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多年前的一個暑假,一位從事課程發展工作的朋友跟我說,他在比較了海峽兩岸暨香港的一些教學課程和教材後,發現最少觸及外國文學的,恐怕就是香港。儘管在分享完這觀點之後,朋友一再強調這觀察不無主觀,但我卻發現它跟我的經驗不謀而合。
當時我正在巴黎留學,無論是在考入大學前的法語課、大學預備班,抑或考入大學後的文學專業課上,都總有一些來自大陸或台灣的同學在老師忽然提及某位法國或者外國作家時表示︰「哦,原來跟他有關」或者「我曾經讀過他某部作品」,這些同學大都在中學時代讀過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項鍊》(La Parure),有些還讀過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的《高老頭》(Le Père Goriot)和雨果(Victor Hugo)的《九三年》(Quatrevingt-treize);至於法國以外的作家,他們會讀過或者起碼知道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甚至冷門一點的龐德(Ezra Pound)的〈地下鐵〉(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藉著跟他們交流,我甚至還接觸到一些之前我並不熟悉的作家,比方說跟中國淵源甚深、我理應一早知道的謝閣蘭(Victor Segalen),就是通過一位上海友人的博士論文,我才終於接觸到;而如果不是一位台灣友人借了《深河》給我,我就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會開始閱讀遠藤周作的作品了。至於喬治.桑(George Sand)和科萊特(Colette)兩位特立獨行的女作家和她們的作品,也是多虧同學偶爾提及她們的情史和婚姻,我才有機會認識到的。
那真是一段備受衝擊的歲月,當時我一方面藉著不同朋友和途徑,開拓自己的視野;同時也不時感到汗顏和慚愧,因為這些朋友的其中幾位,並非念文學出身,而是念商科和地理的學生。
當然,這也是一段充滿主觀因素的經驗,而我所遇到的那些同學和友人,也未必能夠完全代表他們所屬地區同代人的文學素養。但無論如何,這段經驗給予我的衝擊是相當實在的,因此在返港之後,我就一直希望寫些篇章,向年輕讀者介紹外國作家。
編輯朋友聽到是關於外國作家的稿件,都表示歡迎;可是當他們知道我想寫的是一些經典作家時,大家就有點猶豫了。
「最好寫些仍然在世的作家。」
朋友這樣建議,並非因為他「尊今卑古」,而是純粹因為他很清楚香港讀者總是要「掌握最新資訊」的心理。
結果,撰稿計劃一直懸著,直到二○一五年的暑假尾聲。
《星島日報》校園版副刊《S-File閱讀中文》的記者,趁著新學年伊始,約我做了一個有關閱讀的專訪。
訪問結束後,我在閒談期間向對方提及到介紹外國作家的想法。
沒想到隔了幾天,記者竟聯絡我說,編輯對有關計劃感興趣。於是,由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起,我開始在《S-File》上每兩周刊出一篇一千二百字左右的外國作家介紹稿。
那個是一個交稿頻率和字數要求都相對輕鬆的寫作計劃,與此同時,對稿件的內容,編輯也給予了我極大的彈性——但凡是外國作家,古今不拘,惟一要留意的是,在國別選擇方面,要盡可能平均一點,以免過於偏重某個國別的作家。
那實在是一次難得的合作經驗。
這個原定寫一個學年,預計在翌年五月底結束的計劃,後來因為彼此合作愉快而一口氣延續了三年;原定只寫十七篇的稿件,後來共刊載了四十五篇,直到二○一八年才結束。
草擬計劃的時候,我冀望在介紹作家、作品之餘,亦儘量在各篇篇章介紹一些相關時期的文藝思潮和歷史,而如果篇幅和內容許可,我還希望儘量在篇章裡滲入一些創作提醒。根據這個構想,編輯為欄目訂定了一個非常響亮和討人喜愛的名字——「文豪時代」。
不過在實際撰稿的時候,部分選題和內容,還是礙於篇幅的限制而略為有別於原來的構想,例如在選擇作家方面,我還是難免揀選了一些相對熟識和偏愛的作家。除此之外,我也儘量囊括一、兩個讀者較為陌生,華文世界較少介紹的作者,希望可以在介紹文學作品之餘,也拓闊一下學生讀者的世界觀。基於這些考慮,一些比較經典的「文豪」,例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最終並沒有納入到計劃之中;反而有些尚未完全經典化的作者,例如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以及鮮為人知的意第緒語(Yiddish)作家以色列.拉邦(Israel Rabon)和非洲法語女性作家肯.布古爾(Ken Bugul)卻入選了。儘管欄目所選的作家名單充滿主觀性,但編輯團隊還是十分支持,在此實在要對當時負責欄位的幾位編輯致以由衷的感激。
「文豪時代」的欄目在二○一八年結束之後,就一直醞釀著要把稿件修訂、增編的出版計劃,但由於當初連載稿件的篇幅較短,內容相對單薄,倘要編輯成書,就需要加以修訂和增編,而我卻一直劃不出時間去專注完成,結果出版計劃就耽擱到去年年底,承蒙出版社編輯多番鼓勵之下才正式落實。
本書現時命名為《異國文學行腳》,而沒有沿用「文豪時代」,乃是因為相對於撰寫「文豪時代」的初衷,這本書更像一本個人閱讀筆記。現時本書所選擇的作者和所收錄的篇章,較當初在報章上連載時的選材,可說是更為個人和主觀,而考慮到書本主題、出版定位,本書亦沒有將「文豪時代」所涉及的四十五位作家悉數納入其中。
現時書中選定的二十三位作家,主要是我在研習文學和從事文學創作的路上,跟我淵源較深的作家。「登山之路」部分的作家,是我負笈巴黎修讀文學時,所研習過的外國作家,因此本部分以法國作家為主,同時也輻射到幾位跟這些作家頗有淵源的外國作家。通過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我希望可以為讀者簡單介紹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些文藝思潮和歷史事件,盼望讀者通過這些扼要勾勒出來的時代框架,能夠了解到這些作家和作品在文學史上的意義。至於「道上風景」裡的作家,則是我在留學之前就已經開始閱讀的作家。井上靖的作品,是中學時代,我恰巧在公共圖書館的書架上有緣遇到的;而山崎豐子的作品,則是通過它們的影視改編劇集認識的。其他幾位亞洲以外的作家,都是在香港教育學院「薪傳文社」跟隨王良和老師學習文藝創作時,老師介紹給我閱讀的作家。
書中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建構了我相當一部分的文藝認知地圖,也見證了我接觸外國文學的路徑,而這亦是我將本書命名為《異國文學行腳》的原因。「行腳」原指僧侶尋求師法而遊走四方的修行方式,而其中的遊走和修行之意,以及修行背後所隱含的艱辛,卻同時又略具逍遙的狀態,恰恰跟我修習外國文學的體會相契合。如果沒有跟文學和創作相遇,我的生命格局,恐怕將會大大不同,而我所看到的世界,也將會很不一樣——多虧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作品,我才會從澳門輾轉走到葡萄牙最西端的羅卡角(Cabo da Roca);而因為與以撒.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作品相遇,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遇難者的故事,才會如此鮮明地連結到我的意識……冀望本書能在記錄作者習藝片斷之餘,也能夠為正在或者準備修行的年輕讀者,提供一些路徑和一點頭緒。
基於上述原因,作者在書中採用了比較輕鬆、貼近閱讀筆記的寫作方式去撰寫,希望能將本書塑造成一部普及讀物,而非學術專著。為免削弱普羅讀者的閱讀興趣,書中篇章在可以兼顧內容的情況下,會儘可能避開生僻的學術用語,改以接近大眾的日常語言來介紹作家和作品。對於一些過於專門和精細的學術定義和問題,例如文藝派別的淵源、定義和分類,礙於各篇章的篇幅和本書的出版定位,本書只能以較為概括的論述去表達。倘若讀者希望對個別作者、作品和文藝主題作深度探討,建議繼續搜尋相關專著作延伸閱讀,而這亦是作者撰寫本書的初衷。
由於本書所涵蓋的時代、地域、作者和作品甚為廣泛,內容也涉及到不同的專業領域,作者學養有限,書中論述倘有不足之處,敬請讀者見諒。
26 janiver 2022
à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