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節錄)
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是説膩了的老話,也是一個事實。早期出現多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疏誤實在太多,香港學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由於上世紀三〇年代面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認為是後來「新文學史」書寫的重要依據,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不絕於耳。1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際此,有關「文學大系」如何牽動「文學史」的意義,值得我們回顧省思。
一、「文學大系」作為文體類型
在中國,以「大系」之名作書題,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由趙家璧主編,蔡元培總序,胡適、魯迅、茅盾、朱自清、周作人、郁逹夫等任各集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大系」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指有系統地把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匯聚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大」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系」指其間的組織聯繫。2趙家璧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就提到他以「大系」為題是師法日本;他以為這兩個字:
既表示選稿範圍、出版規糢、動員人力之「大」,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又是一個有「系統」的整體,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3
《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以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並依循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區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資料顯示,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
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一九三八》(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六八)。
在臺灣則有: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九);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一九八九—二〇〇三》(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
>《馬華新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新加坡:世界書局/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〇—一九七二);
>《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新加坡:世界書局,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一);
>《馬華文學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
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
>《戰後新馬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七六)(北京:華藝出版社,一九九九);
>《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二〇〇一);
>《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五);
>《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等。
其他以「大系」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形形色色還有許多,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於此不必細論。
陳國球
導言(節錄)
你要拿那些在時間中沒有自己位置的事件怎麽辦呢?那些事件來得太遲,當它們抵達時,時間已經被分配出去、大卸八塊、分贓完畢。現在那些事件被人丟下,凌亂地散在某處,懸在空中,像是個無家可歸、無所適從的游民。─布魯諾‧舒茲《沙漏下的療養院》1
一
這裏收入的華文小説,2選自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一年之間。兩個時間刻度,便於故事的啟動與收結。前者暗示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在文化上激起的波紋,足以延綿彼時的香港,引發文學的新局面;後者召喚戰爭的記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黑色聖誕,日軍壓境,當時的港督楊慕琦被迫簽下降書,文化氣候亦為之變天。然而,我們或也不妨視這些時間標記為複合時空體的兩個側影、返回歷史現場的兩個臨時入口。
我把這個選本理解為某種「歷史」的入口,並非視小說為時代的「記錄」。甚麼是寫作?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語言(langue)是一道邊界,而寫作──言語(parole)活動是一種逾越,是一種可能性的期待和確定,是一種「行動」。3寫作並不被動地記錄,這種介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行動,不單波動着語言的界線,它同時是情感、想像與事件的交會處。寫作的痕跡因而重新賦予歷史一種動態──相對於延綿線性的歷史敘述,我想像一個時代的文學選本,呈現的是一種多孔的狀態:那些已經逝去的,互相競逐的聲音,仍然企圖在歷史那張反覆被塗得扁平的臉上,噴湧出來。
然而,四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學,是幾乎已經湮沒了的聲音。如果不是有心者的保存與勘探,4它們大概會在亞熱帶悶熱潮濕的氣候裏,隨發霉的舊報刊,被永久遺忘。事實上,面對倖存的報刊殘頁,消失與沉默的聲音,比遺留下來的更巨大。記憶是選擇性的,文學歷史的記憶因而也是一種集體念記/遺忘的過程。在我來説,這個選本的目標,即是與被遺忘的對抗;而我也是如此理解這裏指涉的「香港」文學。
在徵用「香港」此一意符來理解文學發展時,我們不得不同時意識到它的危險性。「香港文學」之成為一個研究的範疇,浮起於城市主權轉易之際,因而彌漫着被消失的陰霾。5這個與政治現實緊密相連的課題,誘使研究者追索一個足以抗衡中原論述的香港主體。然而,香港文學雖與這座城市的命運休戚相關,它作為一種邊緣的存在,它的被消失,人們對它的視而不見,未必不是這座城市的常態。二十年代的文學雜誌以「伴侶」命名,希望在摩托車與商店招牌之間覓得相濡以沫的同路人又有文人組織「島上社」,以文學出版來抵抗這座「無聲之島」,7都説明了文學生命與這個商埠緊張關係。
謝曉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