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後記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出版之後，原打算整理出版“文明復興三部曲”的第二部。可健偉建議藉香港回歸25週年之際修訂出版《中國香港》。沒有想到著手修訂之後，工作量越來越大，新增加的篇幅超過原來內容一倍以上，接近於重寫一本書。之所以陷入如此繁重的寫作，是由於香港問題不斷在刺激我思考“帝國—文明”的問題。從香港回到燕園之後，我通過開設課程、培養學生、組織學術活動和學術出版等努力推動形成一個跨學科的“帝國—文明”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在這次修訂《中國香港》的過程中，就會不由自主地將自己這些年一些新的想法寫下來。
為此，我對原書的內容進行擴充和整合，使得各章之間相互照應。第一編的前三章內容試圖從文化政治的角度來把握香港的“深層次問題”，而這個問題又鑲嵌在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帝國—文明”秩序互動的歷史結構中。第二編的第四、五、六章（是對原書第七、八、九三章的重組擴充）用“帝國—文明”的理論範式來理解香港在古今“帝國—文明”體系的衝突和交融中的歷史命運。比如中國古典天下朝貢體系與英國在現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建構起來的殖民帝國體系的衝突，美國建構的新型世界帝國體系與蘇聯在沙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帝國體系的冷戰競爭，大陸心臟地帶與海洋地帶之間的空間博弈，傳統文明秩序與現代文明秩序之間的博弈，不平等的帝國主義秩序與理想平等的國際秩序之間的競爭，這一切通過香港這個邊疆地帶構成了理解中國近現代轉型的基本框架。第三編的第七章（原書第六、九章的重組擴充）、第八章（原書第十一、十二章的重組擴充）、第九章（原書第十三章的擴充）在“帝國—文明”的大背景下，生動展現了香港這個新邊疆作為能動的主體，在文明衝突和帝國秩序轉型的背景下塑造著香港的“一國兩制”。
全書修訂完成之後，又專門撰寫了緒論，以總領全書的理論。我之所以強調用“帝國—文明”的解釋範式來理解中國香港，不僅僅意在批評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範式在理解和解釋歷史問題和當下全球問題上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想強調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現代文明秩序本身就是一個現代帝國體系。西方崛起所推動的現代秩序的轉型，必須將其與非西方的關係聯繫起來才可以理解。西方在現代的崛起恰恰是以其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帝國體系的建立作為前提條件的。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反思西方思想家為解釋西方現代崛起而創造的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話語，而從“帝國—文明”的理論視角，從全球不同“帝國—文明”秩序之間的衝突和交融角度，去理解西方的崛起和現代社會的形成。唯有從“帝國—文明”這些更大的、整全的歷史圖景和問題意識出發，我們才能看到19世紀以來西方建構起來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與其建構的全球帝國體系之間的內在關聯。同樣，中國崛起又必須以建構新的全球秩序作為想象，這無疑會推動中國建構新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在本書的增訂過程中，除了補充關於帝國和文明的論述，更加集中於從“跨文明”的理論視角出發，提出“將邊疆（香港）作為方法”。此之邊疆，爾之中心，此之中心，爾之邊疆，邊疆的居間性和革命性不僅推動中心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文明和野蠻、中心和邊疆會形成質文互動的歷史演化。為此，本書的副標題也作了修改，以更符合本書的理論關切。
今年是香港回歸25週年，很多朋友問我對香港問題的看法，我通常用“大局已定，待開新局”來回答。香港國安法頒佈和選舉辦法修改之後，香港的民主發展步入正軌。這意味著1980年代以來日益政治化的香港終於恢復到它原來的樣子，一個國際化的商業大都市應該具有的樣子。
從2008年離開香港之後，我對香港的研究和關注也有所下降。從“佔中”運動到“修例風波”這段驚心動魄的動盪期，面對很多國內和香港朋友們的焦慮，我反而比較淡定。這些都在意料之中，而我更關心香港背後的中美較量。2008年回到北京之後，我開始系統跟蹤中國的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關注中國崛起所引發的中美關係走向和世界格局變化。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新時代，我從中美關係經歷的“關鍵十年”的走向中，也看到了香港今天的格局。從此，香港的民主選舉必然會在社會中不斷降溫，選舉問題不再會成為香港的中心議題，曾經以看劇的心態關注香港選舉的人們必然會因為喪失革命熱情之後的平庸而感到失望，而這恰恰是生活的本來面目。此時，全世界的目光又轉向了臺灣。我相信臺灣也終究會像香港一樣，將來也會在“一國兩制”下回到生活的庸常。如果說香港問題包括臺灣問題依然具有理論思考的意義，那就需要將目光透過臺港澳海上新邊疆投向更大的遠方。在2008年寫作本書時，我帶著難以釋懷的“憂鬱”，對香港未來心懷更大的期許，而今天修訂本書作結之時，我期待香港能開出“新篇章”。
本書的修訂不禁讓我回憶起在香港工作的歲月。那時候關於香港的文獻和資料非常有限，而最近這些年則有大量的著作和評論湧現。遺憾的是，由於時間匆忙，未能閱讀這些文獻，許多新的研究未能被吸收到書中。本書採用以史帶論的寫作方式，盡可能將複雜的理論簡單化，因為最好的政治教育乃是歷史教育。香港人愛讀報紙上的小文章，而不喜歡這樣的長篇大論，然而惟有如此系統的閱讀思考才能培養起一個偉大文明應有的深沉博大的精神氣質。
最後，我要感謝香港中聯辦、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中央統戰部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有關領導和朋友給予的持續鼓勵和支持；感謝香港和內地的諸多朋友在持續討論中帶給我的思考和感覺；感謝侯明、顧瑜的盛情和蘇健偉的不斷督促，才將這些想法付諸文字。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我愛人孫酈馨，她經常提醒我再寫一本新的香港著作，雖然未能如愿，但如此大規模的增訂也算是一本新書了。
2022年8月3日於陝北上郡仁和居
2022年10月13日於北京大學陳明樓
簡體初版後記
這本小書記載了我對香港以及通過香港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我想追問的是：“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書中的部分內容曾經在《讀書》上連載，這次結集出版恢復了原來由於篇幅而刪除的內容和沒有刊載的內容，書中的部分內容也曾在香港結集出版（《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在該書的後記中，我提到自己的寫作初衷，即希望香港內部左派和右派能夠超越自身的歷史和利益，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達成相互的寬容和諒解。這其實也是許多人對兩岸四地的所有中國人以及全球華人的期望。為此，我將後記中的有關內容摘錄如下：
香港的主流敘事要麼從西方看香港，要麼從香港看香港，或者從香港看中國，很少從中國看香港。如果有，也往往從歷史上的中國，而非從當下的中國或未來的中國看香港。殖民地不僅意味著領土的割佔，也意味著由此造成心靈的割佔，而心靈的割佔導致自我認同的變化慢慢地將領土的割佔正當化了。在這個過程中，文化與政治交織在一起，牽動了香港故事中的悲歡離合。
由於這種視角和關注內容的不同，對香港的理解也自然不同。在寫作過程，我時時將這些不同記在心上，並盡力去理解和體會各種敘事角度，不僅試圖理解香港傳統左派的幽怨，也試圖體會鍾士元的焦慮和林行止的傷痛。由於香港特定的語境，我略去了許多人所熟知的、浮在社會表面上的歷史現象，而突出一些被普遍忽略的內容，而這些內容恰恰是香港問題的根本所在。因此，本書希望開啟一個對話，激起不同角度之間的相互傾聽和理解。這種不同有視角和方法的差異，也有背景和生活經驗的差異，還包括教育和政治認同的差異。我希望這種對話是理性的、建設性的，既不糾纏於歷史的細節，也要拋開個人生活的歷史恩怨，共同面向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
儘管我從中國來思考香港，但我並沒有把香港看作是中國的區域問題，或不重要的局部問題，這恰恰是內地學者忽略香港問題或者把香港問題簡單化的原因。而我希望把香港作為中國的中心問題來思考，將其看作是理解中國的鑰匙，因為它一方面生動地展示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與政治之間的較量，另一方面也暗含著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最根本的不同。當然，理解香港問題不僅要放在中西之爭的背景下，同時也要放在古今之爭的背景下，尤其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從現代國家建設入手，按照現代化思路對古老的中國進行史無前例的改造，使中國從大陸躍向海洋。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古典傳統與社會主義新傳統之間內在的關聯性和一致性，尤其是“一國兩制”構想本身就來源於中國古典思想中處理邊疆問題的智慧。
然而，由於殖民統治的歷史背景，許多香港人並沒有直接捲入這場現代化建設中，或者是以間接的方式甚至另一種令人傷感的方式參與了這場現代化建設，以至於絕大多數香港人能夠認同古典中國，但對現代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傳統有相當大的保留，甚至懷著深深的怨恨和敵意。這不僅來源於殖民統治下冷戰意識形態的政治偏見或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偏見，也來源於我們現代國家成長中錯綜複雜的愛恨情仇，畢竟香港為一波又一波內地現代化建設的受害者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如果我們能夠對自己的文化偏見或政治偏見有所反思，並能拋開狹隘的個人恩怨，從文明、民族和歷史的角度看待中國的近代和現代史，看待中國近代以來曲折的現代性探索，包括中國革命、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建設、“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八九年政治風波以及中國的崛起等等這些前後繼承的歷史事件，我相信大家都會對“中國”這個概念有所感悟。這也是我為什麼一開始強調不同角度之間的相互理解，強調對自我生活經驗的反思，這其實是我們每個人應當完成的自我教育。
在此後香港《文匯報》的採訪中，我又對有關問題以及香港的生活工作背景作了澄清，採訪中由於篇幅的要求，刪去了個別內容，現補充並輯錄有關內容如下：
問：從您思考回溯香港問題上來看，我們覺得歷史對您的影響很大，您的文章中常常從制度史、疆域史來求證“一國兩制”的邏輯，這和您治學與個人閱讀有怎樣的關聯？
答：我的專業是法理學和憲法學，對法律史有所瞭解。倒是香港問題刺激我更深入地去閱讀歷史。比如，我因為探究港英政府的管治，就開始閱讀大英帝國史，進而閱讀羅馬帝國史和希臘史。恰恰帶著對西方的理解，我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文明。望眼全球，羅馬帝國、土耳其帝國、蒙古帝國、大英帝國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國家都已解體，只有中華帝國差不多以歷史的原始風貌保留下來。歷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目前只有中國文明依然展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僅就這一點，就足於讓我們對中國文明和中國政治充滿敬畏之心。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試著閱讀儒家的經典，試圖理解我們作為中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當下的生存意義是什麼。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價值何在？我越來越覺得中國文明最深的地方就在於對“情”和“理”的看法。西方文明從古希臘開始，就把家庭以及人的自然情感看得很低，而儒家把家庭和自然情感看得很高，因為這情感背後包含著深刻的“理”。中國文明其實就是用這種“情”和“理”凝聚起來的。
邊疆問題表面上是一個制度設置，可這制度設置的背後，包含著神聖的自然情感，就是對少數民族發自內心的尊重。由此，我們才能理解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搞民族區域自治，保留、發掘甚至創造少數民族文化；也才能理解為什麼要在香港搞“一國兩制”，且發自內心來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這都是圍繞“情”和“理”兩個字展開的。這種政治哲學和歷史學的思考，給了我一個縱深的且更為超越的視角。說實話，我對香港的理解，也是“用心”來體會和理解的。
問：您的書裏提到一個核心觀點：香港問題不僅是一個區域問題，也是中國問題。這個觀點中，您提到了country和state的區別，提到了當代國家正當法理體系和政治哲學的重要性，以及與政治實體的矛盾，提到了古典國家和現代國家的區別，提到了“公民”的深層含義。這是否包含了您對中國怎樣把自己建立為完善的現代法治國家的思考？
答：只要略微熟悉西方現代政治哲學和法理學說，就會發現“一國兩制”不符合西方現代政治理論中關於“國家”的定義，因此我說它是一種“反現代國家的國家理論”。但是，如果我們把“一國兩制”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中，從明清的邊疆治理到新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一切是如此自然、貼切。由此，我們自然可以引申出，現代中國表面上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可實際上並不是西方意義的現代民族國家，它必須放在中國古典政制中來理解。
在這樣的背景上，中國未來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現代法治國家，應從根本上超越西方對法治國家的理解，重新界定中國的國家形態。目前，中國兩岸四地屬於三個法域，如何在此基礎上建構中國未來的法治模式，理應成為我們思考的問題。如果說中國的崛起對人類歷史有貢獻的話，不僅是其經濟增長，而且是建構一套不同於西方現代文明的政治體制以及與這套政治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哲學思想。我們中國人應當有這個雄心和信心。在這方面，香港恰恰為我們研究中國政制的未來提供了活生生的範例和強有力的刺激。
問：從我目前看到的片斷來推測，您對香港問題的思考，可以反映到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思考。是否可以以之推測，您認為對西藏問題，對香港問題，中國的處理方式——從不成熟到成熟，從挫折到成功——的變化，是中國自身發展變化的反映？
答：我在書中運用了“封建”和“郡縣”兩個概念來描述兩種國家治理模式，後者強調統一性、均質性和原則性，而前者強調差異性、多樣性和靈活性。49年之後我們主要採取“郡縣”思路，78年之後又增加了“封建”思路。這兩種治理原則的組合運用，反映了國家治理技術的逐漸成熟。在香港問題上，中央的治理思路也有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不過，直到目前，還沒有人認真總結中央治理香港的成功經驗和不足教訓。
我特別看重中央治理香港的經驗，它有雙重意義：其一，這是中央在現代民主法制環境下執政，要面對司法覆核、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等，這種環境下執政的經驗有利於在內地執政中面對未來的挑戰。其二，這是中央在非直接管治的情況下執政，往往要“以外交方式辦內政”，這種經驗的積累有利於中央處理未來的臺灣問題，也由此積累處理國際區域問題的經驗。目前，許多人注意到了前者，但忽略了後者。中國在經濟上已成為世界大國，但要成為政治大國，就要有能力處理國際上類似印巴問題、富爾達問題、巴以問題等政治難題。中央把港澳問題提升為“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強調執政能力建設，就是看到了治理香港的特殊意義，也意味著中央在有意識地為未來的民主化和崛起為政治大國作準備。
問：圍繞“香港問題不只是區域問題，也是中國問題”這個觀點，您是如何規劃《中國香港》的論述脈絡的？
答：中央處理香港問題的至高境界就是爭取人心回歸。而要爭取人心，就要打開港人的兩個心結。一個是1967年的反英抗議運動，一個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前者針對香港左派，後者針對香港右派，這是目前香港政治分化的重要原因。而這兩個問題，必須放在20世紀全球政治史的範圍內來理解，必須放在中西文明較量的背景上來理解，必須放在中華民族的崛起和中國文明的復興中來理解。我在書中從1967年反英抗議運動講到1992年彭定康的政改風波，就試圖從大歷史的深度和政治哲學的高度來處理這些問題。
問：從這本書的介紹得知，您是中聯辦借調到香港做研究的。您在香港生活了多久？工作是怎樣的?
答：我在香港生活了4年多一點。在中聯辦從事研究工作。我很喜歡香港，對中聯辦也懷有很深的感情。大家離開家庭，在香港一工作就是幾年，靠的就是對國家奉獻的精神。古人講，“忠孝不能兩全”，我們現在講，“捨小家，顧大家”。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精神所在。
問：也許因為工作責任和學術背景，您的著述是以政治哲學和法理學為主，很宏觀。但您對香港的日常生活——例如衣食住行——有哪些個人體驗？您比較喜歡香港的什麼餐館，或哪個景點？
答：香港有太多我喜歡的東西。比如叮叮車，在這個繁忙的商業城市中，有這麼一份獨特的悠閒，既讓你觸摸到悠久的歷史，也能讓你感受到生活中最樸質的東西。再比如傍晚風景，海水、小島、停泊的貨船以及天邊色彩變幻的雲，具有一種油畫般的質地感。還有新界的郊野，也是我喜歡的。至於游泳池、網球場和圖書館，也是相當方便的。
問：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一直變化，有關於居留權問題的人大釋法，有○三年的大遊行，有自由行和CEPA，有奧運金牌明星訪問香港的風靡，有內地學生來香港讀大學引起的內地教育問題反思，有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給香港社會帶來的困擾。您覺得這些後九七問題給中國內地，給香港，帶來些怎樣的新課題？
答：最主要的新課題就是使“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常規化。這涉及到：一是國民待遇，即香港市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公民理應享有和內地公民同樣的公民權利，比如教育、公務員考試和國家榮譽等領域；二是政治認同，即香港人，尤其政治精英，要認同中央的政治主權，尊重和認同中央依法行使其政治權力；三是自然情感，即逐漸打破內地人和香港人之間的人為隔離，在日常互動中建立起相互親愛的自然情感。而這幾方面都需要時間，需要耐心。
這本小書也可以看作是我在香港中聯辦幾年工作的小節報告。我要感謝香港中聯辦、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有關領導、同事、學長和朋友給予的指點、鼓勵、支持和幫助。我也要感謝甘陽、賈寶蘭、林道群和馮金紅為這些文字的發表和出版所付出的心血。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我愛人孫酈馨在這幾年的艱難歲月中為全家付出的心血，感謝文玥、維昱、書琛和琦晟在這幾年成長中的驚喜變化給我帶來的幸福。
強世功
2008年11月15日於海淀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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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增訂版）：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的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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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增訂版）：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 作者：強世功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9-22 語言：繁體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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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香港（增訂版）：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
香港的主流敘事要麼從西方看香港，要麼從香港看香港，或者從香港看中國，很少從中國看香港。如果有，也往往從歷史上的中國，而非從當下的中國或未來的中國看香港。殖民统治不僅意味著領土的割佔，也意味著由此造成心靈的割佔，而心靈的割佔導致自我認同的變化慢慢地將領土的割佔正當化了。在這個過程中，文化與政治交織在一起，牽動了香港故事中的悲歡離合。”
正是圍繞殘留至今的“心靈割佔”問題，在香港回歸25週年之際，強世功教授對其名著《中國香港》進行了全新增訂，用超過原版一倍的篇幅，從大航海以來全球“帝國—文明”秩序的互動視角出發，以史帶論，講述九七之前香港問題的來龍去脈，展示香港在港英統治者與華人精英的互動之中、香港內部不同勢力的較量之中、中英兩國的博弈之中，以及全球大國競爭、道路選擇和秩序重建之中的顛簸沉浮；更提出“以香港為方法”，充分利用這塊文明融合的“新邊疆”，不僅解決香港人心回歸的緊迫現實問題，更思考中國崛起和文明復興的長遠戰略問題。
作者簡介：
強世功，法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副院長。2004年至2008年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調研人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法律社會學、政治哲學、憲法和基本法等。主要著作有《法制與治理》（2003）、《立法者的法理學》（2007）、《中國香港》（2008）、《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2021）等。
作者序
增訂版後記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出版之後，原打算整理出版“文明復興三部曲”的第二部。可健偉建議藉香港回歸25週年之際修訂出版《中國香港》。沒有想到著手修訂之後，工作量越來越大，新增加的篇幅超過原來內容一倍以上，接近於重寫一本書。之所以陷入如此繁重的寫作，是由於香港問題不斷在刺激我思考“帝國—文明”的問題。從香港回到燕園之後，我通過開設課程、培養學生、組織學術活動和學術出版等努力推動形成一個跨學科的“帝國—文明”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在這次修訂《中國香港》的過程中，就會不由自主地將自己這些年一些新的想...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出版之後，原打算整理出版“文明復興三部曲”的第二部。可健偉建議藉香港回歸25週年之際修訂出版《中國香港》。沒有想到著手修訂之後，工作量越來越大，新增加的篇幅超過原來內容一倍以上，接近於重寫一本書。之所以陷入如此繁重的寫作，是由於香港問題不斷在刺激我思考“帝國—文明”的問題。從香港回到燕園之後，我通過開設課程、培養學生、組織學術活動和學術出版等努力推動形成一個跨學科的“帝國—文明”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在這次修訂《中國香港》的過程中，就會不由自主地將自己這些年一些新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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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緒論 “新邊疆”：以香港為方法 001
一、主權的裂隙：香港的“人心回歸”問題 005
二、文明的衝突與融合：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兩個面向 008
三、兩種文化政治：“大都會”、“文化沙漠”與“海外遊子” 012
四、“勾結式殖民主義”：“去殖民化”的三種路徑 016
五、回望帝國與文明：從舊邊疆到新邊疆 019
六、“跨文明”或“跨帝國”：“以邊疆為方法” 023
七、邊疆的居間性：“通道”與“聯絡人”的兩面性 028
八、邊疆的革命性：“跳板”與自由的兩面性 033
九、香港：從“問題”到“方法” 040
第一編 香港的深層秩序 047
第一章 “...
一、主權的裂隙：香港的“人心回歸”問題 005
二、文明的衝突與融合：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兩個面向 008
三、兩種文化政治：“大都會”、“文化沙漠”與“海外遊子” 012
四、“勾結式殖民主義”：“去殖民化”的三種路徑 016
五、回望帝國與文明：從舊邊疆到新邊疆 019
六、“跨文明”或“跨帝國”：“以邊疆為方法” 023
七、邊疆的居間性：“通道”與“聯絡人”的兩面性 028
八、邊疆的革命性：“跳板”與自由的兩面性 033
九、香港：從“問題”到“方法” 040
第一編 香港的深層秩序 047
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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