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月記

 

 

　　中島敦有「小芥川」之稱，大概因為兩人的人生和作品存在著相似之處。魯迅的這句話可以視為對芥川龍之介作品的總結：「所用的主題多是希望之後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之心情。」對生存的不安與苦惱，同樣是中島的主題，更進一步地，這不安與他的懷疑主義和對文明的反思息息相關。

 

　　和芥川一樣，中島的小說大量取材於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在歷史題材的舊瓶中注入現代意識的新酒，可以說是雙方的共同點。舉例而言，芥川有多篇小說改編自《今昔物語》，他這樣總結《今昔物語》的一個特色：「人物就像所有傳說中的人物一樣，心理並不複雜。他們的心理只有陰影極少的原色的排列。」濃墨重彩地為這些人物賦予複雜的心理意識，描繪出他們心理的斑駁陰影——不安——是芥川也是中島對歷史題材的再創造。

 

　　中島的《山月記》和《李陵》中的人物李徵、李陵、司馬遷和蘇武都超越了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山月記》據唐傳奇小說《人虎傳》改編，但《人虎傳》中的李徵不脫傳統文人形象，我們感受不到他的任何心理活動，而在《山月記》中，中島則以大量的心理獨白突出了他「懦弱的自尊心和自大的羞恥心」交織的心理，將現代人的自我意識貫注到了李徵這個人物心中，《人虎傳》中的傳統文人李徵變成了《山月記》中因為強烈的羞恥意識而不斷叩問自我存在意義的詩人。同樣的，在《李陵》中，李陵、司馬遷和蘇武都超越了史實中的刻板形象，經過了中島的加工，成了穿著古裝的現代人。中島筆下的李陵大異於史實中的李陵，歷史上的李陵主動投降，而小說中李陵是在戰敗被俘後才被迫投降。小說中的李陵比歷史上的李陵更忠誠，他被俘後面對的複雜處境突出和加劇了他的不幸。

 

　　歷史上的李陵多半會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天意、命運之類，但小說中的李陵卻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自身，不斷地在心中咀嚼自己生存中面臨的困境和挫折，他懷著對漢武帝、單于和蘇武的複雜的情感和心理糾結，由此陷入種種自我折磨不能自拔。歷史上的司馬遷儘管遭受了宮刑，卻以極大的意志力挺過了所受的恥辱，完成了傑作《史記》，可以說，他的心理從來就不曾動搖過，然而中島筆下的司馬遷在遭受宮刑之後，則陷入了野獸般的痛苦之中，其心理波動之大之曲折之崩潰，其對自己存在的根本和意義的追問，幾乎到了纖毫畢現的程度。最終，他的自我完全崩潰了，成了一個「沒有知覺沒有意識的書寫機器」，正是靠著這種「無意識的關心」完成了《史記》，此間有著極濃重和苦澀的悲劇意味。

 

　　李徵、李陵和司馬遷這三個歷史人物，其命運都因遭遇不幸而被劃分成為前後不同的兩截，中島的人生命運同樣充滿不幸的波折，或許正是這種共同的不幸遭際，使中島產生了深切的共鳴。在中島的筆下，這三個人物都超越了歷史的真實境況，寄託了他作為現代的孤獨個體的痛苦與悲哀，所以文評家深田久彌說：「中島敦借助於對歷史人物的重新塑造，縱情地抒發了自己心中蕩漾的熱情和感情。《李陵》中的主人公——無論是李陵、司馬遷還是蘇武，他們不幸的遭遇雖然都是取自於史實，但那種悲痛卻都屬中島敦所有。」而這種悲痛只能是屬現代的孤獨個體的中島切身感受到的悲痛。某種程度上，中島借古代人物的酒杯，痛澆自己鬱鬱不得志的壁壘。

 

　　人物之所以對自身存在處境充滿不安與苦惱，與其對外在世界的不解、懷疑息息相關。前者針對內在的自我，後者針對的則是外在的社會規範乃至文明或文化的主流價值，兩者的難以一致或平衡才造成自我意識的不安。《山月記》中的李徵在渴求成名和以躋身俗物為恥的念頭之間搖擺不定，最終卻以對此的拒絕而作結，已經包含對科舉社會的社會價值的懷疑和否定。而在《李陵》中，被俘後的李陵，面對漢武帝、單于、蘇武三方施加的無形壓力，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之中，同時所在漢胡兩地所受的不同遭遇，也揭開了他對兩種文化孰野蠻孰先進的懷疑，他意識到所謂野蠻的胡地風俗，在朔北的風土下，非但不顯野蠻，也最為合理，在將胡漢文化相對化的同時，他作為個體的選擇也超越了這種文明與野蠻的兩分，他悟出：「我原不過是天地間一顆微粒，又何必管什麼胡漢呢？」因為這樣的懷疑主義，李陵原本陷入自我存在的痛苦反而得以解脫。

 

　　中島敦出生於日本東京市四谷區簞笥町，祖父及父親都是漢儒學者，自幼即受薰陶的中島，被稱譽是消化吸收了倫理思想的「詩人、哲學家和道德家」。1933年3月中島敦畢業於東京大學國文學科，畢業論文題目為《耽美派研究》，以四百二十頁的篇幅，對森鷗外、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等明治時期作家進行評說。4月進入東大大學院學習，研究主題為《森鷗外研究》。1934年3月從大學院退學，任私立橫濱女子高等學校國文、英語教師，1941年3月退職。1941年辭去高中教師職務，到南洋，將心儀的英國作家史帝文生晚年在太平洋沙摩島的生活改編成了《風．光．夢》，並將當地見聞寫成了《南島譚》。1942年末因哮喘病發作去世，享年三十三歲。雖然他的生命如彗星轉瞬即逝，但留下的為數不多的作品至今仍為人們所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