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中國：變局中的理論與實踐

序言
第一章  中國經驗與經濟學的未來
中國經濟的雙軌合一 中國的不完全契約 中西合一的未來經濟學範式
第二章  變革中的治理系統
十字路口的國企 中國的國家治理 中國的大轉型
第三章  宏觀經濟的矛盾與邏輯
中國的影子銀行 中國經濟減速風險 中國的雙循環發展戰略
第四章  城市羣的興衰
中國城市的新常態 粵港澳大灣區的潛力 深圳示範區
第五章  數字經濟的崛起
中國的消費者社會 中國數字經濟改革紅利 地球資產負債表
第六章  大國博弈的危與機
中國的全球風險 中國改革與貿易摩擦 美國對華政策
第七章  看不見的全球秩序調整
亞投行 中國出任G20主席國 國際貨幣體系


 

序

　　即使對於大多數華人，中國也是一個難以真正看懂的國家。但正是那些讓中國變得神秘的因素使得了解中國變得重要——包括其悠久的歷史、廣闊而多姿的領土、龐大而多樣的人口、複雜的政治以及龐大而充滿活力的經濟。無論好壞，在中國發生的一切都會影響到地球上的每一個人。

　　過去四十多年似乎已足以確定中國發展模式的基本邏輯，但在1978年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及西方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不再時髦之際，國際上有關中國發展模式還沒有形成「北京共識」。

　　四十多年來，中國致力於將其封閉的計劃經濟轉變為開放的市場經濟。工業取代農業成為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服務業也開始崛起；在技術方面，中國也從「山寨」轉變為「創新」。同時，中國還在應對多項嚴峻挑戰，如過度負債、產能過剩、嚴重污染和官員腐敗等。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家蔡昉認為，只有從中國獨特的歷史、人口和地理角度出發，兼顧技術和全球發展趨勢，才能理解這個過程。畢竟，所有這些因素都對中國的治理和制度有重要影響。

　　但資深中國觀察家、哈佛學者威廉·奧佛霍爾特（William Overholt，第一批預言中國崛起的外國專家之一）在其新著《中國源於成功的危機》（China’s Crisis of Success）中指出，中國的改革推動力是「恐懼和簡單性」。他認為，同樣的因素驅動了東亞在1945年以後的發展。

　　其他觀察者，包括世界銀行、經合組織以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等，意見則不盡相同，他們尚不習慣評估一個歷史遺產、價值觀、意識形態、制度和治理傳統與西方如此大相徑庭的經濟體。

　　西方觀察家一直面臨的最痛苦的挑戰是如何解讀中國。正如荷蘭漢學家漢·庫伊珀斯（Han Kuijpers）所說：「西方漢學在根本上存在某些缺陷：『中國專家』要麼假裝對與中國有關的一切都瞭如指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話就不能當真；或者，在他們最終不得不承認，自己不是從科學意義上通曉有關中國的一切，也不能被稱為『中國專家』。」

　　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原因很明顯。首先，中國作為一個完整連片的大陸型農業文明有着悠久的歷史，包括長期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系。

　　這與西方歷史上看到的地理上的分裂和各地區間的政治競爭局面截然不同。西方是近代民族及主權國家和現代市場與資本主義的發源地。這種歷史上的中西分歧有助於解釋為甚麼今天的中國實現某些目標（例如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率要比西方國家高得多，而在實現其他目標時卻要慢得多。

　　西方流行的經濟思想認為，政府應該儘量不要干預市場。但對中國領導階層來說，從概念到實踐，政府是否能夠及應該與市場分開都是個問題。

　　幾千年來，國家主導一直是中國默認的治理戰略。強大的中央政府負責維穩，防止派系與地方勢力製造混亂。因此，當中國嘗試提高政府問責程度時，並沒有完全倚賴市場制度，更沒有採納民主選舉，而是通過改進監管來遏制權力濫用，並允許更多的產品、資本、人力和信息流動。

　　在這一家長式治理傳統的約束下，對中國增長至關重要的改革試驗和適應性改良措施往往都是在地方層面展開的，因為地方政府擁有可觀的——儘管並不是確定的——改革自主權。其中的邏輯很簡單：通過利用地方政府以及市場對管理本地發展的優勢來實現各地間的競爭及地方增長，但又不破壞整體社會凝聚力和國家統一。

　　但中國的治理並非完美無缺。在市場競爭方面還存在大量問題，包括國有企業主導某些行業，監管的有效性，以及與國際標準、實踐及法律的差距等。儘管中國政府十分擅長提供「硬」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鐵路和機場等，但在發展「軟」基礎設施方面，如與教育、醫療、能源、環境和金融有關的基礎設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此中國一直面臨着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角色的問題，這關係到確保政府可以問責、市場有效競爭、政府為達到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國民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而迅猛的技術進步、全球化及其各種副作用以及地緣政治因素也讓挑戰變得更加艱巨。

　　就一些原始或初級的市場行為而言，社會主義中國可以比西方國家更「資本主義」。實際上，其「國有」經濟的三分之二現在已經屬於民營，然而中國並沒有通過西式的「私有化」來實現這一結果。

　　中國以長期、務實和因地制宜的決策方式挑戰了傳統的西方治理框架。中國的決策層受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會用系統性思維來應對現實中的複雜經濟社會系統。他們知道真實世界的複雜系統永遠不會是靜態的，因此不能嚴格地由僵化的規則和程序來管理。為了實現持續的改革和與時俱進的決策（這些對複雜系統的穩定性、功效和演進至關重要），靈活的實事求是的社會關係準則往往更有用。

　　新的數字信息技術也在幫助中國的決策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現實，包括克服大系統內複雜的協調和溝通問題。例如，微信應用程序將複雜的網絡和組織高效地鏈接在一起，促進了大型複雜經濟與社會活動的及時完成與可靠運行。

　　中國決策系統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傾向於強調集體生存而不是個人利益。例如，與美國不同，中國在治理系統衰退和崩潰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中國領導層非常清楚這可能導致的不穩定以及重建的難度。因此，他們致力於維護、發展和強化現有治理系統，即使這意味着個人將承擔短期成本。

　　另一方面，過去的半個世紀，西方也沒能證明其自由市場方針的有效性。進入二十世紀後，如以公共部門開支佔GDP的比重以及監管民間活動法規的深度和複雜度來衡量，政府的角色幾乎在每個經濟體都在不斷擴張。

　　特別是美國，它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基準。和中國一樣，它是一個大陸型巨大經濟體，也是全球諸多領域的領先標杆，包括科技、國防和研發等。

　　與中國中央集權的歷史遺產相反，美國的歷史經驗給其公民和領導人帶來的影響主要是自由主義使命，包括自由市場和地方自治。美國聯邦政府的規模和權力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開始緩慢擴大。當時，為了應對大蕭條，美國實施了羅斯福新政，包括大量的聯邦計劃、公共工程項目以及金融改革和監管。

　　二戰結束後，聯邦政府再度擴張，體現了美國的全球新霸主地位及其中產階級的崛起，其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因於羅斯福新政對工會和居屋所有權的支持。聯邦政府在國防、外交政策、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儘管聯邦政府在某些領域加強了監管，美國仍然主要依賴市場來發展經濟，導致了不平等加劇、公共基礎設施惡化、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不可持續。2008年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衰退加劇了國際上對「華盛頓共識」的質疑。

　　可以說，美國的一些最根本性的挑戰，如遏制不平等、穩定財政和金融、確保環境可持續等，和中國面臨的挑戰是一模一樣的，而兩國在發展模式上都沒有明確的、被證明的「共識」為指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合作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特別是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應該是可能的。

　　關鍵在於雙方需要共同致力於一些雙方認可的共同目標，同時在某些意識形態原則上同意保留雙方還存在的分歧。在這方面，美國需要認識到全球合作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的崛起不需要被視為威脅。相反，中國與印度等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成長是能夠為全球再平衡作出貢獻的，並可以真正加強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穩定性。

　　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將中國的治理特色放在一個由「個人——個人」和「集體——集體」組成的二乘二治理類別排序矩陣裏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比較。美國，尤其是在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領導下的美國，長期以來是實行「個人——個人」治理原則的縮影，集體利益排在個人權利和自由之後。

　　但是，如果從拜登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戰略跡象看，拜登可能會推動美國邁向「個人——集體」治理類別，即仍然強調個人權利，但會着眼於集體利益不至於被忘記，儘管他無疑將在國內事務決策及執行方面面臨嚴峻的抵抗。歐洲的社會民主國家則是「個人——集體」治理類別的典型代表。

　　就亞洲國家而言，它們大多屬於「集體——個人」治理類別，即將集體置於首位，但仍然強調個人權利。而中國對集體福利的重視強大到足以讓中國與古巴一起進入「集體——集體」的治理模式陣營。儘管如此，對個人權利的要求在這兩個國家都在不斷提高。

　　顯然，不斷深化的國際融合使外部力量能夠影響中國的思維，就像中國也在日益塑造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一樣。不幸的是，這種動態反饋循環通常被視為零和博弈，一些國家不僅堅持其熟悉的治理方法和世界觀，還試圖將自己的框架與意識形態強加於其他國家。

　　目前，作為美中兩國之間「極端競爭」的一部分，拜登正策劃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統一戰線來遏制中國。拜登準備進行的這些零和博弈將使每個國家都變得更糟。畢竟，正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所顯示的，全球合作對於應對恐怖主義、移民、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等跨國挑戰至關重要。如果各國相互打架，就只會加劇這些挑戰的嚴峻程度。

　　中國正在努力做好本國之事，包括實施「雙循環發展戰略」——旨在通過增加對「內部流通」的依賴來增強中國的供應鏈和市場韌性。但是，該戰略並不排除國際合作。相反，中國歡迎在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上加強合作，只要不損害其基本治理信念或體系。

　　當西方準備好合作時（當然前提是不跨越紅線，如試圖迫使中國進行政權更迭），制定一項新的全球社會契約將至關重要。首先，這意味着改革多邊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

　　通過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這個過程可以促進全球共同體敍事的演進，讓每個國家都可以在全球集體中明確自己的角色。在這種合作共贏的前景下，美國和中國將盡其所能保護全球公地，而不是爭奪全球主導地位。

　　我們兩位作者在過去十年既是中國再次崛起的見證者，也是中國與全球互動的參與者和貢獻者，不僅與中國各個階層的精英與百姓有豐富多樣的交往，也在中國內地以外講學、交流、生活及工作，與全球各地的學者、官員與業界朋友有緊密的聯繫與對話。這本書記錄的就是我們對中國與世界在過去動盪的十年間相互影響的觀察、思考與解釋，希望能夠抛磚引玉，幫助大家從我們兩位所處的獨特角度來理解「看不懂的中國」。

　　在這裏我們特別感謝編輯、讀者、學生、同事、朋友及家人對我們的鼓勵與幫助，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兩位作者不可能持續十年、每月一篇地在《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寫了100多篇有關中國與世界的政經評論。這些評論構成了本書的主體內容。

　　本書內容先用英文完成，然後翻譯成中文等多種語言。英文版的主要讀者是遍佈世界各地的關注中國發展及中國與全球互動的海外學者、專家、政策制定者、業界精英、學生等沒有長期在中國生活、工作的人士。我們寫作的挑戰是用西方英文世界的語言、理論與場景來解釋正在中國發生的故事。中國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我們的解釋與敍事讀起來很簡單、很合理，也比較客觀。但是，我們在這本書裏解釋中國的框架、方法與立場同西方媒體與學術界的主流解釋不太一樣，也與中國內地的主流解釋不盡相同。我們用了不少的精力試圖用西方讀者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更客觀、更全面、更實質性地去了解一個生動、複雜、充滿矛盾的中國。這對我們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艱巨挑戰——與中國自身的發展過程相似，我們也是摸着石頭過河。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中國讀者可能覺得是常識的中國發展特色，但這些常識對大部分海外讀者來說並不常見，也不容易理解。從我們與外國朋友的互動經驗來看，中西之間的誤解、偏見與盲點非常多，迫切需要雙方用開放、包容及虛心學習的態度將各自的故事完整、客觀、建設性地傳遞給對方。這是避免衝突、建立互信、開展合作最基礎的工作。希望本書能夠吸引更多的讀者與作者投入到這個極富挑戰卻意義非凡的事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