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3年5月,乘前作《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餘緒,假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舉行了一場講座,講者包括中國科學院的馮錦榮教授、香港大學建築系的王維仁教授和筆者本人,主題是「從古都選址看風水格局與王權文化」,馮教授和王教授分別從考古和建築角度解釋風水源流,筆者則談古都建設的風水。講座最後的問答環節,主持李安女士問筆者,古都的主人都是皇帝,可我們不過一介平民,古都的風水跟我們有關嗎?
筆者簡略回應後,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時代不同了,老祖宗的智慧放諸今日社會,是否還適用?應該怎樣理解和傳遞?於是開始構思寫這本書,作為前作的延伸,也為傳統風水嘗試賦予現代意義。
前作中提及,歷史上八大古都從來不止是一組組讓人遮風擋雨的硬件建築,它的選址和佈局上儼如一本無字地書,中間繼承著包括天文地理、儒家和天命史觀的多重文化積澱,是過去皇帝創造於地表的人文景觀。本書就嘗試從現代住宅的角度,解讀其中書單,有什麼古都的原則可以合理延伸到今天。
誠然,兩者在最基本的層面——宮城和民居的主人身份——上存在著巨大的落差。當住宅的主人是皇帝時,建設的是宮城,確立的是王權。疑古派史學家顧頡剛說出了政治現實:「學術性的東西是皇帝所不需要的,一定要插入對於皇帝有利的東西方能借得政治上的力量。」
我們熟悉的紫禁城,正正繼承了中國王朝語言的傳統。憑藉掌控天下的話語權,皇帝築城不受任何限制,包括在選址上、佈局上、裝潢上注入展示王權的文化符號,中軸線、九開間、前朝後寢、左祖右社等刻意直觀式的鋪排,組成一套帝王邏輯,流風所至,積澱為患,叫你不得不服膺和敬畏,「其設計的指導思想,就是要突出表現帝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達到鞏固王權統治的目的。」
至於一般民居,你多富有也好,王權的色彩(尤其在古代)必須完全抹去,好好安分守己,除非你得到像乾隆之於和珅的包庇,對大宅逾制睜一眼閉一眼,否則就會被視為 「逆臣」,賜以可殺頭的僭越罪。在統治和禮制層面而言,宮城和民居無法相提並論。然而,兩者的擇居條件是否就全無兼容之處?恐怕又未必。
宜居之地不分帝王與平民
在居住的層面,宮城和民居卻有另一種關係。儘管宮城的選址和佈局是一種複雜的宇宙圖式,但一點不離地,風水用於宮城,不代表一些基本原則不能應用於尋常民居。中國一直沿襲一套化家為國的觀念,權力由一家一姓把持,宮城既是皇帝治下邦國的表徵,也是皇帝躬居的家園。筆者多次強調,風水的初念到終極原則,只是如何適應大自然規律來尋找宜居之地,這點不管身份是帝王或平民並無二致。
東漢劉熙《釋名》稱:「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平時說的選擇,原來就是選宅。出於人類求生本能,居所必然選在宜居之地興建。風水是早期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反應,那中國的大自然環境有什麼特色?其一是山和水特多。巨大山脈如喜馬拉雅山、崑崙山、唐古拉山、天山、太行山、秦嶺等多達十條,主要分佈在中國西面和北面;而山脈之間也發源出眾多大型和中型河流,據統計多達45,000多條(小河流更不計其數),風水作為應對環境的生存之道,山勢、水法理論應運而生。到王朝制度確立,身為天下共主的統治者,便將這套強調自利和安穩的理論據為己有,用於都城選址和佈局,是為風水之大用,強調「夫地理之大,莫先於建國立都」(《地理人子須知》)。
但是,中國的山和水並非統治者專用,由之孕育而來的風水既為建都考量,也可施之於民間。風水講龍脈,講格局,大至國都固然要多加參詳,小至一屋一宅亦然。唐代《撼龍經》稱:「大為都邑帝王州,小為郡縣君公侯」;明朝《地理人子須知》續謂:「大聚為都會,中聚為大郡,小聚為鄉村、陽宅及富貴陰地(即墳墓)」,反映宮城和民居要求一致,從大格局中按次而下,尋找宜居之地。
例如為配合中國的氣候地貌,歷來宮城方位幾乎都是坐北向南(僅南宋臨安城例外),才得享冬暖夏涼。而北京的四合院也是同一取向,到香港我們也常說「千金難買向南樓」,甚至本港天文台網頁也有談天氣風水,用氣象學角度解釋向南的好處。風水的本義植根於人的本性之中,出於一種純個人感受,我們毋須上調到哲學或者帝王學層面,皇城與民居欲求一致,只是規模有別而已。
大自然和人的對話
人要生存,必須要和大自然共存,但兩者地位並不對等,喜怒無常的大自然一說不,人便要遭受無情的驅逐——洪水、旱災、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卑微的人類沒有討價還價能力。心裡越恐懼,越渴望穩定和秩序。為了生存,只好嘗試順應大自然運作的規律,想方設法,收集許多不同個案,觀察、比較、思考,然後作出結論。所有事物都有常規和秩序,風水理論就是古代的研究成果,是一種集體智慧和群眾經驗的累積,類似今天所講的大數據下的產物。跟大自然關係密切的風水,等如是中國大自然數據的調研報告,五行中指北方寒冷,南方溫暖,西方主肅殺,東方利生長,我們將之融合中國地理氣候,馬上心領神會。
而且中國的皇帝和平民,彼此分享著相同的族群精神和人文個性,基因一脈相承,詮釋術數符號的內涵一致,沒有文化差異問題;而且處於同一疆域,更不存在同一座崑崙山,一在中國西北,一在印度東北的山川方位落差,地理標識相同,兼融風水原則毫不違和,只要稍作調整,完全存在共融空間。
從宮廷到民間
萌芽期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二十世紀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他認為唐宋之際是中國中古史的結束,近世史的開端。中國建築學者傅熹年亦稱唐宋是「中古都城向近古都城演變的一個轉折點」。
風水的發展恰巧亦然——從在朝文化延伸成在野文化。唐代以前,熟悉天文曆法以至術數的能人異士只在朝廷司天台(後代稱欽天監)任職,相關文字記錄亦只僅供國家記錄和參照,民間無法得窺。原因不難理解,風水關乎自身利益,當中也有相當厭勝成分,更關乎中軸線等宣示正統地位的天命元素,是王權的象徵,不容分沾,必然一己獨攬,後來出現制度更替和政治變局,情況才逐步逆轉。隋唐開科取士,以儒家經典作為考試題目,《周易》與《尚書》、《詩經》、《禮記》和《春秋》並列五經之一,熱衷功名的讀書人,為應付科舉考試,開始對術數源頭——《易經》多作研究。有了易學基礎,學習風水容易得心應手,讀書人視之為與琴棋書畫相同檔次的風雅修養。影響所及,當時風水大師輩出,楊筠松、張遂、曾文辿、李淳風、袁天罡等互爭雄長,並各有名著傳世;堪輿作為風水的代名詞也是唐代以後的事,許慎《說文解字注》:「堪,天道;輿,地道。」簡單來說,堪輿就是天地間的道理,由純具象的自然描述(風和水),正式提升到理論層面。
政治上,唐朝中葉以後,發生黃巢之亂,建制逐步破局,據《南安府志》記載,原本掌「靈台地理事」的光祿大夫楊筠松逃離宮城長安,到江西安頓,向曾文辿及劉江東等人傳授地理之術。楊筠松等人由朝廷命官搖身一變,成為 「公共知識分子」,自此風水從宮廷流落民間,開始流傳,派別漸多,竟至其時已經有「百二十家渺無訣」之歎。經歷五代十國後,到宋代,民間風水逐漸大盛。
蓬勃期
經歷唐代醞釀,到宋代民間風水蔚然成風,與唐代最大的分別,前者視風水為副業,或只是文人間的一種談資,後者則是一種專業,討生活之資本。北宋熙寧朝宰相王安石估計,當時執業的風水師有近萬人,在《清明上河圖》一景中,有掛起寫上「神課」、「看命」、「決疑」的直幡,大街大巷給人算起命來。原因之一,是自唐代開科取士後,士人競相投身科場考取功名,不過僧多粥少,落第者反正有易學基礎,不少改靠算命謀生,碰巧社會需求正殷,讀書人不愁出路,紛紛以風水師自居。一直發展下去,儘管經歷改朝換代,到明清時候,民間看風水的風氣越演越烈,各種理論耳口相傳,尤其對龍脈等說深信不疑,據當時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觀察:「選擇修建公共建築或私宅的地點以及埋葬死人的地點時,他們是按照據說地下的特殊龍頭或龍尾或龍爪來研究地址的。他們相信不僅本身,而且全城、全省和全國的運道好壞全要看這些地域性的龍而定。」
看風水不單成為全民共識,更是官僚抗衡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的手段(詳見後說)。到清末帝制崩坍,對風水的最大影響,並非歸於沉寂,而是令其學理更難定於一尊,再無官方制約下,流播程度更甚,風水的派別也百花齊放,各師其說,演變成今日面貌。
簡單交代過自唐朝以後民間風水的發展,便知道今日有人熱衷看風水,不過是沿襲過去的人文基因,本書將以往屬於宮城的風水原則應用於民居,也只是延續傳統而已。
四神塑造置中觀念
從宮城到民間,風水上存在著怎樣合乎邏輯的演化,是筆者在本書中必須梳理和表達的題旨。舉一個例子,不管懂不懂風水,信不信風水的人,對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術語總不會陌生,四者為四神或四靈。前作提及中國八大古都建設強調大局觀,擇地必須四神俱全,除了出於拱衛需要,杜絕外界窺伺外,最重要一點,四神代表的東南西北四方,所圍繞而成的空間確立了「中」的存在。「中」具有中央和核心的意味,代表著權力的象徵,對中國古代集權制國家而言,這點尤其重要,天下共主,必然居中而立,得四神包圍才能製造這個「置中」條件。早在距今4,300年前,當時王者已經躬自進行「圭表測影」,通過「圭尺」來找尋「地中」,以對應天之中軸,馮錦榮教授稱之為:「集天文觀象、授時功能與惟王建制於一身之禮儀性活動的王者禮器」(見前作第三頁)。從國家的層面,這點不難理解,那普通人是否不必理會?答案當然是不。從個人的層面,「置中」同樣重要。「中」是一種觀察東西南北的視點,是本體,是自我。不管置身任何環境,每個人必然從自身角度審視四周,衡量自己與環境的關係,找出自己的需求,而英文news(消息)的字源,一說就是位處中心,收集來自東西南北的事情,由此判斷自身狀況,如何作出應對——例如對居住環境的訴求。
無論陰宅陽宅,風水立穴有一個術語名為「天心十道」,就是以前後左右四個方位的山為對稱座標,劃出一個十字,那個十字中間的交滙點,即立穴所在。所以,若然四神不全或者完全欠缺,格局不當,穴即不能定,本體和自我位置也無從確立,感覺若有所失,這也是為什麼北宋定都一馬平川的汴京後,宋太祖趙匡胤惴惴難安,需派重兵30萬連營設衛,駐守京師一帶。放之於民居,人同此心,始終期待四神俱在,好寄託安穩。
下一步,我們進而審視人與建築物的關係。按諸中國人的宇宙觀,建築物本身是人與自然之間一個中介物。人仰觀天地,經營宅居環境,建構建築物作為順應自然規律的載體,因此了解建築物的形制,等如了解大自然的形態。人因宅而立,宅亦因人而存,兩者存在微妙的共生關係。房屋灌注了人的主觀意識和期望,宮城和民居在本質上並無分別,唯順應自然得以宜居而已。建築師說風水是「認知建築最合適地點的時空規律,地理景觀的評價體系」。
於古有據
有別於一般只導以化解之道,筆者希望能從歷史和文化層面解讀風水源流和應用的根據,讓大眾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提供一份有助提高風水信用評級的信貸報告。
今天風水師稱開門見窗,直視屋外景物為「穿」,認為不能聚氣,容易漏財,甚至災病連連云云,化解之道有說在玄關位豎一屏風遮擋,又或落簾遮光等等。然而,只有建議,解釋欠奉,容易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它有舊例可循嗎?它有歷史沿革嗎?若有,又如何引伸而來?
筆者以為,考諸歷史,講求聚氣的原則在北魏洛陽城和明清紫禁城早有先例,各座城門之間不會直通,寧願增加工序和犧牲效率,總要左拐右轉才能抵達,背後的考量即在於不喜穿。穿則易洩,氣便不能聚,有違藏風聚水的原則,甚至城內河流也要九曲十三彎,目的相同。宏觀在宮城,微觀在民戶,分別在於規模而已。
而其實,這裡還涉及一種更深層的意義——出於中國人偏向內歛,注重隱私的個性,表現在生活環境之上,選擇了開門不見門,開門不見窗的建築形制。1934年,中國著名建築師、建築史學家梁思成來到浙江,考察武義樊嶺腳村民居時,有感而發說:「建築總是滲透著民族精神。」風水與中式建築關係密切,它的一些認知,是連串載負著中國文化意識的符號。風水到底是以人為本的學問,而人的共同訴求,就是尋找一片宜居之地,不管歷經多少年,這訴求一仍舊貫。風水理論累積了先民智慧、前賢心血,也蘊藏古代天文地理、儒釋道內容,經歷時間的洗禮,有沉厚的積澱和反覆的勘誤,才能流傳到今天。風水,就是在簡單的訴求中蘊藏複雜的原理,具有探討的價值。
正正在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令風水有別於天馬行空的藝術創作,它可以與時並進,但不容許顛覆和革命,一些純屬個人臆猜的建議,既於古無據,亦欠合理推論基礎,就應該受到質疑,不能因為術者有如簧巧舌或知名度高就得以倖免。為什麼只要信,不要問?
至於讀者將本書視作風水文化探索或選宅靈感,其實都不重要。重要在一直以來,不要問、只要信的風氣應該要改變,若然經得起論證,何須避忌?
好了,我們現就回顧過去,用今人思維連接遠古初心,談風水的現代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