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論資訊科技──資訊世界的倫理省思
三 偽似真實
那麼,資訊科技的發達,對我們的社會生態有甚麼重要的影響呢?資訊科技的發達,一個最直接的後果,當然是資訊的發放與流通量都大大增加。布朗和杜奎德告訴我們,「在普通上班的日子,《紐約時報》每天所提供的資訊,比莎士比亞當年一輩子所接觸的資訊還要多。」單是這一點,就足夠對人類社會做成翻天覆地的改變。
資訊大量流通的影響,並不只是讓我知道一些從前不能知道的東西而已。資訊的膨脹第一個必然的結果,是扭曲現實。這一點,我們只需要回到很普通的日常經驗裏就能了解。
隨手翻開一本潮流雜誌,或是報紙的娛樂版,我們就可以見到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影星、模特兒,一眾的俊男美女。回到我們現實生活中,在我們的工作環境和學校裏,這樣的俊男美女能佔上多大的比例?當我們讀報的時候,我們總會讀到許多強暴、兇殺、災難之類的事故。而這些事故的數量,必定遠遠超過我們在實際生活所能碰到的。這就表明了,我們在資訊世界裏所看見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總是大不相同。而有趣的是,我們還常常聽見這一類的說話:如果不讀報,你就不了解世界。我不反對這樣的講法,可一旦讀了報,我們也大概要曲解世界。
資訊扭曲世界,這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資訊之所以得到我們的注意,幾乎必然地就是因為它偏離了常態。人的心靈是生而對異常的事物較平常事物敏感的。常態的事件沒有人報導,報導了也不會被我們吸收。結果,我們吸收到的主要都是一些異常的資訊。除非科技傳給我的就是我眼前的景象,(那還要科技嗎?)否則資訊科技就必然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觀感。
更糟的是,有了資訊科技,就有了仰賴這些科技維生的機構和公司。在那裏,一個機構所發放的資訊能否吸引受眾的注意,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就像弗里德里希和迪茨的書名所揭示的那樣:不引人注目的人注定會失敗;所以,我們的雜誌總是擠滿了一些美得脫離現實的人物,以及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看看香港「無敵獎門人」系列或台灣「TV三賤客」之類的電視節目:那些本來決不是常人玩的遊戲。它們用盡一切方法,巧立一切名目,去折騰嘉賓,讓不認識的人接吻,讓男人的頭埋到女人的私處去。正因為這些場面在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見,所以才成為吸引觀眾的伎倆。女星們出席電影的首映禮,穿的是你我無法想像的衣飾,領口低開到了私處的晚裝,全身上下全部透明的裙子;於是,我們日常所接觸的資訊,不斷地趨向於怪誕。而只有這樣穿,她們才能保證自己能夠見報。我們看這些反常的景象,倒已經見怪不怪了。
這就是傑米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所謂的「誇張行為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hyperbole)。在一個資訊過剩的社會中,人會漸漸對他們所接觸的資訊感到麻木。為了使受眾注意到他的訊息,資訊的發放者只能加強資訊對受眾所造成的刺激。漸漸地,受眾對於加強了的刺激也感到麻木,於是刺激就會進一步加強,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隨着這些誇張的訊息不斷刺激我們的神經,久而久之,我們對所有誇張的表達手法不但習以為常,我們簡直有點欣賞它們了,至少有時是如此。
我家附近有家大型百貨公司在櫥窗貼出了一幅巨型的廣告,說:「你們的滿足就是我們最大的滿足。」這明明白白是一句謊話,因為沒有一間商店的滿足是跟賺錢無關的;可是,我們一般卻不會為這樣的口號感到絲毫反感或者難堪。在一個廣告頒獎禮上,沒有人會問廣告的內容有否忠實反映商品的品質或公司的個性,我們只關心廣告有否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香港近年的傳媒現象尤其充分說明這個事實:幾家銷量數一數二的報章都是以誇張煽情的報導見稱的,最諷刺的是,有一家報紙曾經鬧出付錢予某自殺案死者的丈夫以編造煽情新聞的事件,事件被揭發後,該報的銷量居然絲毫沒有受到打擊。我曾經問過我的幾位大學時代的同學,他們說他們閱覽的正是上述其中一份報章。他們也知道該份報章誇張失實,但仍樂意購閱,原因是一般所謂嚴肅的報章「太沉悶」。
這也是政治學者吉里安的看法和憂慮:「電視對『精彩畫面』和精彩報導貪得無厭的需求,顯示唯有最恐怖或是最惡名昭彰的罪行才能得到最多觀眾的注目,如此一來,大家對其他形式的罪行就會視而不見了。」這種扭曲並不限於犯罪行為。即使是我們認為極具教育意義的野生動物紀錄片,也有類似的問題。特克就強調,如果我們到叢林去看看真實的野生動物,我們就會失望地發現,牠們的生活並不像電視媒介所剪輯而成的片段一樣時刻充滿戲劇性。富蘭克林(Urshula M. Franklin)也因此結論說,因着資訊的發達,不正常的事物比起正常的事物更能在我們的生活中取得優勢,結果我們不知不覺地住進了一個由資訊科技所建構起來的偽似真實(pseudoreality)的世界當中。我們今日關心政客的形象,如同(或者超過)我們關心他們的品格能力,充分說明了這個偽似真實已經取得真實的地位。
這逼使我們反省一個現代人常有的迷思,就是相信資訊科技使我們更接近真相;事實是,資訊科技不但包括傳播資訊的技術,更包括了操控資訊的技術。結果,科技不是被用來客觀地傳送資訊,而是用來將資訊改造成符合我們期望的樣子。因此,我們距離真相更遠了。一個相當有趣的例子是,現在已經有只錄球賽精華片段的聰明錄影機。我們已經離開球賽的場地,一旦這種錄影機普及了,我們只會距離真正的球賽更遠。而電腦及互聯網科技的興起,明顯地把這個問題激化。政治學者倪諾曼(Norman Nie)的研究發現:每周在家上網超過五小時的人,其與朋友和家人相處時間減少的人佔百分之十三,而減少參與社交活動的人則佔百分之八。
回到反常資訊的問題。你可能會問,這樣被反常的資訊所包圍,有問題嗎?它會傷害我們嗎?我想那的確是有問題的,第一,因為我們的腦袋並非設計來接受這樣大量的反常資訊,所以大腦只能降低它對反常資訊的反應的敏感度。這就是傳媒暴力研究中所謂「降敏」(desensitization)的主張,意指受眾在傳媒中接觸暴力多了,會不自覺地覺得暴力不是很稀奇的東西。當然,敏感度降低,從反面來說,就是麻木。冼德華發現電視和兇殺案的上升有關聯,並非不可解之事。
第二,因為我們的大腦不是在超現實資訊的環境中進化出來的。我們的心靈慣於把常見之事視為正常。因此,大量的異常資訊就必然會扭曲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所以,我們的少女總是禁不住把廣告和電視上看到的超級美人視為她們的典範,雖然在頭腦上她們也知道這些模特兒都是非比尋常的角色。於是,少女們一窩蜂地想法子把身體變成像這些名模一般的模樣,並且為此付上高昂的代價:節食、整形手術、藥物,可說是出盡了法寶。
第三,資訊科技的發達,為我們製造了一個虛擬足以取代現實的假象。這些超現實的資訊往往會引誘我們相信,它們比現實更為美好。因此,我們可以用它們來取代現實。現在已經有人在談論虛擬社區;有人躲在家裏,足不出戶,單靠上網與外界聯絡生活;年輕人越來越喜歡在ICQ交朋友,雖然他們都知道ICQ是個充滿了偽裝的世界。今日,我們已經頗為樂意相信,在電視機前觀看足球要和現場觀看一樣好(甚至更好),有些人相信虛擬性愛和虛擬婚姻比真實的性愛和婚姻更美妙。當然;問題是,如果我覺得虛擬的事物和真實的事物一樣好,那麼,我就不會珍惜真實的事物了。我們越是相信虛擬的友誼可以取代現實世界的友誼,我們就越容易對現實世界的友誼掉以輕心。心理治療師菲麗普森在她的諮商之中,觀察到這樣一個現象:
我大多數的病人在談到了電視裏的角色時,像是談到家人一樣熟悉。過去佔據他們腦海的親友,現在已經完全被電視人物給取代。很多的家庭現在會安靜而被動地看着電視的喜劇,看着那些虛構的家庭誇張地動着笑着、聊天吵架。家庭成員真正需要的情感,就在彼此沒有互動的情況下,坐在不同的房間裏,在電視上演出。
這個現象說明,虛擬的世界,的確有取代現實世界的傾向。
當我們的把越多的時間花在虛擬世界的時候,我們社會的集體經驗(shared experience)就越發遠離真正的社會生活。我們之所以分享了某些相同的經驗,原來只是因為我們各自躲在自己的房間裏,看見了和聽見了相同的東西。我們好像藉着科技接觸到一個外面的世界,實際的效果卻是使我退回自己的房間之中。在這裏,我們聽見了一個警號:資訊科技正在為我們製造一個孤獨的世界。按特克(Sherry Turkle)的分析,美國戰後社交生活正進行着一個原子化的過程。以前,人們會在購物區和娛樂場所接觸各式人等,可是逐漸的,不論是購物還是娛樂,都出現了一個退回家庭的現象。人們略過社區,要求商品和娛樂直接送到家中。人與人的互動因而減至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