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際遇,際遇決定命運
關品方教授
香港大學浙江科學技術研究院前院長
教養教育,翻譯自英語的博雅教育,是「自由意志不為奴」的意思。中文通常翻譯為通識教育的話,會有傾向把基本的人文價值觀和對個人修心養性的要求漏掉。我們在學校要推行的,與其說是通識教育,不如說是教養教育、博雅教育,或環球視野教育;這絕對不只是更換一個名稱的問題。通識和博雅都只是教養的一部分,是一個概念。教養是樹德立人,融匯通識和博雅,即博文約禮的概念。環球視野,是要追求樹立冷靜客觀的大歷史的目光和跨地域的眼界,這樣才能掌握全域,博古通今,建立銳角思辨,不會被人誤導及欺騙,走向極端,踏入歧途。
銳角思辨不是所謂「批判思考」,不是擴大到凡事都要批評一番以爭辯為時尚的地步,製造立場對立和對抗。如果偷換概念,理解錯誤,那就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對抗和對立,無助互利共贏。只有釋出善意,才會有建立互信的基礎,然後誠懇對話,才會有建設性的合作,促進改革,不斷進步。
對下一代,循循善誘,春風化雨,軟的一手之外,還需要硬的一手,嚴加督導,循規蹈矩。對下一代,要讓他們有機會創造更有價值的未來。從小對他們引導得當的話,不打不罵不威脅,用好習慣教孩子,定能為他們打好穩健根基。孩子的習慣養成,就像是走路一樣,如果選擇了一條正路,以後就會沿路一直走下去,開創一條卓越的成才之路。教養或博雅,即博文約禮,簡言之,就是從養成好習慣開始,培育善良正直的性格。這些好習慣包括:情緒、聆聽、表達、積極、勇敢、毅力、自律、負責任、珍惜、謙讓、信任、關愛、包容、誠實、團隊合作、承諾、尊重、求知、感恩、付出。每一個好習慣,都是寶藏,如果學會了,就是有教養的博雅之人,通識才有堅實的基礎。
我的好朋友鞠應悌博士,性格溫厚謙和,事業成功,待人有禮,處世有方,他是我暗地裏學習的好榜樣。他積累多年的人生經驗,總結出上述「好習慣」系列,兼且不忘回饋社會,熱心公益,以自己的成功經驗和他人分享。最近並彙集成書,邀我作序,因此先睹為快,感激之餘,幸何如之。因此,聯繫到近年有關通識科的爭議,藉此機會,略抒己見,代以為本書序。
通識科作為一個名稱,不幸已被標籤化,建議教育局改為教養科,仍屬必修必考,並以此為契機,重新檢討教師,教材,教案,教法,評核和考試的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政策。當年從事教育改革的有心人,理論有餘,書生氣十足,政治警覺不夠,相信沒辦法預估到問題到今天竟如此嚴重,值得同情,但不能因此不作調整。
本人在日本留學多年,親炙東京大學的教養課程,深受啟發和感染,至今不忘。東京大學的教養科,有所謂自由七藝,是一種讓人自主掌握命運,成為自由之人的素養。七藝是邏輯,語法,修辭,音樂,天文,算數,幾何。目標是讓受教育者在任何狀況下,都能具備自主思考並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我把它歸納起來,就是貫通文理,本末兼思,博約相輔,探求真知,最終的目的,是正確引導求知者知識與素養的綜合回歸。梅貽琦做清華大學校長,前後共17年(抗戰期間華北淪陷時曾停辦;北大清華南開合併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不贅),他就是「通才教育」最有力的宣導者,而以德育(即教養和博雅)為基礎。他主張「知情志」三位一體,而以志氣志向為本,志在家國,志在民族,志在人類文明。這就要求教育者「人齊五德」,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用香港近年的潮語,也就是包含了有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
香港教育界流行STEM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但忘記了HELP (歷史,倫理,文學,哲學),那就變成 「HELPLESS」,沒有人文和德育,沒有了教養和博雅,理工科也就迷失了方向,沒救。我們今天需要的不單是科技,而是創新要與科技結合。創新需要文理思維的交織,就要有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博雅教育和東方詩禮傳統的品德教育。這是我的經濟學啟蒙老師,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一貫堅持的治學理念。為了實現具有開闊視野,兼具高水準專業知識,有理解力、洞察力、行動力和想像力,且擁有國際性和開拓者精神的各領域的指導人格育成的教育目標,教育界要堅守教養科,堅持向全部學生實施品德教育,塑造各行業的領軍人物。
教養科有兩層意思。一是通過學問,知識和精神修養獲得的創造性的活力,心靈的充實,對事物的理解能力及作為其手段的學問,藝術和文史哲宗的精神活動,二是在經營社會生活方面必要的與文化相關的淵博的知識。這一切,其基礎出發點,就是要從小開始養成良好的習慣,才能夠形成良好的品德和性格。及其成長,性格又決定際遇,而際遇又決定命運。語云:君子之學貴慎始,就是這個意思。命運也者,一切從好習慣開始。
隨着時代的變遷,無論在形式上,內容上,還是精神上,21世紀的今天,環球形勢已發生巨大的變革,但家國觀念和民族意識是唯一恆久不變的安身立命的主軸,我們一定要以學術性,國民性,國際性和先進性為目標,堅守教養教育,同時順應時代的需求不斷改革和創新。香港背負沉重的殖民地包袱,遺留下來一個沒有清晰價值觀的教育系統。香港是一個「價值觀念多元化」的典型,搖擺在東西方文化激盪的漩渦中,有嚴重的身份認同問題。由殖民地時期養成的自卑感可以轉化為傲慢與偏見,造成戀殖的情意結,既盲目崇外,又對西方的操作一知半解,誤以為一切包容放任不干預即自由主義,一切訴諸無差別投票就是最理想的民主實踐。出路在廢除通識科,以教養好品德和培育好習慣為基礎,重新再出發。(編按:教育局於2021年4月1日公佈通識科正式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全新科目將於9月取代通識科實施。)
例如,和睦友善,應從親子關係做起。近年來,學生慣於粗言穢言,不堪入耳,舉止粗鄙,不堪入目。時代的步伐太快。孩子在學校唸書壓力大,家長一時改變不了這個現狀。近年流行所謂批判思維,很多老師入了誤區,以為凡事批評一番就對了,壓倒對方,我勝你敗;忘記了和而不同,互相尊重,才是人際間相處之正道。這和選舉文化氾濫有關。我們分析問題,有以下六點十分關鍵。就是:不忘本質,客觀分析,獨立思考,貼近事實,觀察細節,換位思考。家長應爭取和孩子溝通,最好的時機是晚飯時,不要一開口就問做了功課沒有,而是打開輕鬆話題,例如問孩子今天在學校裏有甚麼有趣的事情?這個週末有甚麼好玩的?
現代社會容易撕裂,對各種議題討論起來往往南轅北轍,很容易就鬧對立。雙方都處於盛怒的狀態,就沒辦法好好溝通。做家長的,嘴裏不說,但心態上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當成是別人的孩子,和孩子交朋友,而且是忘年交。不輕易放棄和孩子對話,要保持樂觀,有耐心靜聽。家長說少一點,聽多一點。最理想是八成聽二成說,讓孩子樂意和你滔滔不絕,家長就成功了一大半。孩子一般都有求知慾,喜歡即食吸收,缺少耐性。最有效的方法是不直接爭論抽象的概念,因為容易引起爭拗和衝突。例如談到權利和自由,可以考慮引導孩子談義務和紀律,因為那不是絕對的,而是互補的。比如理性,是和感性共生的。又比如民主和民生,孰輕孰重,也是可以討論的。總而言之,細水長流,平心靜氣,不搞對抗,求同存異。
從幼稚園開始,或者甚至更早一些,一直到中學畢業,或者甚至更晚一些,孩子們都在習慣養成和性格形成的過程中,思想活躍,有時候家長會有新發現新啟發,從孩子身上會學到東西。有時候聊不下去了,就馬上轉換話題,不要動氣。很多爭論,和中西文化異同有關。我們要擺脫「西方的一套是唯一正確」的思維模式。中西方文化是否很難融合?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起,熊十力等人創新儒學,五六十年代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錢穆等人承傳,並把中西方哲學和文化結合起來,尤其以康德哲學作為切入點予以發揚。中西方文化是可以融和的,視乎如何融和而已。我們可參考新儒學第三代重要人物杜維明有關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的論述。中西方文化重點,是否以個人自由和顧全大局來區分?社會是圍繞選舉還是圍繞發展來不斷進步?現今西方社會很重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但其基礎是源社會公眾利益和社會文明水準,尤其是國民教育、公共意識、責任義務、社會公益、義務勞動、捐獻習慣,以這些作為人文道德的支撐。而這些人文道德,正是要從小養成好習慣開始。沒有任何事情會自然形成。孩子的命運,從小就掌握在教育者的手裏。
自由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夫有《國富論》,裏面談到「無形之手」。他還有一本《道德情感論》,認為如果社會缺乏道德情感(包括社會整體利益,即大局觀念),無形之手不可能對社會起到有益的作用。社會一定要以大局觀念為基礎,才可以通過個人利益推動發展,從而使整體社會得益,限制資本,調節市場,不斷修正改良優化,才是人類進步和發展的原動力。
今天西方的文明,經歷四百多年,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啟蒙運動,英國工業革命,法國自由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兩次世界大戰。啟蒙運動時代,論證如何達至理想社會(即顧全大局,或大同世界)的巨著,數之不盡,較著名的有休謨的《人性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前面提及杜維明,他的《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也可以作為參考。這些巨著,百變不離其宗,儘管側重點不同,說來說去,都強調教化應從小時候養成好習慣開始。
家長自己先要端正自己的出發點,對年輕一代總要耐心溫柔。自己的孩子自己教養,以家庭教育為主,以學校教育為輔,才是正途。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可以交給學校,哲學倫理歷史文學,家長一定要自己抓起來。學習為求真善美。歷史求真,哲學求善,文學求美。關鍵是教養、品行、道德和倫理。語云:「宰相起於州縣,大將起於部曲。」要孩子成材,沒有捷徑。謹以此文代序,鄭重推薦鞠應梯博士這本不可多得的鴻文,供家長們參考,享受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家長最大的滿足感,不就是欣見下一代成才,傳承自己的成功基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