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世界秩序卻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產物。兩者如何兼容?或者說,中國如何持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塑造時,減少與其主導者,即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衝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高層和國際關係學者在近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課題。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恰恰是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秩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
關於這一話題的思考,最早湧現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2001年加入世貿,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秩序的全面對接。此後,中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率。西方的學者和分析人士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學術興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中被上訴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決自身的領土完整問題。特別是在台灣問題和貿易問題上,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始終齟齬不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世界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系統性經濟危機;但與此同時,中國以相對穩健的姿態渡過了這場危機。此後,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有識者都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發展模式。歷史並沒有終結。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圍繞中國與美國,進入新一輪的權力轉移階段。中國很難取代美國的地位,但世界秩序發生形變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出了「亞太再平衡」。這裏指的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平衡中國,而是說,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進行博弈與交鋒。
毛澤東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打」,即生存問題;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餓」,即發展問題;在胡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時期,中國面臨的是「不挨罵」,即如何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中國之於整個國際體系的分量從未如此重大。或者說,中國如今在外交上面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如何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如今這個國際關係學庸俗化的時代。在中國當前的思想市場裏,有關中國外交方向的爭論主要被兩種聲音佔據: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論證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中國必勝主義」,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必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勝出,原因不外乎是中國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以及(或者)體制優勢;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勢,必然導致其走向衰敗。這一類「研究」基本不顧事實和邏輯:它們總是預先設定了中國必勝的結果,再尋找證據,由此推出中國「戰勝」美國的必然性。庸俗現實主義派的論說也非常廣為流傳。他們把國際關係中佔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幾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國外交面臨的種種危機上,並推導出「中美必然衝突」這一結論。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庸俗之處在於,他們既不建構理論前提(如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性),也不對「中國外交關係如何發展至今」的問題作實證分析,更沒有提出思考和把握中國外交的總體框架。這種思考方法是危險的。它用一個看似有效的學術概念掩蓋了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現實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人不再基於事實去判斷、分析國際形勢。國際關係的研判變成了對「陰謀論」的揣測,而且揣測得越危言聳聽,越多人贊同。
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中國中心主義」,都很善於操縱公眾的情緒:論證派滿足了非理性民主主義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現實主義派則操弄了人類對未知和外部威脅的恐懼感。隨着外交議題在社交媒體上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娛樂化、庸俗化,中國外交逐漸成為了一個人人都在熱議、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話題。
本書希望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本書希望表達的中心理念是: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並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議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去客觀地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這麼做有助於規避了從中國看世界秩序的智識錯誤,即「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中國中心主義」不僅是知識界、輿論界常犯的智識錯誤,也導致中國在過去無法與世界秩序接軌、發展一度停滯。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歷史上,中國在過去曾兩次錯過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首先,在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卻以天朝自居,主動閉關鎖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期是全球分工體系初步形成的階段,所有參與了這一進程的歐洲國家都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其次,在革命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閉關鎖國,錯過了電器時代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世界進入「超級全球化」,國際分工出現了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的轉移,中國恰好是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才獲得了令人驚嘆的經濟和民生成就。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發展固然離不開自身努力,但更是參與世界秩序的結果。但種種迹象表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已不再如鄧小平時期那樣和諧。一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了「波蘭尼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組織造成了嚴重腐蝕。另一方面,隨着世界即將迎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和5G等科技為標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各國都在為下一個發展風口作競爭準備,而矛頭紛紛指向中國。科技是決定國家發展高度的關鍵要素,但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科技「冷戰」恐怕已經打響。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等國家開始對中國展開了科技競爭乃至封鎖,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對華科技競爭上升為美國國策。日本、歐盟也開始就價值鏈安全和科技安全議題對華警惕。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歷史考驗。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中國都很難脫離世界談封閉式的自主創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漸失穩。當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其基本特徵是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觀底色,構建民主國家範圍內的集體安全,注重以多邊對話機制解決國際衝突,以及鼓勵全球自由貿易。這一秩序也被國際關係學者和外交界看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圍繞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建立了一系列包括聯合國、北約、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深深地嵌入了美國領導建立的體系之中,成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
然而,美國現在卻越來越有放棄領導世界秩序、退回孤立主義的傾向。美國在特朗普主政期間,曾把中國和俄羅斯標籤為「修正主義國家」,即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家。但令人費解的是,對當前世界秩序不滿的不是中國,而恰恰是美國。美國一直對世界貿易組織不滿,希望「另起爐灶」,建立另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組織。繞開聯合國對外發動戰爭,對美國而言已是慣常做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譴責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並不是該公約的簽約國。
一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國家,承擔了維護世界秩序、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但對美國來說,維護世界秩序的成本越來越高,收益卻越來越低。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秩序方面做得越來越多。中國一直以來都強調聯合國的合法性,強調在疫情問題上尊重世衛組織的科學權威,同時也通過「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與中國的國家利益是高度重合的。中國也因此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這種狀況引發了一個悖論:一方面,領導世界秩序的守成國希望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崛起國卻希望保持現狀。這種狀況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基辛格曾說,西方人在談論中國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國際系統,既允許中國永久參與,又不被中國主導?同理,中國在外交上面臨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回答這一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書也無意對此下定論。我們希望做的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文章的同時,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