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物競天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是自然界演化的規律,亦是現代商業社會發展的必然之路。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丁.斯蒂格勒在考察美國企業成長路徑時指出:“沒有一個美國大公司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兼併而成長起來的,幾乎沒有一家大公司主要靠內部擴張成長起來的。一個企業通過兼併其競爭對手的途徑成為巨型企業是現代經濟史上一個突出現象。”
所謂“兼併”(MERGER),《大美百科全書》的解釋是:“在法律上,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組織組合為一個企業組織,一個廠商繼續存在,其他廠商喪失其獨立身份。惟有剩下的廠商保留其原有名稱和章程,並取得其他廠商的資產。這種企業融合的方法和合併不同,後者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組織,此時所有參與合併的廠商皆喪失其原來的身份。”而《新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則是:“指兩家或更多的獨立企業或公司合併組成一家企業,通常由一家佔優勢的公司吸收一家或更多的公司。一項兼併行為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完成:用現金或證券購買其他公司的資產;購買其他公司的股份或股票;對其他公司的股東發行新股票,以換取所持有的股權,從而取得其他公司的資產和負債。”所謂“收購”(ACQUISITIONS),根據《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詞典》的解釋是:一家公司購買另一家公司的大部分資產或證券,目的通常是重組其經營,目標可能是目標公司的一個部門收購,母公司出售或回收公司股權與之脫離關係或讓產易股,或者是目標公司全部或大部分有投票權的普通股合併或部分收購。
兼併和收購在經濟學上的涵義通常可解釋為一家公司以一定的代價和成本如現金、股權等,來取得另外一家或幾家獨立公司的經營控制權和全部或部分資產所有權的行為。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兼併和收購的界限愈來愈模糊,正如溫斯頓所請:“傳統的主題已經擴展到包括接管以及相關的公司重組、公司控制、企業所有權結構變更等問題上,為簡便起見,我們把它們統稱為併購。”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全球共發生過五次公司併購浪潮。前四次併購浪潮分別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紀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50-60年代,美元危機和石油危機之後的70-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新經濟的發展,以美、日、歐為主的發達國家的公司企業激起了新一輪的併購高潮。即第五次併購浪潮。第五次企業併購浪潮發生在人類社會由工業社會走向以全球化、一體化和信息化為特徵的知識經濟社會的轉折時期,其來勢之迅猛,規模之浩大,影響之深遠,引起了全球輿論和國際商界的高度矚目和關注……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20世紀90年代跨國併購額佔全球併購總額的比重保持在25%左右,2000年這一比重上升到33.5%。2000年,全球併購總額達到了3.4萬億美元,其中,跨國併購超過1.4萬億美元。當年,全球超過10億美元以上的跨國併購個案達到157宗,而AOL與時代華納的併購的資本金額就達到184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這場跨國併購浪潮從美國發端,並迅速擴展到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歐洲國家,以及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覆蓋的行業包括航空、電訊、金廠、石油、汽車等各個重要領域,形成一般空前的、國際性的發展大趨勢。
就連一向被視為收購兼併的“世外桃園”或“綠洲”的中國也受到深刻的影響。自1990年中國恢復建立證券市場以來,中國內地也擂響了企業收購兼併的第一輪鼓點。1993年9月,深圳寶安集團策動收購上海延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中國企業併購的先聲,被譽為中國“企業收購第一戰”。目前,中國企業的收購兼併,包括跨國併購,可謂此起彼伏,方興未艾。
隨着全球包括中國併購大潮的上漲,人們對於收購兼併戰略戰術的運用,包括收購兼併目標的確定、方式及技巧的運用、風險的控制,以及利弊的關注程度等迅速上升。這方面,香港四十多年來的收購兼併歷史,可提供一個生動、有益的借鑒。戰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着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香港各種資本、財團的勢力透過收購兼併進行財勢和利益的重組,從中演繹出一幕幕精彩絕倫的併購活劇,積累了豐富、深刻的經驗、教訓。
20世紀70年代初,香港經濟由英資獨領風騷,英資怡和旗下的置地以換股方式鯨吞牛奶公司,藉此擴張勢力。然而,70年代末期以後,新興華資財團崛起,英資財團則憂慮香港前景而有所退縮,此消彼長之下,華資強人李嘉誠、包玉剛等先後從英資手中奪取和記黃埔、九龍倉、香港電燈及會德豐等公司。80年代中期,以劉鑾雄、羅旭瑞等新興華商為代表的股壇狙擊手,將歐美的收購戰術引入香港,一些經營保守傳統家族公司,如華人置業、香港大酒店、永安集團等,先後成為被狙擊的對象……
踏入20世紀90年代,隨着中資崛起,部分作風進取的中資大企業,如中信泰富等,先後展開對恒昌企業、美麗華酒店的收購戰,挾巨資的國有企業如首鋼、香港中航等,亦在香港大展身手。與此同時,已晉身跨國企業之列的東南亞華人財團亦不甘人後,先後策動海託、亞證、電視企業等一系列收購兼併。值得注意的是,隨着1997年香港回歸的臨近,香港的英資公司部署了一系列的“撤退”策略,其中最經典的包括滙豐集團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的“帝國還鄉”一役,圍繞置地控制權的長達20年的攻防戰。這一時期,香港發生了兩宗並不十分起眼的併購活動,就是利豐透過對英之傑旗下的天祥洋行(即:英之傑採購)及太古集團旗下的太古貿易的收購而乘勢崛起。至此,英商主導香港貿易業的時代宣告結束。
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先後經歷了兩場金融危機,分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兩場危機對香港經濟都造成空前的衝擊,香港企業收購兼併再次風起雲湧,其中,最矚目的當數1997年李嘉誠的二子李澤楷旗下的盈科所策動的對香港電訊的收購,以及2009年以後李嘉誠的“乾坤大挪移”及資產重組。這兩宗收購、重組的案例,堪稱經典中的經典。此外,在香港以H股上市的內地企業萬科爆發空前激烈的爭奪戰,更成為內地商界高度矚目的併購案例。
本書正是在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收購兼併案例中,選取了三十六個具有代表性的經典個案詳加演繹,力圖再現當年的場面,並加以適當的說明分析,以作借鑒、參考之用。本書既可視為一部香港近五十年來公司收購兼併的歷史,亦可作為收購兼併的個案分析教材。倘若讀者能從中獲益,筆者將深感欣慰。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筆者要衷心感謝香港三聯書店、三聯書店前總編輯侯明女士和本書的責任編輯鄭海檳先生及劉汝沁小姐。本書能夠如期付梓,製作精美,是與他們的大力支持,熱忱協助和辛勤努力分不開的。
當然,由於筆者水平有限、資料掌握未能夠齊全,其中定有不少疵誤和錯漏之處,懇請識者指正。
馮邦彥謹識
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