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國南方沿海一帶，古時候居住着眾多的部落羣，號稱百越，又叫百粵。由於歷史變遷，現今這裏大部分的居民幾乎都屬漢族。古百越人繁衍至今，有的與南來的漢族融合，有的向別處遷徙，發展成為當今侗台語族的壯、布依、傣、侗、水、毛南、仫佬、黎等民族以及海南島的臨高人。毫無疑問，現今當地的漢人大都混有古越人的血統。據有關資料介紹，現今侗台語族人民有一個喜愛即興對唱山歌的風俗。比如在現今的壯族地區，無論哪裏都可以看到男女青年互相對歌的情景，平時人們喜歡使用民歌的形式來表達感情和意見。我曾在廣西某縣的招待所門前，看到貼滿表揚信和感謝信，無一不是用詩歌的形式來表達的。這就是即興而作的詩歌。布依族的情况與壯族相似。侗族的民歌也很有名，人們經常都離不開吟唱即興的山歌和傳統歌謠。海南的黎族也有以歌表達情感的習慣。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在海南通什參加過一次黎族同事的婚禮，見到黎族老鄉們蹲坐在酒罎子四周輪流唱歌。當輪到某人吟唱時，首先小吸一口酒，然後吟唱自己剛編好的歌句，接着輪到下手。這樣循環下去，可以維持兩三天之久。他們所唱的歌也都是即興創作。
據歷史記載，古越人在上古時期就以唱即興歌聞名。漢代劉向在《說苑》記載有《越人歌》的漢譯歌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這首越人歌，就是當時由一名越人船夫，為讚揚乘坐他的小舟的楚國王子而即興吟唱的。越人歌借用漢字記音，原文為：「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共32 個字。上面的漢譯歌詞經過加工潤飾，共用了54 個字。據壯族學者韋慶穩教授考證，原文的詞句可以翻譯成現代壯語，意思與上述的漢譯近似。古越人這首歌雖然沒有直接流傳下來，但壯族即興唱歌的這種習俗一直延續至今。他們現在唱歌的習慣，很可能與古百越人有承傳關係。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居民，也有唱即興民歌的習慣。如過去居住在沿海和珠江邊上的疍家人（水上居民）還保留一種「鹹水歌」，另一種是流行於一些城鎮的「龍舟歌」，還有廣東農村過去女子出嫁時所唱的「哭嫁歌」，這些大多是即興而作的歌。
由此，我們說廣東漢人這種即興唱歌的民俗，應該是古代越人的遺風。至於近代廣東地區流行的木魚歌和南音，是近代由於外來說唱文學的影響而產生的一種曲藝，而粵謳則是在這些曲藝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創作的歌體，它們與上古時期的越人歌，恐怕也存在一定的內在關係。
關於粵謳產生的年代，一般人認為是在清嘉慶年間。先由當地文人馮詢、招子庸等在龍舟歌和南音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作為珠江上花舫歌女唱詠的情歌，後來也成為岸上瞽姬師娘（女盲人）賣唱的歌曲。到了道光年間，幾乎傳遍到珠江流域各地。在清末民初，連報紙雜誌也曾經多次刊登粵謳歌詞。參加創作粵謳的招子庸於道光八年（1828 年）將其作品集冊出版，名為《粵謳》。此書在珠江三角洲各地大受歡迎並迅速傳播。1904 年被翻譯成英文在國外出版，書名”Cantonese Love Songs”，把粵謳介紹到國外去了。1901 年，某粵謳愛好者以香迷子的筆名出版了一本《再粵謳》，在珠三角各地也曾廣為流傳。此外，當時的文人葉廷瑞和何惠羣，也為後世留下了一些名篇——南音《客途秋恨》和《歎五更》。及至民國初，文人外交官廖恩燾是一位粵謳愛好者，在辛酉年（1921年）、壬戌年（1922 年）和癸亥年（1923 年）連續出版了三冊《新粵謳解心》。又在甲子年（1924 年）出版了廣東俗話七律詩集《嬉笑集》。可以說，他把招子庸的粵謳推進了一大步。1928 年，羅達夫出版了《魯逸遺著》，書內收集了劇作家黃魯逸的粵謳遺作。新中國成立後，1986 年中山大學陳寂教授把招子庸的粵謳重新整理出版，書名為《粵謳》，而同一時期的冼玉清教授在研究招子庸和收集清末民初的粵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粵謳是在某一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當初只在水上歌舫妓院流行，後來進入大眾娛樂場所，再後某些報刊也發表了不少粵謳歌詞，用來表達民意、針砭時弊。但它畢竟主要是一種彈唱曲藝，其內容多為對風花雪月的描寫，或對親人故友的懷念，其音樂比較婉轉哀怨。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後，這種娛樂方式就難以適應新的形勢。在粵劇逐漸興盛以後，南音、木魚、龍舟等曲調多少也被吸收進粵劇。但粵謳却很少被利用到粵劇當中，可能是因為二者在內容上和形式上都有較大的差別。自從電影日漸普及，地方戲粵劇的活動空間也大大縮小，南音、龍舟等方言曲調，人們也只能偶爾聽到一些。如在抗戰初期，廣州淪陷，在廣東清遠縣曾公開演唱過一首龍舟歌曲，叫《憶廣州》（又叫《食在廣州》）。該曲曾風行一時，但不久就失傳了。曾經在南粵地區流行一個多世紀的粵謳，連同它的前身龍舟、南音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與我們漸行漸遠了。而在香港，南音在新的環境中支撑了半個世紀後，隨着老藝人的離世也逐漸消失了。所幸的是，鄭振鐸先生給粵謳（包括南音等）留下了「好語如珠」的評語。他還指出：「最早的大膽的從事於把民歌輸入文壇的工作者，在嘉慶間只有戴全德，在道光間僅有招子庸而已。」換句話說，由於招子庸和其後繼者如廖恩燾等先賢的努力，粵方言詩歌也登上了大雅之堂。這說法不知讀者以為然否？
歐陽覺亞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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