面的意義，其實質是從當代人的理解力、情感與趣味的深處發掘古典精神。在後人的讀解中，古典小說經歷著一種意義的展衍、附加以至變形的過程。文本固有的意義與增益的意義，舊的因子和新的創造，在讀解活動中雜錯交糅，賦予古典小說一種意義性的存在，它使中國古典小說同化於當代文化，進入當代人的理性世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本讀解表現為多種樣式，評點、考證、評論、鑑賞、漫話、編選為其犖犖大者。不同型態的文本讀解不僅使古典小說獲得意義性張揚，而且將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雅與俗綰結於一身。「雅」由此普及並提昇著「俗」，「俗」亦由此回流，上升為「雅」。古典小說對讀者的感應，也因文本解讀而由潛轉為顯在，由艱難轉為淺易，由淺易轉為深入。
當然，任何時代的文學作品的讀解總是受制於那一時代的思維水平與文化氛圍。宋人注杜詩，便隨意穿鑿附會，於是，詠月而以為此肅宗，詠螢而以為比李輔國。.....謂紈跨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四庫全書總目》批評此種詮釋方式使詩家「無景物」、「無字句」，杜詩的藝術之美遂不復存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杜詩捃＞》提要》）。
五十年代以來的古典小說讀解因特殊的文化背景而表現出濃厚的政治化傾向。各種形式的文本讀解慣於以二元對立的致思方式去解說作品所負載的意義，古典小說中紛繁多致的文學現象被片面地歸納為是揭露黑暗還是粉飾太平，是維護封建道德規範還是反抗禮教，是正確進步還是錯誤反動。這樣一種非比即彼、非好即惡的文本解讀方式在今天看來顯得是那樣膚淺謬誤，但在那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氛圍中，卻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六十年代前後的文學研究領域中，由於過早的專業化訓練，相當一部分文學史研究者眼界狹窄，趣味單調。雖說專精有望，但難得博大。其文本讀解也因此滯留於古典小說文學現象的淺表層次，缺少靈氣、魅力與哲理性思考。
隨著視野的日益澄清與漸漸日益開闊深入，古典小說的文本讀解開始突破昔日片而化和簡單化的局限，向古典小說所體現的傳統文化精神與審美趣味回歸，從而在古典小說的意義闡釋中開拓出了多角度、多層次的廣闊發展前景。
《古典小說解讀》就是在當代文化精神感召下編撰的一套叢書，它著意於挖掘古典小說中可供現代人感知、領悟、吸納的內容，更將對古典小說意義的認識由一般社會史論轉向對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乃至心靈深處的解剖。為此，它在古典小說的文本讀解上一改傳統思想，不再膠執於主題、背景、形象、手法等文學史的老話題，而是以古典小說中的某一細節、某一人物、某一場景為「筌」，為「筏」，進而從文化學、美學、心理學、歷史學諸方面發展開來，在縱橫開闔，無格可循的「書?堙v、「書外」之談中，抒寫作者厚積薄發的學問體驗和人生感悟，展示中國古典小說的豐厚文化內蘊。
在這樣一種文法中，傳統的知識結構與治學之路不免困窘蒼白，跳躍的思維、靈活的意念、開闊的視野、機敏的感悟則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儘管，囿於學識和功力，本叢書還存在諸多未臻精妙之處，但對於傳統文學史研究來說，它是一個有意義的突破，這就是有意識地借助文化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學科的新視野去觀照古典小說。對於時下的文化史研究來說，它亦不無擴寬視界、別開生面的補益之效。而這一點，正是筆者策劃、組織這套叢書的初衷，也是本叢書編撰同仁和衷共濟、勉力於寫作的潛在動力。本叢書策劃之初，曾得出版社及參加叢書工作的各位編輯全力支持此套叢書的出版，從而使筆者以文化學眼光觀照中國古典小說的構想，而最終形諸一本本獨具神采的文化作品，特此致以深切謝意。
周 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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