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歷史．思想：中西比較研究

東西方研究：歷史、方法及未來

在二十一世紀之初，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都在發生具有根本意義的變化，可以說這是我們開展東西方研究極為有利的時刻，為研究東西方思想傳統和典章制度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在這個時刻，我們重新審視東西文化交往的歷史，以窺見未來發展可能的途徑，也許是深化東西方研究必須邁出的一步。東西交往的歷史，在古代有絲綢之路，在中古有馬可波羅到忽必烈治下蒙元帝國的遊歷，在明末清初有利瑪竇和基督教傳教士推動的東西文化交流，而近世在一八四〇年代鴉片戰爭之後，又有一百多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和東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歷史。陳寅恪先生曾用「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這樣沉痛悲憤的語句，去描述鴉片戰爭後中國受「外族之侵迫」所面臨民族存亡的險境。無論中英鴉片戰爭或中日甲午海戰乃至滿清帝國的覆滅，再到八年抗日戰爭和隨後國共內戰造成台海兩岸的分隔，中國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歷史真可謂多災多難，不堪回首。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經過了無數次的政治運動和「文革」十年的劫難，中國終於在近三十多年推行改革開放務實的政策，在經濟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而與此同時，歐洲和北美產生了極為嚴重的金融和信貸危機，中東和阿拉伯世界也發生巨大變化，於是形成當前全球秩序的急劇轉變和重新調整。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就制度而言，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中國和整個亞洲以及巴西和南美經濟的發展，正在改變過去認為毋庸質疑的關於全球各地力量均衡的許多觀念。簡單概括起來，我們可以說過去整個世界都是以美國和西歐為中心，這個觀念現在正在逐漸改變，在此形勢下，西方對東方，尤其對中國，開始產生了更多瞭解的意願和興趣，這就形成上面所說的對於開展東西方研究有利的時機和良好的條件。

從歷史上看，東西方的交往遠在古代就已開始。在近年的考古發掘中，往往有令人驚訝的發現，說明中國與西域在物質和精神文明的交往，比我們以前想像的要更多，也更早，而且西域不僅限於印度和中亞，甚至遠及於希臘、羅馬。中國古代金石雕刻藝術，就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四川三星堆出土了時間相當於殷商時代的大型青銅雕像，西安秦始皇陵出土了大型銅車馬、漢墓前神道有大型石刻，據林梅村的研究，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代大型石雕，是在多種文化影響下產生的藝術。「首先，基於中國本土文化因素；第二，受歐亞草原文化，尤其是阿爾泰語系遊牧人古代藝術的影響；第三，張騫通西域後，中國金石雕像藝術又得以和中亞希臘化藝術乃至波斯藝術進行交流。」中國境內出土過許多羅馬玻璃器和錢幣，這就證明「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必有頗為發達的貿易往來，中國史籍與西方史料所說漢代中國與羅馬之間的古代交通當為信史」。然而交往不僅止於物質文化，民間故事的流傳，在古代也有令人驚訝的廣遠程度。楊憲益發現在唐人段成式的筆記小說《酉陽雜俎》裡，不僅有歐洲童話裡著名的灰姑娘（Cinderella）故事，而且有德國尼別龍故事。楊憲益認為前者「至遲在九世紀或甚至在八世紀已傳入中國」，而且有趣的是，中文「灰」字在德文裡是Aschen，「就是英文的Ashes，盎格魯薩克遜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而在那個中文故事裡，「這位姑娘依然名為葉限，顯然是Aschen或Asan的譯音」。如果說灰姑娘故事是由海外傳入中土，《酉陽雜俎》裡古龜茲國王阿主兒降龍的故事，楊憲益就認為「是西方尼別龍（Nibelung）故事的來源。」這兩個故事不僅情節很相似，而且「據西方學者考證，西方的尼別龍傳說本於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的故事，加以附會。這個王的名字在古日爾曼傳說裡作Etzil，同這裡王名阿主兒正合」。以上這些例子說明，無論在考古還是在文本的考釋方面，古代東西方跨文化研究仍是一片有待開墾的領域，仍然有很多問題可以進一步探討。

十三世紀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5?）到元大都（今北京），是中古時代中西交往的一件大事。雖然所謂《馬可波羅行記》並非馬可本人撰述，此書問世之後也不斷有人懷疑其記敘是否真實，但據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約翰．拉納調查，此書問世之後的二十五年間，已「有法文、法蘭克-意大利文、塔斯伽尼文、威尼斯文、拉丁文和大概德文譯本流傳於世——作者在世時就有諸多譯本，這在中世紀是獨一無二的記錄」。 此書在歐洲各大博物館現存有不少抄本，這就說明在當時和之後，《馬可波羅行記》很受讀者歡迎，才會如此流行而有多種抄本流傳至今。然而此書雖然稱為《行記》，但細看其組織安排，並沒有按旅行路線，逐一記錄沿途所見，也沒有渲染奇特怪誕的冒險經歷，所以拉納認為，「此書不是歷險故事，也不是描述旅行過程」。馬可的父親和叔父都是商人，馬可隨同長輩前往中國，但關於商業和貿易，此書也沒有特別具體的記敘，所以拉納說，此書「也不是一位威尼斯商人關於在東方經商的著述」。在拉納看來，《馬可波羅行記》對西方而言，其意義首先在第一次使西方認識到東方許多具體的地方，擴充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所以那是「一部講地理的書」。但那是歐洲前所未聞的一部地理書，因為「事實是在中世紀地理學的傳統裡，從索里努斯（Solinus）到伊昔多（Isidore），再到戈蘇因（Gossuin），都找不到類似馬可波羅之書那樣的著作」。在現存歐洲中世紀的世界地圖（mappa mundi）裡，繪製於一三八〇年左右著名的卡塔蘭地圖（Catalan Atlas），比較能詳細描繪東方的地理，上面毫無疑問就是以馬可波羅之書為依據，標出了二十九個中國城市的名稱。雖然這還遠不是現代地圖，但正是在這幅早期的世界地圖上，「中國在西方才第一次在地圖上呈現為一個可以識別的、可以說合乎理性的形狀」。

馬可波羅在由歐洲到中國的旅途中，記載了很多地方都遇見聶思脫里派的基督徒。數百年後，明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在長安古都發現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更證明了早在唐代，景教（基督教）的聶思脫里派曾在中國傳播。在元代，忽必烈允許基督教在中國傳教，《元史》有「也里可溫」之名，經史學家陳垣考證，「認定《元史》之也里可溫為基督教」。此外，猶太人很早就遷徙到中國，在宋代曾聚居開封，陳垣有《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據歷代碑銘文獻詳論「一賜樂業，或翻以色列，猶太民族也」。人類學家潘光旦後來又進一步考證，認為「就開封的猶太人而言，至少就其中不會太小的一部分而言，是在北宋中葉以後，南渡（一一二六）以前，約五六十年間，到達開封而定居下來的」。至於這些猶太人的來源，他則認為公元前二世紀七十年代猶太人離開猶太本土後，有一支是「進入印度的孟買區域的；他們在此區域內定居了一千一百多年之後，在公元十一世紀的中葉或後葉，又循海道向東推進，到達了中國，定居在開封」。還有一些猶太人則可能「是從波斯來的」。可見自漢唐至宋元，中西互動和交流一直沒有間斷，有關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馬可波羅年輕時隨父親和叔父離開威尼斯到中國，在中國接觸交往的多是元朝的蒙古王公貴族和色目人，而不是被蒙元帝國消滅的南宋臣民，所以他對中國主要的漢族文化傳統缺乏瞭解。東西方在思想意識和文化層面的交往，是在馬可波羅三百年之後才有真正的進展，而且是另一位意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明末來到北京時，才真正開始。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後，發現這裡人口眾多，有悠久的歷史和與歐洲很不相同的文化傳統。他們意識到不可能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士大夫和讀書人，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來皈依基督教，也不可能把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都突然變成基督徒。當時的中國和歐洲相比，絕非如數百年後強弱懸殊的情形。正如朱維錚指出的，中西兩個文明當時「都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發展速度雖已見遲疾，文明程度仍難分軒輊」。雖然很多中國學者說起明末的嘉靖、萬曆兩朝，便總覺得已是衰世，「但在當時來自正受教會分裂、宗教爭吵和戰爭不斷困擾的歐洲人士眼裡，橫向比較下來，這裡卻似樂土」。這一點很值得注意，因為中國歷史悠久，中西交往的歷史也漫長而複雜，明末的中國和歐洲並不是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間不平等的關係，所以東西方之間的關係不能用看近百年的眼光來概覽過去的情形。耶穌會士採取了所謂適應（accommodation）策略，他們學習中文，用中文來傳教，一方面把中國儒家的經典翻譯成西文，並在大量書信和文章中報道中國的情形，另一方面又把當時歐洲的科技介紹給中國的皇帝和士大夫階層。而在當時的中國，明朝中葉興起了陸王心學，王陽明提倡「致良知」，反對程朱理學正統，打破許多傳統觀念。正如朱維錚所說，按照王學的發展邏輯，必定「走向撤除綱常名教的思想藩籬，包括所謂『夷夏大防』在內」。雖然王學的發展是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儒學派別的變化，但卻「在客觀上創造了一種文化氛圍，使近代意義的西學在中國得以立足」。就在這樣的內外環境條件下，耶穌會士得以進入中國，為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互動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東西方研究：歷史、方法及未來

在二十一世紀之初，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都在發生具有根本意義的變化，可以說這是我們開展東西方研究極為有利的時刻，為研究東西方思想傳統和典章制度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在這個時刻，我們重新審視東西文化交往的歷史，以窺見未來發展可能的途徑，也許是深化東西方研究必須邁出的一步。東西交往的歷史，在古代有絲綢之路，在中古有馬可波羅到忽必烈治下蒙元帝國的遊歷，在明末清初有利瑪竇和基督教傳教士推動的東西文化交流，而近世在一八四〇年代鴉片戰爭之後，又有一百多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和東方的帝國...

自序
1.東西方研究：歷史、方法及未來
2.從外部來思考：評美國比較文學學會二〇〇五年新報告兼談比較文學未來發展的趨勢
3.文學理論的興衰
4.中國古代的類比思想
5.詩無達詁
6.現實的提升：伽達默論藝術在我們時代的意義
7.現代藝術與美的觀念：黑格爾美學的一個啟示
8.馬可波羅時代歐洲人對東方的認識
9.約翰．韋布的中國想像與復辟時代英國政治
10.記憶、歷史、文學
11.歷史與虛構：文學理論的啟示和局限
12.廬山面目：論研究視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13.擲地有聲：評葛兆光新著《宅茲中國》
14.法西斯時代的日本
作者簡介
著述年表

自序
1.東西方研究：歷史、方法及未來
2.從外部來思考：評美國比較文學學會二〇〇五年新報告兼談比較文學未來發展的趨勢
3.文學理論的興衰
4.中國古代的類比思想
5.詩無達詁
6.現實的提升：伽達默論藝術在我們時代的意義
7.現代藝術與美的觀念：黑格爾美學的一個啟示
8.馬可波羅時代歐洲人對東方的認識
9.約翰．韋布的中國想像與復辟時代英國政治
10.記憶、歷史、文學
11.歷史與虛構：文學理論的啟示和局限
12.廬山面目：論研究視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13.擲地有聲：評葛兆光新著《宅茲中國》
14.法西斯時代的日本
作者簡介
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