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中國政治體制發展史上有兩件大事:一是秦王朝的廢分封,設郡縣;一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廢皇權,建共和。
周沿商制,分封王室宗親到各征服或歸附的地區進行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以宗親為主、功臣為輔的統治體系。周初,有大大小小、可以世襲的諸侯國幾十個之多。至東周時,發展至一百四五十個。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將較小的鄉邑合併為31縣。公元前221年,秦國的嬴政統一中國,自尊自大,將甲骨文時期就有的兩個字,合為一個新詞——“皇帝”。既代表最高威權,又代表最大榮光。他自稱“始皇帝”,幻想由此二世、三世,代代相傳,永遠相續。鑒於商周時期的弊端,他不再分封諸侯國,而將全國分為36郡,郡的政務長官稱為“守”,軍事長官稱為“尉”,郡以下設縣,縣的長官稱為“令”或“長”。凡郡、縣長官均由皇帝或朝廷直接任免,隨宜遷調,不再世襲,也不受貴族勢力的干預或影響。自此,諸侯紛爭的局面基本結束,各種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與皇權專制政體形成。
“百代皆行秦政法”,自秦以後,皇權專制體制雖然受到歷代思想家的批判,各種“無君”、“非君”思潮起伏綿延,不絕如縷。激烈的思想家們指斥“君立而虐興”,甚至視君權為“天下之大害”。直到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才提出了反對皇權專制政體,建立新型民主國家的號召。1906年秋冬之間,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制訂《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其中的《軍政府宣言》提出“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等四大任務。中稱: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訂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這短短的幾行文字,確立了革命性質,國民平等、政府組成、國家領導人及討論國家大事的議員由選舉產生,“憲法”必須“人人共守”等基本民主原則,這就徹底否定了個人獨斷的皇權專制政體,是具有破天荒意義的創舉。它的制訂和公佈,標誌著民主共和理想的確立和新一代共和知識分子的誕生。到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在武昌發動起義,繼之以各省響應,風雷滾動。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被推為臨時大總統,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終於出現在世界東方。2月12日(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召見群臣,率領小皇帝溥儀宣佈退位。至此,歷經12帝,295年的清朝統治結束,中國延續二千餘年的皇權專制政體被劃上了休止符。這是中國政體史上又一次偉大的變革。由於這一切都發生在舊曆辛亥,因此,這一革命遂被稱為“辛亥革命”。從創立興中會至此,時間不過流逝了17年,真可謂彈指一揮間。中國歷史還會有綿遠的未來,但它的民主大航向卻自此鎖定,任何人都無法動搖、改變。
我研究辛亥革命始於1958年,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三年級讀書。正值“大躍進”和“教育革命”高潮,學生不怎麼上課,自己編書、寫書。我曾兩次參加《中國文學史》(紅皮本和黃皮本)的編寫,執筆部分都有南社歷史的內容。南社是辛亥革命時期成立的革命文學團體,研究南社可以看成是我研究辛亥革命的開始。兩次編寫《中國文學史》期間,我參加編注《近代詩選》。為了選詩、注詩,我大量閱讀過辛亥革命前後許多人的別集和那一時期期刊和報紙。1960年畢業離校,開始以業餘時間寫作《南社》一書。1973年,我應邀到近代史研究所協作編輯《南社資料》,做義工幾近4年。1978年4月,我被調入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執筆撰寫《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鬥爭》等相關章節,後又參加統改全書,重寫武昌起義等章。這是我對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時期。1981年,有關辛亥革命的上下兩卷合為《中華民國的建立》先後出版。我於轉入撰寫第六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之餘,還應邀為蔡美彪先生主持的《中國通史》寫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兩部分初稿,後來併入《清代通史》出版。
《中華民國的建立》出版後,我先後訪問日本、美國、韓國、英國及我國的香港、台北等地,所至之處,都繼續收集辛亥革命的相關史料,思考相關問題。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為了迎接這一紀念,並總結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我從2010年開始寫作本書。2011年由湖南岳麓書社、香港三聯書店分別出版,經多位專家評議,榮獲《新京報》當年唯一的一本歷史類好書獎,其致敬詞云:
今年,關於辛亥革命的寫作紛紜雜陳,即便如此,楊天石先生撰寫的《帝制的終結》依舊憑靠扎實的寫作,填補空白的史料搜集,還有諸多耳目一新的觀點。
《帝制的終結》對辛亥革命的背景和歷史進程進行了全景式的展開,寫作簡明而不失其要,採擇眾說又發出自己的獨立聲音,顯示出深厚的學術積累和敘述功力,是大家寫“小書”的成功嘗試。
說老實話,我雖然畢業於名校,但史學並非本行,得到如此褒獎,常感汗顏。這本書,非朝夕之功,而是我五十餘年持續鑽研的結果,《致敬詞》稱:“在幾十年的學術研究中,很多未被學界利用的新資料,經他之手,重躍紙上”,又稱:本書有些觀點具有啟發和警醒作用,例如關於“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有形”與“無形”的“專制主義”,等等,我都感到,這些並非泛泛褒詞,而是知書之言,於我心有戚戚焉。
本書繁體版,2011年曾以書名《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插圖本)》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初版中有少數錯字。此次書店再版此書,並將本書作為個人“近代史研究六種”中一種,使我得到了一次糾謬的機會,謹表謝意。
謹以本書,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楊天石
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