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時候,我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唸書,導師是宋國青先生。當時先生參與一個項目,為發改委的“十五規劃”出謀劃策,帶著一群學生做研究。先生平時話不多,可以說是惜字如金,動員會上還是講了幾句,引用了盧卡斯那句著名的話:一個人一旦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就很難思考其他的問題了。
這句話,影響了我半生。經濟增速每相差1個百分點,70年後收入就差一倍。對於千家萬戶而言,這是巨大的差別。從此,增長問題在我腦子裏一直揮之不去。這本書是我這20年來思考增長問題的一個階段性的交代。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績單,無疑是值得自豪的。十幾億人實現溫飽,是這個國家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稱為“奇跡”並不為過。需要探究的是,這個奇跡是怎麼發生的?是歸結於歷史的偶然、偉大人物的推動,還是有規律可循?有規律可循的話,這些經驗能複制嗎?能指導未來嗎?對其他國家有參考價值嗎?
中國做對了什麼?
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分解為兩步。第一步,中國做對了什麼?第二步,中國是怎麼做對的?
第一個問題看起來複雜,其實很簡單,就像是一個腦筋急轉彎。我們只要把所有的高收入國家放在一起,尋找這些國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徵,再看看中國有沒有做到,就可以大致知道中國做對了什麼。
拋開所有的細節不談,高收入國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徵,就是工業化。歷數歐洲、美洲、亞洲的主要高收入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家是沒有實現工業化的。除了少數的嚴重依賴自然資源的國家,比如石油輸出國,都是通過工業化實現了經濟起飛。即便是石油輸出國,也要利用石油換來的資金努力實現工業化,否則後續發展潛力成疑。
工業化還有很大的韌性。翻開人類的經濟歷史,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實現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就很難倒退到工業化以前的水平。蘇聯這樣的計劃經濟國家,雖然經歷了動蕩,但是因為工業化水平已經很高,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很快從動蕩中走出,實現了1萬多美元的人均收入。
剛才是橫向的、國家間的比較。縱向的、歷史的比較,也會指向工業化這個關鍵詞。人類漫長的文明史,其實絕大部份人在絕大部份時間裏都在溫飽線上掙扎。人均收入的真正增長,是18世紀以來的事情。
歷史的勝負手,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蔓延到歐洲大陸、北美,然後蔓延到亞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區。工業革命所到之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業革命還沒到的地方,依然貧窮。世界的經濟版圖,其實就是工業革命的蔓延地圖。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歷程,就是一步一步向工業化努力的歷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把土地的使用權還給農民,一舉解決了10億人的吃飯問題,為工業化打下農業基礎,並且釋放了勞動力。鄉鎮企業,是“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民營企業,是“離土又離鄉”的工業化。對外貿易和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是利用全球商品流通市場加速工業化。房地產改革和大規模基建,釋放了大量的需求,因而促進了工業化。金融改革,是為工業化創造融資條件。用“工業化”這個關鍵詞,可以串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大事件。
從工業化這個“超宏觀”的角度,我們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有不同的看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成就,其實就是不斷向工業化的方向努力,並取得的一定的成績。當我們讚歎改革的時候,不應忽視我們只不過是做了一件大家都努力在做的事情。從這個基本方向上,中國並沒有特殊之處。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各國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都面臨著自己的困難。能夠克服自己的困難,推進工業化的國家,就是經濟成功的國家,否則就是經濟失敗的國家。僅此而已。
所以,中國經驗的最底層邏輯,並沒有特殊之處。如果有的話,就是在底層之上的次底層、中層,或者表層,有一些特點。這種特點並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各國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即各國都有自己的困難,以及克服困難的做法。中國經驗的可取之處,就是如何克服屬於自己的那一部份困難。這種困難如果未來還有,研究這種困難就會對未來有啟發意義。這種困難如果其他國家有,研究這種困難會對其他國家有參考價值。
以上是我對“中國做對了什麼”的回答。繁榮沒有秘密,更沒有陰謀,就是努力向工業化邁進。
中國怎麼做對的?
第二個問題:中國怎麼做對的?這個問題有兩種回答的辦法。第一種是回到歷史的細節當中,尋找重大的節點,分析當時這麼做的選擇,回答為什麼這樣做,阻力在哪裏,如何克服的。這一任務艱巨,遠遠超出本書的範圍,暫且留到將來研究。
第二個辦法,我們可以反問:我們以前也做了很多嘗試,但是一直沒有成功,以前哪裏做得不好?這一次有什麼不一樣?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是中國一次成功的工業化嘗試,但不是第一次嘗試,而是第四次嘗試。自從19世紀中國打開大門,和世界開始大規模的交流以來,中國至少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工業化嘗試: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洋務運動。第二次,辛亥革命以後,民族工業興起。第三次,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化嘗試。第四次,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
分析比較這幾次工業化嘗試,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幾次嘗試中的兩個主要問題。
首先,工業化不能由政府主導,而應由市場主導。洋務運動和計劃經濟,都是由政府主導,都沒有給我們帶來成功的工業化。二者的共同特徵,是政府直接取代了企業家的職能。政府官員既是官員,又是企業家,二者的角色存在重大的衝突。政府主導的工業化,不利於發動億萬人的積極性,不利於培育市場,最後都難以為繼。
其次,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非常重要。辛亥革命以後的工業化,很難說不成功。大部份史家都認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民營工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1911年以後的20多年間,包括西方大蕭條時期,中國經濟很難說不好。然而,隨著大規模戰爭的爆發,民眾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工業化自然也就中斷了。
反觀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是一次和平環境下、市場主導的、自下而上的工業化嘗試。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從市場裏長出來的,不是政府主導、規劃出來的。
市場力量的生長,是工業化這枚硬幣背面的圖章。沒有市場的孕育和生長,工業化可能可以發個芽,但是很難長出茂盛的枝葉,更難開花結果。人類社會是個有機體,市場是滋潤全身的營養劑,看似無形,實則有力。
強調市場力量的生長,並不是否認政府的作用,這種作用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維護基本的和平穩定,沒有和平穩定的環境,經濟建設就是一句空話;(二)順應市場的訴求,改變制度規則,讓市場力量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三)主動推動對外開放, 促進市場的發育。
簡言之,從基本的脈絡看,中國的改革開放主要就是政府與市場合作,推動了工業化。任何成功的工業化,都需要政府發揮積極作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從工業化到城市化
那麼,中國的工業化還有發展空間嗎?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了,全世界的市場上,都流通著來自中國的商品。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工業化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嗎?工業化支撐的繁榮,還能持續嗎?
這個問題,是面向未來的問題。要面向未來,最重要的是審視現在。回到我們剛才的分析,市場力量的發育,和工業化是一體兩面的事情。要問工業化還有沒有空間,就問現在的市場是不是已經很完善了。那麼,現在的市場發育完善了嗎?只要認真觀察過中國經濟,就不會認為中國的市場機制已經完善了,就像沒有人相信改革已經完成了一樣。所謂深化改革,不就是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嗎?
那麼,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的抓手是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轉向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城市。梳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和主要高收入國家比,我國的工業產值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很高,但是城市化率很低,二者呈現出很大的不匹配。城市是市場發育的主要空間載體,城市發展的滯後,使得我國的市場發育還有很大的不足。反過來說,進一步推動城市化,是我國市場發育的最重要抓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城市不進一步發展,想發展市場就是一句空話。
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對“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這個基本特徵進行進一步的理解。所謂工業化,其實是一個“複制”過程,掌握了技術,有了原材料,這個複制過程可以很快。你可以想像一下複印店裏的複印機。原件放進去,就開始一張張複印,速度非常快。這裏面,複印機和原件是技術,油墨是原材料。工業化也類似,有了技術、資金、勞動力,這個過程可以很快。過去40 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就是因為工業化是個複制過程,可以很快。
但是城市不是這樣,城市不僅是鋼筋、水泥、道路、橋梁,更是一套複雜的網絡,一套遊戲規則,甚至文化習俗、風土人情。這些東西,是不能複制的,而必須慢慢生長,需要一個時間。做個類比的話,工業是無機體,可以批量生產,而城市是有機體,只能慢慢生長。這樣一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基本特徵,就容易理解了。
因為城市化滯後,中國的市場發育不完善,工業化也受到制約。這種制約,集中體現在各種結構失衡上。
比如說,我國經濟依賴外需,就是因為國內市場發育滯後,需求不足。內需充足了,就不會依賴外需了。
再比如,為什麼我國服務業相對滯後?也是因為城市化滯後。服務業在城市裏相對有優勢,在農村很難發展。農村經濟的基本特徵,是分散、自給自足。因為地廣人稀,經濟流量低,農村的服務業很難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是我國經濟最本源的結構特徵,可以幫助理解很多其他的結構失衡問題。要解決結構失衡問題,市場就要進一步發育,抓手就在城市化。
如何發展城市
如何進一步城市化?這就需要政府與市場的再一次親密合作。“城”與“市”兩個字共同構成城市,其實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古代的城,起源於安全防衛,是和政權、君王聯繫在一起的,“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而市,則是市場,是交易發生的地方,是黎民百姓討生活的場所。
因此,“城”與“市” 這兩個字,其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秩序,兩個字放在一起,概括了社會形態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城”是政府、君王主導的,而市,則是平民、企業活躍的空間。城市化的發展,終究是政府支持、包容之下的市場行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能走多遠,就看城市化能走多遠。
最後要補充兩點。第一, 一般而言,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伴生的現象,差不多是同時推進和完成的,在歐美等高收入國家大致如此。這是因為,城市化能夠達到的程度,是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決定的。對於走在發展矩陣前列的國家而言,技術進步是緩慢的,而且技術進步會推動工業化進步,會引起人口向城市流動,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的。
但是在後發國家比如中國,由於工業化發展太快,城市化雖然也有很大發展,但是因為種種原因還是滯後了。因此,中國的城市化分為兩步。第一步是以工業化為主,城市化為輔,是工業化主導的階段,簡稱“工業化”階段;第二步以城市化為主,帶動進一步的工業化,我們稱之為“城市化”階段。因此,我把本書命名為《從工業化到城市化》。
第二,我必須承認,這是一本遠遠沒有寫完的書。關於中國改革開放過去經驗的總結,本書只是個開始。本書提出了“從工業化到城市化”的兩階段描述,但是並沒有能夠回答工業化是如何發生的,如何推進的,以及為什麼能夠推進,等等。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本書都沒有涉及。
關於未來,關於進一步城市化,我也只是看到了未來的潛力,看到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抓手,但是並不知道未來路徑會如何演化,路上有哪些荊棘,我們能否過關斬將。
本來的研究計劃,是要說清楚中國的工業化是如何發生、發展的,遇到了哪些困難,是如何克服的。然而,耗時幾年,頭髮逐漸稀少,研究卻絲毫沒有進展,我慢慢失去了信心。沮喪之餘,深感理解這些問題遠超出個人的能力範圍,可能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於是,把這一鱗半爪的觀察思考拿出來,談不上任何體系,錯誤也在所難免,肯定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願這些日夜所思所想的點點滴滴,對於思考中國的問題,有一點點幫助,至少幫助大於誤導,則可心安矣。
是為序。
徐遠
2019.05.12 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