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複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彷彿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彷彿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
蔣介石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後，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一九四九後退到台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個中國，在活過八十八歲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功業和道德都彪炳萬代；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兇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
兩種情況—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
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
我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步，選擇若干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二○○二年，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台灣，研讀蔣介石帶到台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二○○六年三月，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二○○七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院。
日記，記錄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於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覆比較、勘核、思考，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
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一九八八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二○○一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但是，也碰到過若干困難。二○○三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軍、老新四軍、老解放軍戰士」，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研究持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選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陸和台北的蔣介石日記仿抄本或類抄本寫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開放的日記手稿複印本寫成（本書注釋簡稱為「手稿本」）。由於類抄本經過不同程度的刪削、改動，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的複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少量增補或修訂。
二○○五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閱讀蔣介石日記時，新華社有一位記者要求我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我曾說過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複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細的闡述。我至今仍堅持這樣的看法。至於這些功過是非的內容和其間的比例關係，那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討論的。見仁見智，說三說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斯所禱也。
看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本書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論述蔣介石生平的若干問題，故副題《蔣介石日記解讀》，但是，本書遠不足以概括蔣豐富、複雜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現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故以後會有續集、三集的出版。
感謝蔣方智怡女士開放蔣介石日記的無私而勇敢的決定。感謝胡佛研究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多年來給予的閱讀便利。感謝馬若孟（Ramon Myers）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邵銘煌教授、馬振犢教授、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
斯為序，並期待海內外廣大專家、讀者的批評。
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寫於美國斯坦福大學之
Blackwelder Court，時為第四次訪問胡佛研究院也
序言??
呂芳上?
一
最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是處在劇烈變動的時代。許多動亂的發生和曲折發展的過程，裡裡外外，直接間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領導人物、群眾活動、文化變遷、國際因素等的相激相盪，才構成中國現今的局面。至少在半個世紀之前，以近代史作為史學學術研究的一支，還頗見爭議。近代歷史雖有資料宏富之利，但更有問題複雜、事多隱晦、人多在世的困擾，尤難擺脫現實政治的糾纏。所幸五十年後的今天，尤其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全球冷戰架構解體，政治與學術空氣益見寬鬆，近代史研究已漸成氣候。以蔣介石研究為例，海峽兩岸對蔣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視為有成有敗、有功有過的「凡人」，蔣介石走入歷史，社會因此更見成熟。
二
一九三○年六月，陳寅恪為陳垣《燉煌劫餘錄》作序，說了這樣一段話：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發掘新資料、引進新理論、提出新問題、得出新結果，這是近代史學研究的基本精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即以近代中國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拋棄舊有思維框架、運用科際整合方法，具備國際視野、重視團隊合作的條件下，運用新資料，提出新問題，已逐步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視野。舉例言之，台灣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解嚴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區」，例如國民黨內部派系問題、台灣史、中國共產黨史、「漢奸」等的歷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國民革命史觀下難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偉人事蹟、群眾運動等。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局發生重大變動，近代史研究也跟?發生意義深遠的變革。以國民黨史為例，在資料方面，國民黨資料的空前開放，蔣介石檔案的全盤解密，蔣介石日記的陸續公開，對民國史研究議題的開發、歷史問題的解決均具正面意義；在歷史解釋方面，舊有思維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論述，歷史不再為政治服務已完全可能。擺脫僵化史觀、遠離偉人教條，去除條條框框，「黨史」、「國史」可以區分，「黨同伐異」的話語系統逐漸淡去，把握宏觀、研究微觀，還原「史學是找資料證明的學問」，帶給近代史學者更多發揮的空間。這也正是海峽兩岸歷史學者歡迎的氣氛，想來也應是楊天石教授新著出版的重要時代背景。
三
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據原始資料還原其本來面目，一直是史家的興趣也是任務。早在二○○二年楊天石教授即有感於民國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國人物難免塗脂抹粉，致事件雲遮霧繞，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訪四海，廣蒐史料，然後以專題發掘蔣介石自民初以迄一九四○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以便進一步準確的闡述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本此精神，二○○六年三月，當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首次開放蔣介石日記時，楊教授是學者中進入檔案館內閱讀日記拔得頭籌者，上窮碧落下黃泉，他的勤快、執?與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體歷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資料之後，得尋求基本史實的確鑿、深切認識時代環境、掌握各階段思想的發展，集中關鍵又發人深省的議題上進行發揮，不迴避、不竄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為上乘之作。楊教授的諸篇論文根據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復又以各種文獻、史料比證、勘核，可謂充分佔有並正確運用史料的優勢；從蔣介石自認對孫中山、陳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經營上海號子（證券交易所）的失敗、一九二三年蔣自認「吾前程發軔有望」的蘇聯之行說起，到蔣胡湯山事件、對日秘密談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蔣、史、宋（子文）角色與衝突、重慶談判中蔣對毛澤東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的內心世界，乃至於蔣的私生活，每一議題都從疑點出發，回到論證嚴密的答案中。這本書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談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確答案的歷史議題，這種問題意識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識的兼備而已。
四
二○○七年夏，個人有幸，與楊教授同時在胡佛研究院檢閱蔣介石的日記。楊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給口才，思路清晰，見識廣博，予人印象深刻。楊教授早期治文學，然後有哲學訓練的機緣，終乃投入歷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淵源。
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一如楊教授所言，是治民國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學家可以長時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寶藏。我們樂於看到楊教授第一部努力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著作的出現，民國史學界一定會熱切期待他續集、三集??的出版，因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現，一個重要又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如蔣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龕、走出政治的牢籠，真實的面貌才會呈現。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敬序於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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