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從生命綿延的角度來講，每個人都有一個根系。基於了解程度的不同，每個家庭都有可以溯及的或遠或近的先祖，有一段或長或短的家史。這些或長或短的家史，總是會有一些故事，總會告訴我們一些自己的來龍去脈。一個家，幾代人，百十年，怎麼可能沒有故事呢？先祖的遷徙、婚嫁、家庭的分合，都是故事。絲絲縷縷地延續到今天，在某種意義上定義了我們現在的存在。
家的故事，傳下來，再會傳下去，就成家史了。我們的父母老了，去世了。家的故事、祖上的故事，有一部分注定要失傳了，或者已經隨著逝者而消失。用文字的形式作為記載，也許就可以彌補家的故事失傳的遺憾。小時候，後來又延續到成年。每當父輩嘮叨一些久遠的往事，一直會聽。久而久之，在心裡就產生了共鳴。他們講的都是他們直接的長輩，比如：爺爺的爺爺的故事，姥爺的姥爺的故事，奶奶和姥姥家的故事。雖然和我隔著代，聽起來似乎遙遠，但是，這使我從小就從家史中理出了一個脈絡，給自己屬於的那個家、那個家族，勾畫出了一個輪廓。知道了自己的歸屬，不算多餘。
《子橋遺風》這本書的主體人物朱慶瀾（字子橋）是我的祖父。我在編輯這本《子橋遺風》時，直接稱呼主體人物的名字，從史學研究者的角度來說，此書目的是客觀、平實地介紹一個歷史人物曾經的所作所為；直呼其名，從述史的角度來說也可以比較公正，給人直觀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對於廣大讀者，特別是年輕人來說，民國人士朱子橋對他們來講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直呼一位被研究的歷史人物的人名，更能讓讀者直接了解到朱慶瀾是誰。
隨著時光的流逝，《子橋遺風》這本書中所談到的那些個人和事兒、那些個範兒，並沒有淡出人們的視線。對於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他們會產生一種熟悉的感覺，民國人士朱慶瀾就是這麼一個值得被回憶、值得被書寫的大人物。在此，我想從我們朱姓的起源談起。
香港中文大學王煜教授曾在2017年看到我發表的一篇文章後，在香港《春秋》（The Observation Post）第1095—1097期上，撰文回應我道：“朱子橋即朱熹的後裔朱慶瀾，榮任東北義勇軍總司令。”王煜教授的回應正確。
朱姓最初發源於今河南東部淮陽古朱襄氏故里和山東西南部鄒縣一帶。此後，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在全國各地輾轉遷徒。到隋唐時期形成了朱氏十一大派，即山東、吳郡、廬陵、鄱陽、建陽、曲江、南陽、冀州、汴梁、揚州、濮陽等朱氏十一望。我們朱姓這一支屬於建陽這一望。
我們朱姓的這一支的先祖可追溯到北宋年間。因逃避戰亂，是由朱家的真一、真二、真三兄弟三人在安徽開始的。在《山陰古吳滬村（漁後村）朱氏譜牒》一冊中，有朱慶瀾為朱氏譜牒所撰的序文。其中一段寫道：“四十傳而至千四公，則慶瀾所從出。青選公特為按語於下，謂‘高叔祖子常公所著新譜云：本支系出行千四官提舉公後，乃行第宛合而官爵子嗣缺如，姑俟詳考’云。歷‘昆崗劍號巨’五世，千四公之子孫皆缺而空，記為千四公之子、之孫、之曾孫、之元孫、之世孫而已。‘巨’之後第一世為真一公、次員一公、次伯餘公、次旭升公、次福曜公、次燕貽公、次六宣公、次存德公、次東泉公、次西環公、次寰宇公、次濟寰公、次子建公、次虞侯公，次則聲諧府君，是為第十五世。真一公之去慶瀾則為二十世，去千四公則為二十六世。考亭文公（註：即朱熹）為號行於慶瀾則為二十二世。”所以，朱慶瀾為朱熹的第二十二代後裔。由於戰亂，這一支後裔由安徽南遷到了浙江省的蕭山縣。後又經紹文、紹武倆兄弟搬遷並落戶到了浙江山陰縣柯橋鎮錢清鄉一個叫作漁後村的地方（註：即如今的浙江省紹興市錢清街道）。
朱慶瀾的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父）叫朱庭輝，字亮士。據說自幼苦讀，很有文化修養，是個紹興師爺。後娶了紹興女子潘氏（也就是我的高祖母）為妻，育有七子，存活三子。他們是：朱肯堂（行三）、朱錦堂（行四），還有朱馥堂（行七）。朱錦堂，字星橋，也就是朱慶瀾的父親，我的曾祖父。朱庭輝過世後，家境也就江河日下了。1853年，太平軍定都南京，改稱天京，與清王朝對抗。不久戰事又起，並延伸到江浙一帶，朱家境遇更是雪上加霜。朱庭輝的妻子潘氏守寡後，生活更為艱難。無奈之下，就只能帶領三個兒子北上，移居到了山東一個叫作歷城的地方（註：即如今的濟南市歷城區）。不久，三子朱肯堂早逝。四子朱錦堂長大成人，因讀過四書五經，居然在歷城縣和附近的其他幾個縣謀得了一份刑名的差事。所謂刑名，就是協助縣太爺處理刑事案牘工作的幕僚。有那好的刑名，見案子不平，會幫著告狀人先遞個狀子，然後再在縣太爺跟前兒說說悄悄話，把事兒擺平。朱錦堂就屬於這類好的刑名。所以，民間又稱朱錦堂為刑名師爺，其所到之處也算有了點好名聲。
不久朱錦堂娶山東女子潘氏為妻，但潘氏沒有生育。所以，在1873年朱錦堂旋又娶濟南歷城乞討女董氏為妻。當時朱錦堂在長清縣主事刑名，年已五十多歲了，非常指望董氏能為朱家生下後代。天從人願，第二年的3月11日（清同治十三年農曆正月二十三日，甲戌），董氏在歷城老家還真的生下一子，取名朱長福，後改名為朱慶瀾。1878年（清光緒四年，戊寅），星橋又得一次子，取名叫朱長祿，後隨兄改名為朱慶恩 。所以，朱董氏是我的親曾祖母。由於朱肯堂早逝無後，所以，按舊時的習俗，又把朱慶瀾過繼給了早已去世的三伯父朱肯堂。（註：這就為日後朱慶瀾迎娶我祖母埋下了伏筆，成了雙肩挑，即兼祧）。朱慶瀾的七叔朱馥堂後來官至山東荏平縣八品縣丞（相當於現在的副縣長），也生有二子，老大叫朱福基、老二叫朱康侯。看似家道不錯，但也好景不長。1878年，父親朱錦堂往生；1884年，嫡母潘氏去世；1889年生母董氏去世。朱氏兄弟成了孤兒，中斷了學業。
有文章在介紹山東濟南匡山的資料中，說朱慶瀾是清末秀才，因為仰慕詩人李白，所以才在匡山留字，那純屬誤傳。其實，朱慶瀾只不過讀了五年私塾，頂多也只能算個附生。至於是為什麼會在匡山留字，史學界沒有說法。其實，在匡山留下的筆墨是在1924年（民國十三年，甲子年），朱慶瀾在東省特別行政區〔註：東省特別區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特別區域，位於吉林、黑龍江兩省內，原為東清鐵路（中東鐵路）附屬地，是介於吉林、黑龍江兩省之間管理中東鐵路沿線地帶的特別行政區域〕行政長官任內，回故里掃墓時應當地官紳的要求，同時，也是為了抒發自己對時局的憂慮心情留下的墨寶。其中落款“甲子仲秋朱慶瀾”所表明的年份和季節，也就可以佐證其回故里的時間是在1924年的9月間。史學界沒有說法，我已在自己的文章中作了考證。
1889年，朱慶瀾的母親董氏去世後，由於舊風俗作祟，認為董氏是乞討女出身，且又是朱錦堂的側室，地位卑微，死後靈柩不能從正門出去，而只能扒邊牆從豁口出去下葬。這使朱慶瀾內心極受刺激，索性將靈柩停放在堂屋中央不動。一直等到他出關揚歷，官至統領，母以子貴，董氏被朝廷封賞，成為誥命夫人，才回故里，堂堂正正扶母靈柩從正門出去，到墓地下葬，董氏方得入土為安。一時，這在歷城當地傳為佳談，正所謂是英雄不論出處。根據父輩的說法，朱慶瀾這應該是第一次回山東歷城故里。我的考證，時間應鎖定在1909年的5月間，朱慶瀾在赴西南上任的濟南途中。
當時，山東災難、瘟疫多，所以朱錦堂（我的曾祖父）在繼買來並娶了乞討女董氏（我的曾祖母）為妻後，又收養了從德州逃荒至歷城的乞討姑娘戴懿民。戴懿民是典型的山東女性，身材高大，纏足，少時曾得過天花症。我的曾祖父在收養她時就有言在先，待長福（朱慶瀾）稍長後要與其成親。被收養時，戴懿民已長朱慶瀾十來歲。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個給小丈夫換尿布的人——童養媳。1890年，朱慶瀾十六歲，受父母之命，與戴氏成親。隨後，又通過父輩曾在縣衙門時的舊識、後任山東按察使兼黃河河工督辦松林的關係，謀得了一份濟南治理黃河河工委員的差事。次年（1891年），朱慶瀾與戴懿民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取名叫朱榕（字望溪，是我父親同父異母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父，後因不願背漢奸罪名而蹈海自盡），那年朱慶瀾十七歲，而朱戴氏已年近三十了。
朱慶瀾身材魁梧、高大健壯，自任河工以後辦事盡心盡力。常言道：人只光靠苦幹是不成的，有時還要靠機會和好運氣。一日，天氣驟變，黃河浪濤翻天，似乎是把好運氣送來了。那天，工頭和其他河工都已離開工地，僅朱慶瀾（註：當時還叫朱長福，為便於後文起名故事的展開，以下暫稱其為“朱長福”）和幾個青壯年仍在挑土修堤。此時突然遠處來了一隊人馬四十餘人，簇擁著一位身穿朝服頂戴花翎的大官。朱長福上前施禮，言語得體，深得讚許。此大官問起朱長福姓名、年齡。朱長福從容不迫，一一作答道：“年十七，姓朱，名長福。”此大官說：“長福，此乃乳名。我給你起個名字如何？”朱長福當即行大禮致謝，此大官倒像是胸有成竹說道：“當下正在治理黃河，以此為題，就叫慶瀾吧。”並解釋道：此乃“吉慶安瀾”之意。臨行前，還給朱長福留下紋銀作路費，並告朱以後進京可為其安排差事。這好事，從天而降。朱長福受寵若驚，手足無措，竟忘了問如何進京去找這位好心的大人了。（祖父晚年對我父輩談起這段往事時，一直對為他起名“慶瀾”的那位好心大人念念不忘。以後到處打聽，只是再也沒有找到。）從此，朱長福有了一個正式的名字叫朱慶瀾，並隨父親星橋，取字為子橋。弟弟長祿則隨兄名字改為慶恩，隨父、兄號取字為幼橋。這兄弟倆人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這些都是父輩講家史時，如是這般對我說的。（根據父輩交待，我考證起名時間應鎖定在1892年間。）
山東按察使兼河工督辦松林後奉命調往關外，任奉天府尹，遂招朱慶瀾出關，朱慶瀾便攜帶家屬出關落戶於遼寧錦縣。從此，朱慶瀾便開始了他在東北的漫長軍旅生涯。那年是1893年（光緒十九年），朱慶瀾十九歲。隨後，1894年，我的二伯父朱桐（琴枋）在錦州出世；1897年，我的三伯父朱杞（寅東）在錦州出世。
1909年，已是三十六歲、時任東三省督練處參議官、擁有少將軍銜的朱慶瀾要調防四川任十七鎮統制官。行後，朱慶瀾有一結義兄弟叫王理堂（外號王大板子），時任遼寧海城知事（縣長），和朱慶瀾的弟弟朱慶恩以兄長將長年公務在外，又以其兄已過繼給三伯朱肯堂，自然應該雙肩挑為藉口，願代為其兄擇偶。經海城縣紳士鄭子霖，將其姨表妹徐雅志介紹給朱慶瀾。隨後，朱慶瀾之弟朱慶恩代行父母之命，王理堂為大媒，稱既有父母之命，又有媒妁之言，要朱慶瀾名正言順、明媒正娶徐氏。
三年後，1912年（民國元年）初，朱慶瀾離川抵滬，與徐雅志在上海著名的一品香飯店舉行了隆重的新式婚禮。而結婚的當天也是朱、徐倆人第一次見面。至於夫婿的品行相貌，徐雅志一概不知。典型的舊式婚嫁，舉行的卻又是最新式的婚禮。當時，上海各大報紙均刊登此條新聞。（晚年，祖母在談家事時對我父親說：“你父親一看就是個窮官，但總算命好，遇到你父親是個好人。”）那年朱慶瀾三十八歲，徐雅志二十二歲，倆人相差十六歲。隨後，朱慶瀾接令赴北京任職，一年後赴黑龍江履新。而徐雅志則要求繼續求學，得到朱的支持。徐旋入天津北洋女師繼續求學，三年後又考取公費留日，就讀於日本東京醫學院。就這樣，徐雅志抱著剛剛出世不滿一歲的女兒德君，由丈夫送出國再次留學日本。在當時，這對身為北洋舊式官僚的朱慶瀾來講，能做到如此開明，是實屬罕見的了。而這個徐雅志就是我的親祖母。
我的祖母徐雅志，1890年出生於遼寧海城的荒嶺鄉，從小受基督教文化教育長大，後曾在黑龍江和遼寧省兩地辦過女學。她畢業於北洋女師和日本東京醫學院，留日時與她的同鄉、同學，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劉月貞（海城人士）都參加了同盟會，是早期的同盟會員。（註：就是這層關係，後來也就成就了我父親和我母親的婚姻。）“一． 二八”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時期，京、滬兩地組織戰地醫療隊，搶救傷兵，真正的領頭人就是我的祖母徐雅志和我的外祖母劉月貞，因為只有她們是學過醫的。當然，參加戰地醫療隊的還有徐雅志的同學楊樹先（寧武的夫人）、米春霖的夫人張詩箴、張學良的太太于鳳至、吳俊升的遺孀李助君等大官的家屬。朱慶瀾去世以後，徐雅志到西安繼任了兒童教養院的院長，將國民政府給予的撫恤金如數捐出，繼續辦慈善。
1949年以後，宋慶齡、周恩來都曾派人到她在北京的家中看望。文革時，她被趕出北京城，去了遼寧鄉下。1970年去世，享年整八十，葬於遼寧莊河縣頭道嶺鄉的一個果園內。徐家祖籍是山東蓬萊，算是正兒八經的膠東人。清末年間山東鬧災荒，舉家移民北上，落腳於遼寧海城的荒嶺鄉，定居海城已有三代了。祖母的父親叫徐寶森，母親王氏，兄妹七人，徐雅志居中。徐家由於勤勞節儉，從普通農民漸漸成為當地的一戶旺族。祖母從小好動，就讀於基督教學校，隨後就讀於北洋女師並出國留學。在日本還參加了同盟會，思想活躍，是個知識女性。朱、徐養育了一個女兒、五個兒子，共六個孩子。我的父親是朱慶瀾的第七個兒子，男丁大排行第十，人稱老十。有意思的是，我父親的名字居然和明太祖朱元璋與楊妃所生的第十七個兒子的名字一樣，叫朱權。朱權家族至明末清初時，出了一位舉世聞名的大畫家——八大山人（朱耷）。另外，朱慶瀾的第八個兒子也就是我的小叔叔（男丁大排行十一）的名字則更有意思。這個朱熹第二十三代的後人居然取的是他老祖宗朱熹父親的名字，叫朱松。
談至於此，有一段考證在此不能不寫。我在查考紀曉嵐《四庫全書》的簡明目錄四卷時，意外發現原籍浙江蕭山的朱珪（石君）與其兄朱筠（竹君）居然是《四庫全書》的主編之一。這二朱在開訓詁考據“樸學”一派有相當成就。而史上記朱筠是第一個提出具體辦法，奏請設館編纂《四庫全書》的人。朱珪曾是嘉慶皇帝的老師，官至文華殿和體仁閣大學士，相當於清朝的宰相，謚文正公。據記載，其墓園“朱家墳”應該就在現在的北京豐台車站附近。朱珪也曾任湖北按察使，為官期間，曾著有《黃鵠山志》一書。當年，張之洞的祖父張廷琛被選為四庫書謄錄貢生，這與朱珪識才不無關係。日後，朱、張兩家居然成了親家。張之洞的母親就是朱家的女兒。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朱珪的一位後人也隨之宦遊湖北各地。而這個後人的名字，與朱慶瀾長子的名字一樣，也叫朱榕。朱榕有一子叫朱祖圻。我無法考證朱珪與朱筠兩兄弟這一支，是否與朱慶瀾這一支同出一宗。他們同出浙江蕭山，如是出自同宗，那麼朱慶瀾就不是朱氏宗族內第一個當了大官的了。但如果是同縣，同姓，但不同宗，則另當別論了。
我從小是伴隨著父母講述的家史長大的，儘管是朱子橋的直系後人，畢竟沒有近距離接觸過，而完全是靠祖母輩和父輩們的口述和回憶，靠的是民國時期那些當事人和他們的後代對我的口述回憶。結果我發現，民國人士朱慶瀾就是這麼一個值得回憶、值得書寫的大人物。他為了賑濟救災，傾囊而出；為了抗日救亡，毀家紓難，真正做到了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也沒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分一厘財產。他挾雷厲風行的行事作風，以登高一呼的影響力，組織東北抗日義勇軍；以菩薩心腸，救飢拯溺，賑濟救災；以涓涓細膩之心，談論家庭教育。他不貪污腐化，不擺官架，兩袖清風。一個栩栩如生的朱慶瀾，彷彿又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久而久之，我就有了一種想知道更多、更深的渴望與衝動，這種渴望一直延續到成年和留學，後來居然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似乎釀就成了一種使命。最後，我直接選擇了走向歷史當事者和他們的後人，記錄、聆聽他們的口述；走向檔案館查詢歷史資料，尋找真相。這種感覺讓我痛苦，也時常令我感到孤獨。這種痛苦也席捲了我的朋友、已逝的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著有《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1937）和《南京大屠殺》的香港電影導演牟敦芾。這是因為我們這些探尋歷史真相的人，一直和已逝去的年華在交流，和死去的人在談話，最終我們了解到歷史的真相。這就告訴我們，如果離開了檔案和口述歷史的話，那麼，許多歷史真相是無法揭示的。
將收集到的檔案和口述記錄，再加上我自己的論證文章，重新組合排列、彙集成文，這就是我現在要做的事情。這是因為，歷史最精彩的部分往往就在檔案和口述歷史裡。任何一位滄桑的歷史老人的離去，都意味著一座歷史博物館的倒塌。目前能夠做的，就是將一座快要倒塌的或已經倒塌的歷史博物館內的東西重新整理出來，以饗讀者。我一直以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無需迴避。也許，這裡面可能講的都是一些極其平淡的故事。但它卻是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歷史年代，也可能曾經左右過一段歷史的變遷。總之，這段家史，作為後人，我無權帶走。也許，《子橋遺風》這本書可以回答大家想要知道的有關朱慶瀾及其所處時代的一些問題。
朱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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