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性問題的幾點思考
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需要在特定區域上先行先試、在 傳統機制上大破與大立
從全球視角看,灣區經濟是最具競爭力、最富活力和創新力的發展模式,一流灣區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居於頂層地位,代表着世界經濟發展的最高水平,引領着世界經濟強力發展。2023 年 4 月,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強調,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因此,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決策、親自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其重要性不亞於中國其他任何國家戰略。正是由於中央賦予粵港澳大灣區的頂層定位,才需要頂層推動、頂層佈局與之匹配。
事實上,廣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改革開放之初,曾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的習仲勛就已經進行了高屋建瓴的謀篇佈局。習仲勛指出,改革的節奏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 ;改革的策略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根據各地方的特點,讓有條件的地方先行一步 ;而先行一步需要中央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不能有太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否則 「先行一步」 也將成為空話。
今天,中國人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各種風險挑戰接踵而至,其複雜性嚴峻性前所未有。面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需要儘快找到新的發展模式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面對國外全方位競爭和外部掣肘,需要儘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實現與國際主流規則對接,提升國際影響力、公信力和話語權 ;面對科技領域的 「卡脖子」 問題,需要集中優勢力量開展科技創新和核心技術攻關。這就要求一脈相承的粵港澳大灣區像改革開放初期一樣 「先行一步」 ,敢於大搞、快搞,敢於嘗試重大體制機制創新,進而推動中國更高水平、更大範圍、更寬領域的改革開放。就像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在2023 年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上所說的,「扎紮實實抓好今年,抓好五年,深耕十年、三十年,必定能再造一個新廣東,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跡。」 鑒此建議 :
1. 中央賦予大灣區改革開放更大的創新空間和政策,讓富有改革傳統、強大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廣東快馬加鞭、錦上添花。讓廣東更快更好更多地發展,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和社會福祉,更好地回饋和服務全國共同富裕的大局。
2. 對於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的國家戰略、重大規劃,為了提高效率與更好地貫徹實施,建議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相應地予以立法,做到 「國規法隨」 。
3. 根據國家改革開放戰略梯度的佈局,以及各地發展需要,對於經多年試點的有效政策,建議分層級、分步驟在不同區域進行複製、推廣、應用,縮短審批流程。同時,因地制宜地賦予有條件地區更多的空間和機動餘地,不搞各地政策的平均和平衡。
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需要重點考慮三個全局性問題
(一)大膽探索跨境金融功能區建設的新發展模式
2023 年 8 月 29 日,國務院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加之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多個國家級平台,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在跨境金融合作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然而,現有的跨境合作區都更多的是聚焦自身發展問題,強調 「一區兩園」 的發展思路或是 「雙軌制」 的 「飛地」 發展模式,可能引發兩地對利益分配、決策機制等方面的分歧,進而對合作區建設的效能產生不利影響,也較難從根本上解決港澳的產業根基問題。因此,可以大膽探索 「一區一園、一鍋做飯、利益共享、做大增量」 的合作新模式,採用統一的、國際最優越的稅制制度、人才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使合作區變成一個不分你我、利益共享的整體。「一區一園」 模式注重將廣東省的產業優勢與港澳地區的軟環境優勢相結合,鼓勵耐心資本、產業資本的引入。同時,強調做大增量原則,鼓勵粵港澳三地優質成熟企業在合作區發展新業態、拓展新業務、擴大再生產,避免零和遊戲,改變過去各自為政甚至暗自競爭的格局,使合作區快速產生經濟效益、創造社會福祉。
(二)高度重視金融安全問題,尤其是中國海外資產安全問題
伴隨着硅谷銀行、瑞士信貸等一系列銀行破產或面臨流動性風險,全球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大幅上升,中國海外資產正面臨嚴峻的安全問題,甚至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衝擊。因此,在外部風險事件尚且可控的情形下,必須高瞻遠矚、未雨綢繆,充分關注中國海外資產的安全性,有序推動海外個人資產和企業資產向粵港澳大灣區回流,並探索將香港等有條件的地區打造成為全球資本集聚和保護的高地。為了實現該目標,一方面,我們需要 「師夷長技以制夷」 ,以更為積極開放的姿態吸引國際資本,推動制度型、要素型開放,以及金融規則、標準逐步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香港需要在集聚全球資本中發揮更大作用。香港是全球領先的財富管理中心,也具備有國際競爭力的稅收優勢、高度自治的立法優勢以及離岸人民幣中心的貨幣優勢。因此,在全球資本亟需尋找新的避風港的背景下,同時也為了避免中國境外資產被西方國家收割,香港可以探索出臺專門的法律,參照瑞士的模式對境內外合法資產的安全性和隱私性進行保護,以此吸引境外資金向香港和內地中資金融機構集聚。
(三)將人民幣國際化作為逐步掌握貨幣自主權的關鍵抓手
人民幣國際地位提升和全球去美元化加速是大勢所趨,而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不是單純提升人民幣跨境交易結算的規模,而是使全球持有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包括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以及大宗商品等實物資產,就如同全球持有大量美債和以美元計價的石油一樣。只有這樣,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定價權才能得以提升,人民幣也才能逐步真正成為不可替代的國際貨幣。可以探索在大灣區範圍內全面推行人民幣計價,尤其是加強人民幣在香港金融市場發行、交易中的應用,從而使國際資本通過香港市場加大對人民幣資產的配置,提升對人民幣資產的交易結算需求。還必須用好現有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和香港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擺脫對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的依賴。同時,加強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加快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搶佔數字金融發展高地,並鼓勵 「一帶一路」 合作夥伴率先接入系統進行人民幣結算。
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需要找準幾個重要抓手
一是着力營造服務科技型企業全生命週期投融資的金融生態。在2023 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舉行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科技金融被擺在了金融五篇大文章中最重要的位置。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科技金融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重點發力 :
1. 打造融資租賃產業發展高地,切實降低科技型企業的融資成本。融資租賃作為三大融資渠道之一,對支撐廣東產業轉型、支持中小企業投融資和高科技企業創新發展、實現 「工業立省,製造業當家」 的目標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可以(1)統籌全省融資租賃產業佈局,集中優勢資源,強力推動政策實施 ;(2)圍繞製造業龍頭培育、引進一批金融租賃企業,各地區着力打造多家政策性融資租賃公司,推動形成融資租賃企業雁陣格局 ;(3)在規則和制度型開放方面率先破局,爭取使用全球相對更優和更具競爭力的稅收體系,系統構建對標國內外領先地區的政策體系。爭取在廣東各地區劃定更多綜合保稅區,享受優惠的關稅政策 ;(4)大力發展融資租賃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在省級層面成立大灣區融資租賃發展基金,鼓勵融資租賃企業通過境內外金融市場募集資金。
2. 豐富服務科技型企業的新型金融機構和業態。探索設立或推動現有銀行轉型組建地方性的政策銀行、全國性的科技銀行 ;充分發揮融資擔保機構為科技型企業提供增信服務的功能,並支持政府性融資擔保企業在大灣區城市間進行跨區域展業 ;大力發展投保貸一體化的新運營模式。
3. 大力發展知識產權金融。依託深交所科技成果與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的平台優勢,推動知識產權金融產品創新和業務模式創新,做大知識產權業務規模,在知識產權定價、交易和風險控制等方面樹立全球標杆。
二是以期現市場聯動打造全球綠色商品定價中心,做好綠色金融這篇大文章。聯合廣州期貨交易所和前海聯合交易中心,聚焦碳排放權、電力等重大戰略品種,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和綠色品種,推動在大灣區構建統一能源大市場。搭建現貨與期貨市場連通渠道,擴大大宗商品市場交易規模,並藉助香港交易所集團旗下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形成的東西配合效應,提升在全球綠色大宗商品定價中的話語權。
三是建立具有國際公信力的評級體制。缺乏有效的評級體系是制約人民幣產品國際化的關鍵因素,這一方面源於中國的評級體系缺乏國際公信力,必須依託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和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進行評級 ;另一方面,在美國經濟霸權的影響下,國際評級機構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而對人民幣產品進行不客觀的評級。因此,既需要積極引入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並探索採用國際評級標準進行產品評級,進而倒逼國內評級技術、評級能力的改進,又要加快培育本土的具有國際公信力的評級機構,逐步掌握評級市場的自主權。
四是聯合香港打造國際頂級的金融機構。推動香港中資金融機構和香港本土金融機構聯合大灣區龍頭金融機構,實現資源、技術、人才、管理制度等要素的全方位合作共享,着力打造多家國際一流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資產管理(財富管理)機構,在貨幣發行、首次公開募股(IPO)、財富管理等核心領域逐步掌握金融自主權和決策權。
五是探索資本市場國際化發展的新路徑。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樞紐功能,推動股票發行註冊制走深走實。
可以探索港交所與深交所交叉持股的方式,加強對港交所經營決策的影響,使港交所能夠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避免受到外部勢力的操縱。同時,探索深交所的公司制改革,便於港交所與深交所的交叉持股,通過股權的方式充分享受兩地企業發展紅利,更好對接全球資本市場。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國務院參事室主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座談會」,作者參加了座談會,並在「建設國際金融樞紐」專題中發言,此為發言整理。